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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即便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也决不放弃尊严；或者宁肯舍弃尊严，也愿意选择丰衣足食的生活。前者，我们常常称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后者常常被我们称为行尸走肉、苟且偷生。然而，事实上，在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人们选择后者很可能会高于前者，只是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也许并不会遭遇到如此极端的二难选择而已。然而，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中，瞿皓明却被放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境遇中，考验和展示了他伟岸的人生价值观：一个人可以放弃快乐安逸的生活，但是决不能放弃一个人身份的尊严。 这是一个以瞿皓明为主人公的故事。瞿皓明的公开身份曾经是国民党第92军情报处副处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解放军二野川南情报员。但是，由于单线联系的特殊性，在全国解放以后，瞿皓明的解放军情报员身份却不能得到证明，同时他还面临着来源不明的各种诬告和阻挠，使他每一次接近身份真相的努力都化为泡影。在电视剧中，瞿皓明以几十年的寻找自我身份的坎坷经历，用一名共产党人的行为和信念为自己作证。 正因为这样一个故事，《身份的证明》被看作是电视版的《集结号》。除了它们的第一号男主角都由张涵予主演以外，它们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则是表现了战争年代的残酷所带来的偶然性造成的主人公政治身份的丢失、甚至误解。他们都用毕生的努力来找回自己的政治身份。两部作品甚至在故事框架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前半段是建立主人公政治身份的英雄正剧，而后半段是丢失政治身份后主人公恢复自我的英雄悲剧，最终以英雄正名作为价值归宿，讴歌了主人公对身份尊严的坚持，从而呈现了一种不为普通的物质利益和通俗意义上的生活幸福而生，而是为个体的尊严和精神的信仰而活着的崇高价值观，从而帮助我们超越世俗、超越功利，获得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 历史的变化发展，都以无数个体的牺牲和付出为代价。而且，历史的每一个脚步，都可能造成个体本身的被淹没或被遗弃。历史学往往关注历史脚步，而艺术则更多地关注历史脚步的巨大脚印下那些无数有名和无名的牺牲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的证明》选择的是从人性的艺术的视角来表现当代中国宏大历史中的一个普通个体。当然，当用这种个体视角来审视历史进程的时候，这一视角往往可能引起宏观历史视角的质疑。历史会担心这种个体价值的弘扬会消解某些历史意义的建构。这种视角的差异，可能会提醒我们，经典论述中曾经所要求的“历史的”与“美学的”统一，也许，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达成的目标。 《身份的证明》因为是长篇电视剧，故事的容量当然比《集结号》大了许多，人物也复杂了许多，历史跨度也长了许多。从前半部的谍战剧到后半部的反特剧，充分体现了从《誓言无声》开始，编剧钱滨、易丹这一对“黄金搭档”在悬疑、谍战类型方面的特点：善于讲故事，善于编情节，善于造悬念，善于设冲突，善于藏玄机，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其中，瞿皓明与李天纲之间的复杂感情，他们二人与韩苓、叶玉瑶之间的“四角关系”带来的故事和情感的黏合性，也增加了电视剧的叙事魅力，而最终向德福“变节”真相的暴露，更是在观众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也深化了人性刻画的深度。向德福最后告诉瞿皓明：你用身体背了30年的身份包袱，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身份背了30年的包袱……这是全剧的情感高潮——这一对人物关系的设计，显示了本剧在人文深度上的开掘，也显示了一部商业类型剧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品格。 一般来说，悬疑类型剧的封闭与现实时代剧的开放，在艺术规律上，往往是很难弥合的创作难题。《身份的证明》依赖一些巧合、伏笔和偶然，以及两代人的密切联系来保持人物、情节、故事上的紧张感和一致性，一方面显示了创作者的艺术智慧和创作能力，另一方面也显出某些段落和情景的勉强和人为。几个主要人物之间以及他们子女之间爱情、友情故事，以及一直蒙受不白之冤的瞿皓明与变节投敌后不能自拔的向德福之间的半生较量，既带来了戏剧性的冲突，也造成了真实感的摇摆。类型剧与现实剧两种形态的融合，为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众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尽管《身份的证明》在镜头组织上有时似乎略显冗余，画面信息还可更加饱满，但整部电视剧表演准确，环境逼真，节奏流畅，显示了较高的制作水准。对于具有悬疑特点的类型剧来说，制作和创作上的逼真感和节奏信息的紧张感，往往是观众的一种自然的心理预期。在这方面，许多以谍战、战争、警匪为题材的所谓类型剧，并没有从观众真正得到对一种类型剧的认同。《身份的证明》在近年来同类电视剧中，既显示了自己的艺术水准也显示了制作水准，当然，更显示了一种对历史和人性悲天悯人的关照，自然应该受到人们关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