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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苑里的一朵奇葩，它曲调爽朗质朴、结构独特多变、语言鲜活丰富，节奏自由、易于传唱，真实地反映了客家人民的情感世界和现实生活。本文仅从文艺理论的叙事原理来分析客家山歌的文学内涵，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先民迁入山区而产生且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的观点。 一、悖语意味 悖语是矛盾关系的表达方式，它在二律背反的组合中强化单向度思维，且以荒谬的内涵加以排逐，从而突现表达的意念。举例而言，“红花配绿叶”这是谐语、雅音；“枯枝结鲜果”则是悖语，它展示矛盾语境，只能在逻辑意义上指向否定和“不可能”。客家爱情山歌中悖语的运用是较多的，而且大都集中在相恋和誓语中，诸如——— “生不丢来死唔丢，除了老鼠变泥鳅， 除了马牯生牛角，除了桃树打石榴。” 这种起誓方式是运用矛盾的假设关系，即如果悖语矛盾得以实现，那么这誓愿也就不成立，反之，悖语是荒谬的，不实现誓语谎言也是不可能的，从而强化了誓语的坚定性与矢志不渝情怀。 1.悖语在客家情歌起誓中的运用，它从另一侧面表现了客家男女青年的爱情价值观和婚恋情调 客家人重情守义，对待婚恋则重挚情，以致于迷情渐乱—— “想妹想得发了癫，高山蒙蒙看成烟， 鸡公打鸣当狗吠，八月中秋喊过年。 天晴朗日着蓑衣，六月伏天盖棉被， 九冬十月摇蒲扇，实在想妹想癫哩。” 这里以悖语方式在荒谬的逻辑环境中，将生活事理错置的方式来摹绘情郎迷恋小妹的心理状态，一种浓艳醇宜的情态表览无遗，真情也由此闪现出来了。相近的如《偏要同郎共凳坐》—— “肚饿偏要唱山歌，刀利偏要石上磨， 唔怕爷娘来打骂，偏要同郎共凳坐。” 其坚贞而行的品格就像“青草唔怕六月霜”，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直至日思而夜想—— “辰时想郎食清早(早饭)， 手软脚懒像病了， 食饭当得嚼石子，食酒就像吞药烧。” 这种相思之情如得以亲尝而备感慰藉，则“哥妹相恋心里甜”，内心的无限愉悦而堪称得意而忘形——“蒸酒唔要放酒饼/炒菜唔要放油盐”，适其时，男女相怡自得之际便也不免如山伯英台对誓，效张生莺莺之法而盟愿，诉求今生恩情永不断，除非“柑橘结石榴”，除非“马鞭生嫩笋”，否则就要“鸟为青山死在岭，鱼为清水死在河”而永不相丢。 这种悖理誓语表明的爱情价值观在古代也是很早就有的。汉乐府民歌《上邪》就奠定了此种模式：“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海枯石烂、山崩铁浮都是不可能的，在此种不可能事象转化为现实时，“乃敢与君绝”。而一旦“闻君有他心”也就无需挽救，决然“拉杂摧烧之”，甚至“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汉乐府民歌《有所思》)客家恋人对情起誓时的态度与心理是与此契合的，其坚固的守恋动机正体现出其内在的价值判断。当然如一方有异心则也完全可以“拉杂摧烧之”而建立新的真正的情谊，常言“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火”、“天涯何处芳草”即是也，他(她)们自有超脱的办法—— “冇你石炭会烧柴，冇你渡船会搭排。 阿哥种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栖身来。” 2.客家情歌中的悖语负载着客家恋人的独特生活情调和爱恋趣味，这靠生活事理的错置或夸张变形来完成 例如： “因为想哥想坏伢，清早洗脸手拿鞋， 夜晡洗脚拿火盆，拿把剪刀去斫柴。” “因为想你想得多，扛把斧头去割禾。 湖洋田里挖冬笋，火烧岭上捡田螺。” 这种“缘木求鱼”行为的产生是因为“想你”，相思恹恹而不得排解的心理几近于痴迷而疯，可见其情之炽烈与执著。这也是客家人恋情方式的直白吧！ 3.客家情歌的悖语当作情歌风格的一种，表明了固守不渝的恋爱心态，其来源是与客家人誓语、咒语有联系的，与客家山歌中的《翻搭歌》更有相似的一面 翻搭，即“反答”，它对没有道理的事象的否定来达到肯定的答案。如其中有一首《翻搭歌》是这样的： “唱歌要唱翻搭歌，风吹石头滚下河， 冬水田里摘木梓，高山岽上捡田螺， 侄子倒比阿叔大，先做爷佬后做哥， 莫哇翻搭冇道理，亲眼得见理就多。” 这首歌中所列举的事象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也难亲眼见到，日常的生活事象仍然是平凡的、常理的，否则的话“高山岽上捡田螺”无异于一则神话，所以唱歌要唱翻搭歌，只是滑稽以娱而已。而客家情歌悖语正以此对所持操的情感作了肯定的回答，其语势、情趣也便从中体现出来了。 二、非逻辑的想象 想象的出发点是对人类所未有事象的虚构或是时空错位的虚拟组合，但其基础则是现实的，否则与梦呓无异。在众多的童话文学或幻象世界中，想象的运用又是非常普遍的，然而在客家童谣中却有一类想象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试举数例为证： “烟、烟、烟上天，铜锣转、丝绸边， 两个鸡鸡对花边，花边薄薄， 老鸭挑水桥上过，猪劈柴、狗烧火， 猫子上灶咚咚坐。”(《烟上天》) 这则童谣中“老鸭挑水”、“猪劈柴”、“狗烧火”都是现实生活中反逻辑的。这异象从何而来?靠想象。客家少儿少女在薄暮时分焚烧垃圾时，兴许围成一圈，蹦蹦跳跳地唱起有关以“烟”为题材的童谣。烟，即焚烧物所产生的烟雾、烟圈，靠天真的超常想象，它在幼童心目中就像铜锣翻转、丝绸花边，然后进一步插入虚拟的现实境界，以语篇的拟人化方式虚构出“老鸭挑水”、“猪劈柴”、“狗烧火”，“猫儿咚咚灶上坐”等和谐的农家生活图景，这也就是幼童心目中的艺术化了的“第二自然”，在这里“想象的艺术”也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有的非逻辑想象的山歌直接指向现实世界的奇异现状，并显示出它的批判力量。例如： “该冇世界嘿蛮怪，虾蟆上树拗燥柴， 老鼠挑水猫做饭，虾公专门洗碗筷。” 当然，由语篇拟人引发的想象也有现实性的合理解读的一面。例如《小麻雀》—— “小麻雀、花尾巴，爱菜吃、去人家(做客)， 爱床睡、树枝下，爱被盖、树叶遮。” 这首童谣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人生化的现实世界，这不仅仅在于人与动物、与自然建立起生存对话，还在语篇拟人方式上进入了真实叙事的视域，因而以人间的真实境况模式照搬入另一世界(动物)来，非逻辑想象与现实真实之间试图找到沟通的桥梁，留下人间的生活影迹。请看《黄老鼠嫁女》——— “黄老鼠嫁女，乌老鼠抬轿， 萤火虫提灯，在前头照； 小青蛙打鼓，在后头跳。 好、好、好，好热闹， 贺喜的客都来了， 小花猫在后面眯眯笑。” 在这首童谣中，令人吃惊地使我们看到一幅和谐、欢乐、祥和的图景，好斗的黄老鼠与黑老鼠也因“嫁女抬轿”而合作，眼睛圆鼓着的小青蛙也不再征服美丽的萤火虫，调皮的小花猫也在冤家面前装出极有绅仕风度地“眯眯笑”着。这悖理、荒谬的世界竟又是那么合理地存在于“黄鼠嫁女”的特定氛围里，使非逻辑的想象在民间嫁女民俗的支撑下找到了合理的存在支点，并且塑造了一个优美世界，渗露出客家人对和平、安详生活的向往与审视。这种心态便也是童谣对现实人生价值取向的象征，从这便也易于解释为什么客家童谣中大量存在着非逻辑的想象成分。 三、顺势叙事 客家山歌以抒情为主，但也有不少是叙事性的，如《十杯酒》、《十劝郎》、《十劝妹》、《十问妹》、《十看妹》、《十二月农事歌》、《牛头子十二月》等。 1.客家叙事山歌中大多数是依时间、依事项进行 诸如《十杯酒》中“一杯酒，财主坐上来”，“五杯酒，财主变了脸”，“八杯酒，财主情不饶”，“十杯酒，财主情不留”等；《十问妹》、《十劝郎》中依次一问一谈式推移故事；《十绣荷包》中也以绣花包工艺流程为主线，如“一绣荷包正动针”，“二绣荷包两点红”，“五绣荷包是端阳”，“六绣荷包三伏天”，……这是结构故事的方式，依时序，依情感变化，显得非常整饬、分明。 2.叙事过程中有大体情节线索 《十杯酒》中写财主上门索债，债务人上酒杀鸡，说尽好话要缓延债期，财主恶情不饶而威胁、绑架等。《十绣荷包》则从起线绣花，绣到芙蓉(夫荣)、牡丹(富贵)、鲤鱼(跨龙门发财当官)、七星(夜行保护神)、绣球(情义)、菊花酒(团圆)等依序看到对情郎出行时的祈愿心理。这些情节线索或心理变化轨迹都是支撑故事展开的关键内容。 3.客家叙事歌在内容表达时有强烈的情感、鲜明的风格 《十杯酒》写尽财主索债的无情无义与贪婪凶恶本质，也暴露了农民贫困而无奈无助的生活境况。无论债务人杀鸡上杯、老母跪饶、小儿惊叫都无法让财主心软，依然逼迫着交账，否则被绑索封门而使债务人骨肉分离、家破人亡，浸透在诗篇中的爱与恨是非常分明的。而《十绣花》、《十问妹》、《十劝郎》则以美好的祈愿，对现实的关注与对爱情的憧憬相谕示，其缠绵幽婉风格也是很有特色的。客家叙事歌的结构、内涵与风格都较明显、有序，总体趋向于明朗、朴实，合于山歌特点，应该说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四、元叙述 客家山歌中除以比兴、直感等抒情方式之外，还有一类山歌是以叙述方式出现的。其中《不平歌》是较典型的元叙述方式。 所谓元叙述也称为后设叙述，指的是创作者作为叙述人直接登台亮相，通过种种露迹行为，戳穿叙述的假定性和逼真性，以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这种叙述手段能强化创作者意图，取得最大的审美效应。 《不平歌》便是以叙事人“我”的视点，通过设置的叙事主体对象“公公”的故事，来强化不平的种种现象，而流动式、回旋式地点破不平社会的深层本质。歌中先逼真地绘置富有质感、实景的环境—— “月光光，光灼灼，公公和我共凳坐。 我请公公教只歌，公公教只不平歌。” 在这里时间的错置(现时及与公公生活经验的历时体察)，人物对应方式(“我”请“公公”，有年龄差、时间差)，但是故事的底里却是逼真的，有强权话语特征，由此突现不平事象的诸种表现形态： “不平歌、世上多，要教教得一谷箩， 作田郎子冇米煮，裁缝师傅冇裤着， 卖药郎子一身病，木匠家里冇凳坐。” 这些不平的现象均是农业社会的客家民众所具有的，显得贴近生活，浅俗易懂，尤其以悖论形式出现，使得不该发生的事而不幸发生了，近水的楼台得不着月，无疑这是不平的“难言之隐”，其震撼力量也由此传递出来，而作为叙事者则依之深究，并以显山露水的方式加以渗透点染，因而发出更为强烈的呼声： “不平事、这么多，我问公公为什么? 公公叹口气，只是摇摇头： 天冇开眼地哑喉，公公我也没法说。” 这潜流着的呼喊显得慷慨而苍劲，启迪人们思索其内在的根由。当天地以客观存在形式而不能客观地造就一个太平世界时，那就犹如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窦娥冤》里所谕示的一样——天地错勘贤愚枉为天地，而真正主宰命运，达于太平盛世之人、之路径又在何方呢?这正是元叙述方式所要强调的特殊目的和作用——启人深思，重新审视自己，才能改造这不平之世，这是“我”的意图。《不平歌》也正是借此而实现其审美价值的，隐藏其内的冰山激流般的拷问便使元叙述色彩染迹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