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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对于儿童奇幻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出现了大获成功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和《指环王：魔戒现身》，这两部电影改编自同名的幻想小说，掀起了儿童奇幻片的风潮。 紧随其后的是根据C.S。刘易斯的现代幻想作品《纳尼亚传奇》系列改编的《纳尼亚传奇》(2005年)，该片于2008年推出续集《纳尼亚传奇2：凯斯宾王子》。《纳尼亚传奇》被认为是“低龄版的《指环王》”，成为继“哈利·波特”之后第二个儿童奇幻片系列，该系列的第三部和第四部也计划于2010年和2011年相继推出。被卷入风潮中的影片还包括2005年重拍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环球影业的《魔法保姆麦克菲》；2007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光明追捕手》(The Seeker: The Dark Is Rising)和《玛格瑞姆的神奇玩具店》(Mr. Magorium's Wonder Emporium)等。这些影片与“哈利·波特”系列影片和《纳尼亚传奇》共同构成了儿童奇幻片的重点序列。 和童话片的教育主题、科幻片的家庭伦理主题相比，儿童奇幻片的主题指向幻想世界中的生命意识。同时，在儿童奇幻片中幻想超越了童话的界限，摆脱了科学的束缚，幻想世界与真实世界密切贴合，以华丽、精致的视觉风格形成了儿童奇幻片独特的影片样式。儿童在具备主体性的基础上，从以往的被教育者、被追逐者，转变为更具力量的拯救者形象，成为新身份的儿童。 死亡与重生的博弈 从《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死亡和重生在奇幻时期的儿童奇幻片中便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儿童奇幻片以此为基础在幻想世界中探寻生命的价值。死亡，再通过某种新的方式重生，成为人们在意识中对抗死亡的最后出口。在儿童奇幻片中，死亡和重生进入文本深处，成为最深层的主题。 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哈利·波特的身份首先是通过“大难不死”而确定的。哈利·波特的父母在与邪恶巫师伏地魔的战斗中死去，可还是襁褓中的哈利·波特却得以幸免。婴儿哈利作为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个体挣脱了伏地魔带来的死亡阴影，成为对抗死亡的胜利者，哈利因此而蜚声魔法界。正如麦格教授所说：“他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孩子，我们世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认识他。”而作为生命对立面的死亡象征，伏地魔施在哈利·波特身上的杀戮咒反而弹回去，让伏地魔的身体消失了。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结尾，当哈利·波特与附身在奇洛教授身上的伏地魔面对面时，发现消失多年的伏地魔在失去身体之后只剩下了影子和蒸汽，只能和别人共用一具躯体。对身体的缺失令伏地魔疯狂地寻找可以制造长生不老药的魔法石，希望魔法石能够帮助他重新获得完整的生命。 “哈利·波特”系列整个故事建立在伏地魔重生的欲望之上，并要彻底地除掉哈利·波特——这个曾经让他死亡而且在预言中将把他最终埋葬的男孩。可以说“哈利·波特”系列的整个故事就是伏地魔和哈利两人对于死亡的抗争过程，伏地魔的名字Lord Voldemort正是对这种主旨的最好注释——Voldemort在法语里就是“飞越死亡”的意思。在长达七部的系列作品中，其核心主题正是死亡与重生——伏地魔要重生，而哈利要从伏地魔带来的死亡中逃生，在“哈利·波特”中生存与死亡直接对峙，形成了基本的主题。 在《纳尼亚传奇》中，死亡和重生的主题通过狮王阿斯兰得以完整地体现。皮芬家的四个孩子——彼得、苏珊、爱德蒙和露西因为发现了魔衣橱而进入了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纳尼亚王国。这时的纳尼亚正被邪恶势力所笼罩着，千年不死的白女巫贾迪丝用暴政统治整个王国，把纳尼亚变成一片常年寒冬的冰天雪地。而在纳尼亚的古老预言中提到有四位“亚当之子”和“夏娃之女”将结束她的邪恶统治，因此当女巫知道有四个人类孩子来到纳尼亚，就决心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纳尼亚正义的精神领袖——狮王阿斯兰，在失踪多年后也再度现身，一来到就让春阳融了冰雪，纳尼亚大地重新生机盎然。海狸夫妇带着彼得、苏珊和露西来晋见阿斯兰，承担起收复纳尼亚的重责大任。 《纳尼亚传奇》改编自C.S。刘易斯发表于1950年至1956年的长篇系列小说，在故事中，存在着多处宗教性的隐喻。狮王的死亡和重生明显地指向基督教中耶稣基督的牺牲与复活。在《纳尼亚传奇》中，狮王阿斯兰的选择是以顺应命运的指示为前提，这样的牺牲换来了他的重生，阿斯兰最终带领部下和孩子们一起打败了白女巫，拯救了纳尼亚。而这也显示出在儿童奇幻片的死亡和重生的主题中，蕴含着的另一重生命主题：命运和主体性。 命运与主体性的角力 在人的生与死之间，存在着命运。与命运相对的，是人作为理性生物的主体性。人通过对世界的能动关系体现这种主体性。 哈利因为命运而失去父母，但也因为命运成为魔法界的希望，在哈利身上同时承载着命运给予他的压力和动力。在影片中，哈利和伏地魔虽然是敌对的双方，却同样受到命运的挤压。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哈利和伏地魔为了争夺藏有他们两人命运完整预言的预言球而战斗，这正是哈利和伏地魔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他们对命运感到不满，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必须了解真相，主宰自己的命运。 与“哈利·波特”相比，在《纳尼亚传奇》命运和主体性的角力中，对孩子们来说，命运占据了主动的位置，而白女巫的反抗则成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当孩子们来到纳尼亚，听说了古老的预言之后，他们被命运所带来的责任和挑战所鼓舞。但爱德蒙并不以为然，他被白女巫引诱，背叛了兄弟姐妹。在影片中可以看出，命运的轨迹是按照传统的正义和道德所划定的。在儿童奇幻片中，对命运的设置沿袭了价值判断，正义与邪恶的交战，被命运预言了决定性的结局。 同样的角力在2007年拍摄的《光明追捕手》中得到延续，一个普通的14岁男孩威尔被卷入了发生在“光明追捕手”与来自于黑暗的邪恶“骑士”之间的世纪之战中。在现实中一直很平凡的威尔从格雷索恩小姐的口中惊闻自己竟然是“光明追捕手”的最后一支血脉，那是一群发誓要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与黑暗力量做斗争的战士，可如今这些勇敢的人都被时间的洪流所埋没，威尔则成了惟一的希望。威尔接受了自己的任务，去寻找被时空隐藏起来的六个将光明力量封印起来的标记。在影片中，威尔同样选择了遵从命运，他的主体性体现为自我判断和自我决定，他决定为光明服务，最后终于拯救了世界。 回到人类之初寻找力量 这些儿童奇幻片中，以表现幻想世界中的生命意识为主题，以华丽、精致的盛宴式视觉风格作为主要样式，传达出在机械复制的异化时代对原初人性的深切之爱。 在儿童奇幻片的风潮中，“哈利·波特”系列和《纳尼亚传奇》为儿童幻想电影带来了新身份的儿童形象。儿童不再是童话片中受教育的对象，也不是儿童科幻片中被追逐的目标，他们具有更强的主体性，敢于面对自己的命运，同时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哈利肩负着除掉伏地魔、拯救魔法界的使命，而彼得、苏珊、爱德蒙和露西则承担着解救整个纳尼亚王国的任务。在此后的《光明追捕手》中，儿童拯救者的新身份被继续巩固。在儿童身份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地位的不断提高，从被成年人教育，到与成年人较量，再到转而拯救成年人，儿童从被成年人塑造的理想转变为救赎成年人的希望。而叶舒宪在《神话意象》中认为，“哈利·波特”系列的意义在于通过魔幻主题的弘扬体现对现代社会的反叛、对片面发展的高科技和市场社会的不满，通过主人公亲戚一家平庸而冷酷的刻画，表达了对市场社会金钱至上价值及其人性扭曲作用的强烈批判，是要用魔幻想象的世界来抗衡物欲横流的精神世界。 美国学者查·阿尔特曼认为，每一种电影类型都是把某一种文化价值与另外一种文化价值对立起来，而这些价值正好是被社会忽视甚至被特别诅咒的。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综合体能够实现一个虚幻的梦，这也使观众能表现出被禁止的情感和欲望。儿童奇幻片作为电影的梦境，通过儿童的视角，满足人们对于自由而具有诗意的幻想世界的向往，使人们得以宣泄对现实生活的愤懑和不满。儿童奇幻片对于观众，正如“哈利·波特”中的那面魔镜，每一个人都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渴望，就像影片中邓布利多所说的那样，只有世上最快乐的人，才能在魔镜中看到自己的面貌，魔镜并不能告诉我们知识或真相，却能反映出我们内心最渴望的事情。 儿童精神生命的价值在21世纪初通过儿童奇幻片焕发出新的光彩。影片中对儿童拯救者新身份的设置，重新展现出对于儿童精神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在“儿童”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英国的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曾经在名为《彩虹》的诗中将儿童称为“成人之父”，而蒙台梭利在《有吸收力的心智》中进一步对此进行了阐述：“儿童不是一个事事依赖我们的呆滞的生命，好像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填充的空容器。不是的，是儿童创造了成人；不经历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对儿童精神生命的热爱从根本来说是对“最初的人”的热爱。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