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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联合出品、深圳市深广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晟泰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30集电视连续剧《命运》将于4月11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晚间黄金时间段开播。该剧描写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央决定在沿海建立经济试验区，宋梓南临危受命，奔赴鹏城担任市委书记。面对着只有三万人口、一切都废待兴的鹏城，宋梓南带领市委领导班子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他们开创了程控电讯的新时代，创建了外引内联的新模式，打开了土地有偿使用的新局面。宋梓南肩负着党的改革开放重大使命，团结市委一班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力排困难和思想阻力，将鹏城这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渔村，建设成为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作家陆天明任《命运》编剧。本报刊发陆天明的创作谈，以便读者和观众了解剧本的创作过程。 一 《命运》的电视剧版终于要播出了。写下“终于”这两个字时，我真的想哭。而且确实也哭了。在电视剧《命运》播出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有与会的主创人员无一例外地都哭了。剧中宋梓南的扮演者李雪健竟然哽咽到完全不能自抑的地步。央视影视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他组织参加过无数次新闻发布会，但像这样动情动人的发布会，还是头一回。病中的李雪健说他是用生命在演这个戏，是他整个演艺生涯的一个重大突破。我告诉记者，写完《命运》，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续高烧六七天，39度不退。制片主任孟凡耀说，为了保证该剧能够得以正常播出，他曾奉命对该剧的完成片做了两千余处的修改。当时改得他都快完全崩溃了。最后能够支撑他做到底的惟一精神力量就是一个信念：“一定要让世人通过我们这个剧看到中国人在这三十年里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又是怎样走过了一条要死要活的人生路！”青年演员陈思成希望所有的“80后”和“90后”都来看看我们这部戏。他说：“为自己能生长在发展这么迅猛的一个时代而感到幸运，演完这部戏，我真的觉得自己成熟了。如果重新回头看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我们肯定会为自己能成为这段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历史’的亲历者、创造者而自豪，也为自己能在艺术作品中表现这些亲历者和创造者而感到骄傲。” 四年，从最早的策划到最后的播出，这样一群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闷热潮湿的南方，在偏僻遥远的山区小镇，在陌生的回顾和惊喜的领悟中，也是在忐忑和茫然无措的煎熬中，集体铸造了这样一部作品。 我想，我不可能有更多这样的“四年”了！ 二 有人说，当下搞电视剧的人都是为了挣钱。我委屈。 有人说，只有搞“纯文学”，才是“心灵的敞开”、“灵魂的张扬”，才是作家对人性人情人世间真善美的讴歌与亲近……而“长期的电视剧写作最终导致作家个人品质和艺术才华的腐蚀”。我反对。 有人说，做主旋律作品的人最起码也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些想在创作上走捷径的人。这种误解，让我长时间地处在烤灼般的痛苦中。 有人引用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个诗人的话来强调，真正的文学家在创作时都会“选择与公众情趣为敌的写法”，不会寻求“大多数人的认可”。而说这话的人同时却又强烈要求由政府出面，用公众(大多数人)缴纳的税金来为他们建立一个“纯文学场”，来养活他们主张的那种既不愿让大多数人认可，又蓄意与公众情趣为敌的“纯文学”写法。我纳闷。 题材决定一切是片面的。那么，形式决定一切、写法决定一切、体裁决定一切，是否也应该被视为是片面的，更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误导？我困惑。 《命运》就是诞生在这种种的委屈、痛苦、纳闷和困惑的纷扰之中。 三 我之所以特地要提及这些历来让我十分困惑不解、而近些年来己不太被人公开提及了的观点，是因为它们在文学界最近的一次重大聚会上，这些再次重新被大声疾呼地提出。且不去评论这些观点是如何地不科学(比如，我就搞不懂，大众文学和影视创作为什么就不能表达和讴歌人性人情和人世间的真善美？搞影视创作为什么必定是商业化且惟利是图的？而搞纯文学创作的就一定是清高的、默守孤独的心里就不想着钱的？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和作品难道全都是与公众情趣为敌、无视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的？都是只能卖出一二十本或三五百本书的？小说创作在和影视联姻中为什么一定会贬低了艺术品位？最好的小说固然是难以被影视化的，但最好的影视作品带给观众强大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击难道就不能匹敌那些最好的小说和散文诗歌？等等)。喝咖啡和吃大蒜的人都能成为最优秀的人。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说相声唱二人转写影视剧的和写朦胧诗写超现实主义小说唱美声的，都应该也都能够成为优秀的文艺家。谁也不比谁高一头或矮一等。各种写法、各种样式之间的相辅相成、共生共利，早己被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艺术发展现实和历史所证实。用一种形式一种写法去排斥、贬低另一种样式另一种写法，甚至对持另一种写法的同仁以公开点名的人身攻击的做法，打倒“四人帮”以后，已多年不见。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团结和谐局面来之不易，是三十年来几代文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一园地中，平等的讲理的哪怕是针锋相对的学术探讨是可以的，但谁想居此拿大称霸却是有害的。 四 我希望《命运》能坚定地写成既文学又大众，既有深刻的形而上的思考，又有通俗厚实的形而下的当代生活表现，既有我自己审美个性和独立思考的独特性，又能真切表达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感觉的典型性，并能满足他们中多数人的阅读和观看要求。 当下民众精神饥渴，严重缺乏表现他们生活和愿望的优秀作品，去弥补这个“心灵缺口”。 我们都有责任。 五 但是，直面现实难，甚至难于上青天。直面深圳和中国这三十年“杀出一条血路”搞改革开放的现实，更加难。因为人都还活着。曾经的重大矛盾还不能说都已彻底解决，而新矛盾新问题却又接踵而至。准确把握这些重大的矛盾，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经济和不太懂政治的作家来说，本来就很难，还要准确地把握住人性在这些矛盾中的升华或灾变，并加以艺术的文学的表现，还要让这种表现切实兼顾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的欣赏特点，要让他们喜欢读喜欢看，就有N个难了。而这些N个难，我说我是“自找”的，是“自作自受”。 我本不是个大胆汉子，过程中一度也非常忐忑，手足无措。后来，有两个原因帮助了我。一个是到深圳深入生活，接触了几十个深圳人，几十个改革先驱者，他们用他们心中曾经的那个“伤疤”熔化了我、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也振奋了我。不能不写啊，再难写也必须写。我真正被点燃了，有一种豁出去干一把的感觉了。所以我后来一直说，《命运》真正的作者是几千万曾经在深圳开拓出一条国家和人生新路的人。没有这几千万曾经的和现在的深圳人，就不会有今天的《命运》。再一个原因是，我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初期的胆怯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去真实地面对现实。我找到了深圳当时的一个主要领导，一个在当时能决定这部作品命运的人。他给了我这样一柄“尚方宝剑”：写这部作品，你不要有任何顾忌，标准只有一条——必须对得起历史，必须对得起人民。也就是说，只要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别的一切，你都可以放下。说真的，如果没有这柄“尚方宝剑”，也不会有今天的《命运》。我真的希望，在每一回创作时都能得到一柄这样的“尚方宝剑”。 六 那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个穿得十分干净且端庄的女孩在看《圣经》，一本袖珍版的《圣经》。我略略地斜瞄了一眼，她正在看“创世纪”一章。伟大的摩西带领苦难深重的希伯来人出走，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我打量了一下女孩那清秀而白晢的脸庞，那年轻到不能再年轻的脸庞，心中不无感动，也涌出许多的感慨：她能理解摩西和希伯来人当年那个极为艰难的决定和拼死的这一走吗？而60年来，以至向前推到100年，数亿、数十亿中国人不也在做着摩西和他的希伯来人当年做的同一件事——开创自己的和民族的新生。写下这开创的历程，写下在这开创过程中中国人的辛酸苦涩、挣扎昂扬，积攒到将来，这难道不就是一部新世纪的《圣经》吗？当然，这部新世纪的中华《圣经》不是哪一个作家独自就能写得成的。但有一群人的努力，有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它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的。 重要的是写下这个“开创”和“新生”。能让自己的人民觉得你是真真正正、真真切切而又非常艺术地得当地在写下了他们。至于“真文学”“假文学”“纯文学”“俗文学”“高雅”“低俗”之争，对于“整个民族的摩西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七 现在让我自己回过头去看，目前的《命运》，对“摩西们”的表现要强于对“跟随摩西出走的众人”的表现。为此在我心里留下了个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的隐痛。摩西本不是神，因为接受了耶和华的指引和委托，并被赋予了一些神奇的本领，毅然决然地去带领了众人出走，开创新生，才成了神。耶和华让他成神也是为了那些个苦难的“众人”。没有众人的需要，这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神。如果有可能再写《命运》的下部，我想我会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出走以后的“众人”身上。 但到那时我还能写得动吗？ 我还能拿得到什么“尚方宝剑”吗？ 难道我们只能拿到“尚方宝剑”以后，才能、才敢真诚地面对现实写作？ 因此，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用这样一句话给自己打气：要知道，你和我，我和他(她)，他(她)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写法流派，还有那一柄一柄的“尚方宝剑”，都是要过世的，也一定会过时的。而最后留下的，只有历史和人民。去取悦于他们吧，讨好他们吧，举起你虔诚的双手，向他们顶礼膜拜吧。向历史和人民下跪吧。 八 故而，去蔽方能通神。是为志。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