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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六十华诞的盛大典庆之年，一系列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集中播映，唤醒了人们心中珍藏的红色记忆，再次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上个世纪那些烽火连天的激情岁月，《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兄弟叫顺溜》、《生死十日》、《解放》、《东方红1949》、《最后99天》、《冷箭》、《勇者无敌》、《建国大业》等优秀影视作品，往往以炽热的思想感情和精美的艺术表达给人以深刻的价值启迪和深切的美感享受，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 近期播映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最为重要的思想主题就是对于“信仰”的强调。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因为千千万万革命志士具有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坚定信仰，方才能够不惧牺牲、献身革命，“甘洒热血写春秋”，从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初，众多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革命者献身信仰的光辉姿态，在引导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书写了民族精神历史之中充满华彩的段落。 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高速展开的市场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使部分群体在新的时代逻辑中迷失了价值方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正是此种价值迷失的典型体现，反映在文艺创作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种种颠覆主流价值、亵渎革命英雄的恶搞、媚俗之作的出现。事实上，社会需要正面价值，观众渴望信仰激励，正因为如此，近期播映的以“信仰”为核心思想主题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才能获得广泛的成功。 在电视剧《潜伏》中，主人公余则成出场之际，只是一个具有小职员、小市民心态的小人物，他渴望与所爱的人在一起，拥有平常甚至庸常的幸福，这也正是近年来所谓“回归日常生活”的文艺作品所钟爱的主题。然而，在一个普通人的权利往往被忽视、被剥夺的普遍黑暗时代，余则成的庸常心愿只能是一张充满稚气的画饼，他瞬间便被抛入最为险恶的时代漩涡并几乎丢掉性命，劫后余生之际，他终于突破了“小我”的意识迷障而得以透视社会与历史的真相，毅然背叛了他一直依附其上的罪恶政权，在确立革命信仰之后，开始了谱写英雄传奇的光辉之旅，并终于成长为“人民的功臣”。 此外，杨立青（《人间正道是沧桑》）、周啸天（《勇者无敌》）、刘前进（《冷箭》）等革命英雄，无不因其坚定的信仰而散发着无穷的精神魅力，既激情复现了革命历史的本真，也引导着当代社会个体信仰意识的生成。 二、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历史，这一思想主题在建国初期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中已经获致反复讲述。例如，在《闪闪的红星》、《红日》、《风雨下钟山》、《大决战》等影片中，表现根据地、解放区军民鱼水情的动人场景是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此类场景通常具有革命论述的价值支点意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民主、“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历史判断。 然而，值得格外指出的是，上述作品将“民”着重表述为根据地、解放区的“农民群众”，从而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有所忽略，对于人民民主的价值阐释也稍嫌“意犹未尽”。就近期播映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而言，最为值得称许的地方就在于该类作品往往拓展了投向历史的镜头视域，表现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描绘了更为全面的“民”的构成，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把握“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涵。 不可否认，三万万农民是当时中国最为广泛的民众群体，是“民主”价值得以确立的最为深厚的基础，所以，在当前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影视作品中，对于根据地、解放区军民鱼水情的表现依然是重要的叙事内容，是氤氲在革命记忆中历久弥新的情感底色。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坚持多党合作，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内容，也在当前众多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获得了有力的表现。根据史实拍摄的影片《建国大业》着重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民革以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合作，在充分吸取民意的基础上确定自身政治、军事战略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才能天下归心、无往而不胜，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此外，《潜伏》、《解放》、《最后99天》等电视剧也都以或多或少的篇幅叙述了共产党人为争取各民主党派人士召开新政协、实现民主建国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拓展关于人民民主的价值论述，既透视历史，也呼应现实，体现了强大的思想穿透力。 三、亲情伦理 亲情伦理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所以，《论语》有言：“孝悌也者，岂为仁之本与？” 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亲情伦理、家庭观念往往是社会主流话语的批判对象，可是，既然当代社会依然以“家庭”为基本细胞，那么传统文化关于亲情伦理的价值内容，作为华夏先民千百年家庭生活经验的理论结晶，必然具有某些值得正面肯定的向度，可以引入当代社会文化的价值建构之中，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封建礼教”、“家族制度”予以全盘否定。可以看到，这一判断得到了当前革命历史影视创作的自觉体认。 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仁、杨立青兄弟二人在经历了大革命风潮后分别加入国、共两党，从此踏上截然对立的政治异途。不过，兄弟二人有意回避正面的生死对决以保全兄弟亲情的行动选择，却能够获得叙事的宽容与认可。剧作最后一幕场景特写面朝大海的杨父墓碑，仿佛逝去的父亲正以交织着责备与慈爱的温情目光，默默眺望着远离故土亲族、飘零台湾的杨立仁。这道目光，以杨立青之言，是“给眷恋一个理由，给回归一个机会”，由此，血浓于水的亲情伦理成为叙事的价值基座，并最终被表述为推动祖国统一的内在情感动力。无独有偶，电视剧《最后99天》也围绕分属共产党、国民党的兄弟二人肖昆、肖鹏展开叙事。作为共产党员的肖昆始终以兄长博大宽容的亲情之爱，感化与挽救踏入政治与人性双重迷途的弟弟肖鹏，并最终消除了肖鹏心中的仇恨与怨毒，使其以生命担当的方式实现了灵魂的救赎。 以批判继承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上述将亲情伦理写入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应当说已经在此文化实践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情节与人物 对于影视作品而言，无论何种深刻的思想主题，都必须依托于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唯其如此，才能在深深吸引观众的基础上深刻作用于观众的意识，春风化雨、寓教于乐，否则，就只能是令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枯燥说教，无法实现价值引导功能。就此而言，当前热映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正因为在上述两方面都处理的较为理想。 首先，就情节而言，既有《建国大业》、《解放》、《北平战与和》等作品根据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实，以重大历史事变自身的曲折性、复杂性、戏剧性安排故事情节；也有《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作品背靠大时代历史风云，以虚构性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营造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有《潜伏》、《东方红1949》、《冷箭》等作品在惊心动魄的谍战谜局中，展开环环相扣的精彩故事情节，等等，无不令人欲罢不能。 其次，就人物形象而言，余则成（《潜伏》）以儒雅憨实的举止言行掩饰其果断精明、坚强热忱内在品质；顺溜（《我的兄弟叫顺溜》）质朴单纯倔强而又能敏锐洞悉日常事实的深刻本真；刘亮（《生死十日》）成熟稳重坚毅而不失灵动与机巧，等等，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这一个”。 正是依托生动的故事情节与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所传达的种种正面价值才能在观众赏心悦目之际作用于其深层意识。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层面。进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可以看到，近期播映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往往能够将正面价值寓于优美形式，很好地达成了文化产业的双重目标，成绩值得肯定，经验值得总结。 （作者安徽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副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 原载：《安徽日报》2009年11月4日文艺评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