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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受到普遍崇拜者，莫过于孔丘和关羽。孔丘是儒家鼻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孔丘之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本是情理中事。关羽是三国名将，但三国时英雄辈出，名将如云，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将领更难以计数，何以唯独关羽能超拔于历代名将之上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直并文宣归圣域”，被尊为“武帝”而与“文圣”孔丘并驾齐驱，明清时期供奉关帝的“武庙”甚至大有超过供奉孔夫子的“文庙”之势。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入探寻。 一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就忠义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建安五年为曹操所擒，曹操礼之甚厚，初拜偏将军，在刺杀袁绍大将颜良后，又表封为汉寿亭侯。但关羽不为所动，在“立效以报曹公”之后，“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就勇烈而言，他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然而，他也有心高气盛，不能隐忍的缺点。辱骂求婚的吴国使臣，轻侮南郡太守糜芳、将军博士仁等，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原因。因而陈寿评论他“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同时也指出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 陈寿对关羽的认识与评价代表着晋人认识与评价关羽的基本倾向。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这时还没有被神化的迹象。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只是丰富了陈寿志传中的一些细节，补充了“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等材料，也无神化关羽的只言片语。自晋迄梁，有关三国人物的故事传说颇多，时人多有记述，如晋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殷芸的《小说》等，都载有三国人物故事，但均未及关羽，说明关羽在这一时期还没引起世人瞩目。这一时期尽管有些武将也曾以关羽的勇烈相期许，但那只表明他们认可关羽的“称万人之敌”，并不表示他们崇拜关羽的人格。 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梁末有“陆法和假神以虏任约，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的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智剀禅师至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智剀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至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见《秋镫丛话》）。这自然是佛教徒编造出来以神其教的谎言，但由此可见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荆州等地的人民神化，不然，智剀也不会利用关羽来神其教了。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剀奏请在玉泉山建寺， 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有关羽遗庙。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智剀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于是成为佛弟子。智剀为天台宗创始人，由于智剀的弘扬，关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甚高。入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封赠，关羽神灵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引元代诗人张宪诗云：“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似乎元代已加封关羽为帝，惜史籍无考。有案可稽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俨然成了君临一切的上界天神和人间帝王。 由于朝廷推崇，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在明代也掀起高潮。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著名思想家李贽说：“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关王告文》）孙承宗也说：“凡今之细民不习孔氏，而大人不佞佛，然罔无畏爱公。如其习孔氏而佞佛者，殆如日然，天下各据其心所愿以享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公也！”（《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多有损革，而对明代统治者尊崇关羽的做法则予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从清世祖封赠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起，历代均有加封，以致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在民间，关羽崇拜现象比明代愈演愈烈，祭祀关羽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进行着，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乔庭桂《修志有感》）。连被明代李东阳称颂为“一方烟火无庵观，三代弦歌有子孙”的孔子故里，在清代也为关羽立庙祭祀了。武庙中一副对联说得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对关羽的崇拜的确超越了宗教、历史、阶级等等限制，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二 关羽自梁、陈之际才开始受到世人瞩目，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魏晋至隋唐，中国政治有一个从门阀政治向世俗政治发展的过程。从魏文帝曹丕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用制度的形式保证了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历西晋、东晋、宋、齐、梁各朝，门阀士族操纵政治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所谓“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人们的社会地位常常不是由他们的才能和德行来决定，世人所崇拜的往往是门第和族姓，谱牒学在这一时期盛行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魏晋时期，由何晏、夏侯玄、阮籍、稽康等标举的名士风流，固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名士们的不同生活态度，但它实际上仍然是门阀政治的文化表现，代表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当时为社会所关注和受到社会尊崇的人物，包括这些风流名士，都是士族子弟，象关羽这样出身低微的历史人物自然不会引起社会上层那些控制社会舆论的人们的注意。 南朝后期，士族门阀政治开始发生变化。齐、梁时期，中层阶级参与政权，透视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长的新信息。从梁末开始，士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逐渐减弱。到陈朝时，士族势力受到打击，寒门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南朝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门阀政治让位于世俗政治已是大势所趋。自隋文帝开始试行分科取士，至唐形成制度，世俗政治才得以在制度上被确立。世俗政治不重门第而重功名，个人的才能事功成了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身为亡命之徒而能凭藉义勇辅佐刘备成就帝业，并受到诸葛亮称赞又使曹操畏惧的关羽，自然为时人所敬重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从南朝后期开始，庶族地主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隋唐之际，庶族地主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唐代中叶，官田锐减，均田制被破坏，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全面取代士族地主土地私有制，世俗政治最终取代门阀政治正是建立在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宋代实行契约租佃制，改变了以前身份性地主着重对农民实施人身束缚的做法，转成以经济剥削为主、超经济的人身强制为辅，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世俗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依靠门第出身寻求个人发展的政治热情。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地主经济和科举制与庶族地主经济的联系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门第观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龙崇拜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关羽的沉浮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不过，关羽被社会所重视并不必然被社会所神化。关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关羽神化首先发生在荆州，这与荆州人民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州人民对关羽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羽后期一直镇守荆州。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治军爱民，保境拒敌，带来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对于他的突然壮烈遇难，自然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更加怀念关羽的忠义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灵不泯，希望他的神灵继续庇护一方生灵。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产生，自发兴建的庙宇出现了，自觉的祭祀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局限于一地的民间习俗在门阀政治时代是不会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其社会影响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时代，这一习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业的普通人们的情感共鸣，关羽显灵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推动关羽神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来自宗教，特别是佛教。佛教自东汉明帝始传入中国，先在社会上层流行，后来才向全社会扩散。自汉末至魏晋，佛教徒在积极翻译介绍佛教经典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然而，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佛教译经大师，整理了许多教义教规，但始终没能形成本土化的佛教教派。陈隋之际诞生的天台宗，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教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剀以其佛学家的宗教敏感，充分认识到关羽显灵的传说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意义。这位在荆州华容（今湖北省潜江市西南，属荆州地区）出生并长大的高僧把荆州人民十分崇敬而又能体现社会政治转型期的时代精神的关羽请进佛门，使关羽成为佛弟子，既突出了天台宗这一教派的中国特色，又仍然保持了这一教派的浓厚宗教色彩，为佛教的本土化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智剀可说是使关羽神化和宗教化的一个关键人物。天台宗之后，禅宗在推动关羽神化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核心人物是神秀。北派禅宗创始人神秀在蕲州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双峰山东的冯墓山跟随五祖弘忍参禅多年，后又在荆州当阳大通禅寺传法二十多年，既切身感受到荆州一带的人民对关羽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又从他们崇拜关羽的文化期待中领悟到普及佛教的途径和方法。他对关羽的礼敬既扩大了其教派的群众基础，又巧妙地普及了宗教教义，实在是高明之举。而禅宗在唐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且最为大众化的佛教宗派，关羽神灵被北方人民所敬仰和崇拜发生在中唐以后，这里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关羽依靠佛教势力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宗教性崇拜，佛教也利用关羽完成了它的本土化与通俗化。 如果说隋唐时期关羽主要依靠宗教力量扩大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影响，那么，宋代的关羽则主要依靠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封赠提高其政治地位，从而加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宋代积贫积弱，长期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侵扰，一次次失败带来一次次屈辱，而最高封建统治者又不能励精图治，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而难以自保时，便请出关羽来号召群众。他们当然不会去进行关羽显灵保护人民之类的宣传，而是要求人民以关羽为榜样，忠义勇烈，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宋徽宗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即是明证。北宋郑咸在《元祐重修庙记》中说：“方汉之将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据中原，虎视邻国，谓本初犹不足数，而况其下哉？独先主区区欲较其力，而与之抗，然屡战而数败矣。士于此时，怀去就之计者，得以择主而事之。苟不明于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南宋南涛在《绍兴重修庙记》中也说：“王当汉末，天下扰攘，因遇蜀先主，为左右御侮之臣。王忠义勇烈出于天性。每摧锋破敌，所向无前，后世虽牧竖田夫，无不知其善战：此一端耳。初曹公之得王也，拜为偏将军，礼遇甚厚。及刺颜良于东郡，曹公即表王汉寿亭侯，优加赏赉。虽蒙曹公厚恩，王终无久留之态。此其去也，尽封宝货，悬印绶，拜而告辞。此忠义大节，又非战勇可方。”这些议论，联系两宋的周边环境和国内政局，不难明了朝廷推崇关羽的用心之所在。当然，这些忠君御侮的思想中也部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国势振作、生活安定、天下一统的善良愿望。至于金元作家对关羽忠义的赞颂，则大多表现了作者们希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如金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盛赞关羽“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元郝经在《重修庙记》中强调“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等等，便都是从政治层面来强调崇拜关羽的意义，表现了人们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热切期盼。 三 明清时期，关羽崇拜达到巅峰，这与《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开篇，表明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对“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展示了一个既集中传统道德精华又能为明清时期的人们所认同的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必然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毛宗岗在评论关羽形象时说：“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拜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风光。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应该说，毛宗岗的评价是全面而深刻的。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 “义”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中是一个涵盖面最广因而也是最不确定的概念。按传统的理解，“使物各得其宜”便是“义”。朱熹解释“义”为“事之宜”或“天理之所宜”，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却成功地满足了社会上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关羽俨然成了“义”的化身，也即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有一段誓词，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例如，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关羽的这些义举，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有可能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正因为关羽身上综合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所以人们崇拜关羽的目的也就不尽相同。据明代出版的《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关羽在明代显灵事例，就有劝忠劝孝、杀敌御侮、惩恶扬善、救助商贾等等内容。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冲击，而要求加强社会交流、扩大社会联系的思想得到发展，朋友义气受到下层群众的普遍欢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能够“使君臣劝忠，朋友劝义”（李贽《关王告文》），而“朋友劝义”无疑是关羽形象最能打动普通群众的地方。人们赞赏桃园结义，主要不是赞赏关羽对刘备的忠诚，而是赞赏刘、关、张三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肯定他们的兄弟之亲，手足之情，以及生死与共，始终如一。即所谓“公与昭烈，谊同兄弟，誓结死生，苟利社稷，遑论其他？”（孙承宗《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李贽《谒关圣祠》）。人们之所以这样欣赏关羽的义气，正反映出明中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寻求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以应付激烈的社会竞争及各种突然事变的普遍社会心理。刘、关、张没有铜臭味的桃园结义对世俗生活中的重利轻义行为也是一种反讽，自然为世所重。李贽便尖锐指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过桃园谒三义祠》）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和会党结社也利用了关羽的影响，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义气相激，成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流传甚广的白莲教便信奉关羽；三合会“各公所均祀关羽，每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其忌日，以五月十三日为其生诞，皆庆祝”（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哥老会的“开山式”，于会场中挂关羽神像予以礼拜……由于这些宗教和会党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关羽崇拜也被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封建统治者推崇关羽，显然与普通百姓的目的有别。例如明万历年间朝廷极力推崇关羽，便与九边战事特别是辽东威胁有关。辽东边防的巨大压力，使最高封建统治者感到了政权的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推崇关羽，强化将领的忠义之心，鼓舞士卒的勇烈之气，以稳定边防，维持其统治。缪天成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作《关王庙记》中便说：“公（指关羽）之智在生前已严正伪之辨，公之智在后世必明战守之宜。我辽海为神京在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无所矜式，远近属国，非公之威灵无以震摄，况锦尤边境要冲乎？故卜城西胜地，襟山带水，筑庙安公，以为一方保障。”显然，锦州府所建关庙正是贯彻了政府的政治意图。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也同样有其政治原因。据《缺名笔记》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即《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州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为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于信仰剌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也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当然，把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说成仅仅是为了羁縻蒙古似乎过于狭隘，其实，他们提倡关羽之“义”也是利用了“义”的多义性以及关羽在汉民族中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样有羁縻汉人的意思。推崇关羽在清代政治中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利用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达到的。 关羽崇拜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一千多年来，它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或更新着自己的内涵。直到今天，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尽管大陆的关羽崇拜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与规模，但对关羽崇拜者实在不乏其人，有不少地方恢复或重建了关庙，关公神像也颇受群众欢迎。海外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羽的热情不减，关庙在东南亚各国仍很普遍，这一切无不说明，对于关羽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文化意义。我们只有搞清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以利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