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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是我国最早以搜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它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号上,刊出了由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兼上、沈尹默、刘半农共同发起、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校长蔡元培在“简章”前面刊出他的《校长启事》,表示积极支持。就这样,一向被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歌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闯入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成为我国新兴的歌谣学运动的基地和大本营,不仅受到全国各地新文学爱好者、民俗学者、语言学者的热烈欢迎,而且还引起苏、英、法、美、日、德等国学者的注目。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征集到各地歌谣13908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歌谣的搜集研究工作。 在这次影响极其深远的歌谣搜集和征集活动中,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搜集和研究具有引领现代民间文艺学学风的开拓意义。下面试图就钟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述。 一 在中国现代歌谣学史上,以顾颉刚、刘半农、董作宾和钟敬文的贡献最大。“五四”时期,吴歌是歌谣征集和研究的宠儿。刘半农于1919年8月在江阴老家亲自收集了20首船歌,后以《江阴船歌》为名发表于《歌谣》周刊第廿四号。受刘半农的影响,顾颉刚当时也投入到对家乡苏州吴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 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共有吴歌100首。胡适在此书序言中,将之誉为“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钟敬文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埋没的。”[1](P106)董作宾先生在歌谣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他于1924年10月,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他从一万多首歌谣中选取45首同主题民歌“隔着帘子看见她”,加以考察分析、综合,得出风俗、方言、文艺三方面的结论。在当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新颖的,而且他总结出来的结论也非常独到,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钟敬文先生认为,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它跟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1](P106)此文的确开了歌谣比较研究的实践先例。 在所有投身于民间歌谣搜集和研究的学者中,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多,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钟敬文先生将这方面的精力主要用于对客家山歌的系统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是“田野作业”,钟先生学术生涯中田野作业的起步始于客家山歌的搜集。他把当时的搜集称为“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2]首次调查的成果便颇为喜人, 1927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集》,[13]收录钟敬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客家山歌140首,是他从3年时间里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谣中选取出来的,这应该是我国第一部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专集。 钟先生之所以以搜集和研究客家山歌为其学术事业的开端,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歌谣学运动的驱动以及钟先生对于歌谣的偏爱。关于此,钟先生在《我学术活动中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文中有详细叙述： 1918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活动。不久,他们就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栏目,逐日发表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垣的大报如《群报》及我们家乡的小报《陆安日报》都经常登载一些歌谣。这时我正好在家乡一带从事国民基础教育工作,又耽爱文学,读过《诗经·国风》、《古诗源》等作品,稍后还读了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大家知道,它里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谣谚,因此,不免“见猎心喜”。于是我就走上探索民间文艺的工作之路了。[3] 同时,歌谣较之民间文学其他门类,更早获得钟先生的青睐。他曾经谈到获得杜文澜编纂的《古谚谣》时,“急于需用,又苦于找不得,对于它,已经差不多绝望了,可是,它却跟你碰起面来。这种欢喜真是永远地留着‘余味’的。”[4]“在‘五四’以前,我也曾从古诗的选集上读到一些前代的谣谚,并且情不自禁的喜爱它。”[5] 二是和钟先生的出生地有关。钟先生的老家广东海丰流行三种方言：本地话(即广东白话)、福佬话、客家话。三种方言都有各自的方言圈,也都有各自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歌方面有用广东话唱的粤讴,用福佬话唱的畲歌,用客家话唱的山歌等,钟敬文对这三种方言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有涉足。但由于钟敬文的祖先属于客家民系,他小时候读私塾也是用客家话授课,对客家的传统文化自然格外眷恋。因此,在他搜集的近千首歌谣中,客家山歌就占了半数。 三是出于对客家山歌“山”的生活语境的了解。钟先生对客家人的生存状况有所考察,他说： 至于客家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每日作业于田野山岭间的,颇占多 数,并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之严格差别。至少,我们这一带客家 人的情形是如此。他们的气质,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的恶习,犹保存古代人民的 风范。这些,都和他们山歌的产生及内容等有关系。[6](P301)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社会生活同样受到礼教的约束,在村落生活中,男女授受关系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进入山间,情思便能得到适当释放,男女互相倾诉衷曲乃自然之事。 二 “忠实记录”是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北大歌谣运动从一开始就对此特别强调。1918年第61号《北京大学日刊》的第二版刊发的《简章》第七部分“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中明确规定了记录原则,对于方言及过于生僻的字句要求加以解释,记录方言时,“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音字母,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对于有音无字者在原处以“□”表示,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要求“歌词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尽管钟先生当时并没有经过田野作业的系统训练,却能以一个民俗学者的基本立场进入客家山歌的搜集活动之中。《客音情歌集》忠实记录了客家山歌传唱的原样,除了根据语气内容添加标点符号以外再无修饰,可谓是田野作业的成功范例。全辑140首客家山歌,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话记录,必要的地方保存了客家方言词汇。对第一次出现的方言词汇注音并详细释义,其中包括一些当地客家地区流传的俗语、俚语,力图使客家以外的人都能看懂甚至读出。对于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常用的一些客家方言词汇,钟先生在歌谣文本后面特别罗列出《本书重要方言音释》,共35条,再次注明读音、含义。这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是惟一严谨的科学方法。当时有人看不起方言,甚至想用“死文学来驾驭活语言”。钟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业绩,坚守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展示出客家山歌的乡土特性。在当时,即已显露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领航人的风范。 钟先生不仅搜集、整理客家山歌,而且还潜心研究, 1926年7月2日写了《客音的山歌》一文,高度赞美客家的山歌艺术魅力。同时期还写了《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等歌谣研究文章,也颇多涉及客家山歌。钟先生在他步入老年后,仍时时津津乐道这段遭遇客家山歌的经历。在《80年历史回顾与反思——纪念北大征集歌谣八十周年》、《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我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以及他为一些作品所写的序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对自己所从事客家山歌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作了反思和总结。 在歌谣的搜集和研究方面,顾颉刚、董作宾和钟敬文三位巨匠各有千秋,特点均非常鲜明。顾颉刚先生以苏州地域为中心,搜集的当地所有歌谣。他从宏观上对“苏州的唱歌种类”作了全面审视,并概括为20个种类,其中包括戏曲、曲艺、民歌、通俗歌曲等等,并从中择出吴歌及与之关系最近的五种歌谣作为搜集的重点,即“(1)儿童在家里唱的歌； (2)乡村女子所唱的歌； (3)奶奶小姐们所唱的歌； (4)农工流氓所唱的歌； (5)杂歌。”在《吴歌甲集》里,第一种类儿歌50首,占总数的一半,后四类也是50首,内容扩展了很多,其中部分生活歌“都很可以看到社会状况的骨子里去”(《吴歈集录序》)。董作宾先生以一个主题为中心,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探讨。他提出“从歌谣中得来的各地风俗,才是真确的材料,因为他是一点点从民众的口中贡献出来的。”“一个母题,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资。”“到一地方就染了一层深深的新颜色。以前他处的颜色,同时慢慢的退却。”由此说明“歌谣中一字一句的异同,甚至于别字和讹误,在研究者视之都是极贵重的东西。”《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对我国现代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董作宾的《看见她》一文,就是在歌谣领域中实践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7]也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成功范例,并从文化发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给后来人以直观的参照。 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研究则二者兼顾,同样选取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和演唱主体——客家人,围绕一个永恒而更为常见的主题——爱情。《客音情歌集》里的爱情歌谣不仅所占的数量多,从艺术的角度上讲,也是最高的。对于客家人来说,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几乎都离不了山歌,诸如初识歌、试探歌、赞美歌、迷恋歌、起誓歌、相思歌、送郎歌、苦情歌等等,这些在《客音情歌集》里都有涉及。钟先生从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角度,揭示山歌在客家族群中的生活功能及艺术特色。具体说就是既关注客家山歌本体的特点——内涵的现实倾向性、表现手法的独特个性等；又不是纯文艺学的审视,而是把山歌置于客家人宽广的社会生活中,对山歌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生活及文化地位进行认定。 三 在客家山歌本体论研究方面,首先,钟先生特别注重对音韵美和旋律美的欣赏和探究。1926年,他就写有《音乐化的客歌》(刊发于《黎明》, 1926年7月4日)、《特重音调之客歌》(刊发于《北大国学门周刊》, 2卷24期, 1926年),详细分析了客家山歌音韵方面的精妙之处。通过和其他地区的山歌相比较,钟敬文认为客家山歌“像广西、云南、江苏、浙江等省都有。格式略如诗歌中的七言绝句,但首句间或作三言”。[6](P302)山歌为三言的首句,有些可能点出歌咏的人物对象,如：“阿妹妹!”；也可能是表明演唱者对所演述内容的态度,如“我晤信——”；还可能是对演唱情景、所处状况的简单交代,如“初来到——”。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演唱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式,就像唱歌时,领唱者首先唱出的一句一样。除了七言绝句和“首句间或作三言”的情况之外,还有前两句为五言的。这是更为特殊的格式。钟先生搜集的《客音情歌集》中就有一例： 门前种盆花, 日出云要遮。 阿哥来比黄蜂样, 要生要死里枝花。[14] 客家山歌的结尾极其悠扬,富有艺术感染力。而这种表演效果的获得,得益于诸如“里,这也”的语气词。钟先生注意到,“客家山歌每首歌词完后,也有另附以尾声的”,他在《客音的山歌》中记载：“其尾声,短者如‘斐……’,长者如“嗳嗳嵩,乃乃磅,磅隆嵩隆乃嗳哟”等等,不一而足。”[6](P302) 歌谣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明显区别就是具有音乐美,而当时其他的学者则较少注意到这一方面。钟先生深深意识到,歌谣的采风,仅仅记下歌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录下歌谱。他本想把这全数的歌词,都附以罗马拼音并“声调谱”,使读者可以把它的音调如实的歌唱了出来,但碍于时间及精力暂时完不成,表示以后有机会要找一位好助手共做完这宗夙定的工作。[8]1939年,他在《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中强调：“歌调正是民间歌谣的生命”。[9](P235)1934-1935年写的《诗与歌谣》中,认为在歌谣所有的艺术表现形态中,“音节的谐美”至为重要,它是“歌谣打通人们情思的主要力量。”[9](P104)从民间文艺学立场出发,钟先生很早就领悟到歌谣与诗的区别,即歌谣是“唱”出来的,应该从“唱”的角度把握歌谣的艺术魅力。钟先生通过和他曾经搜集过的疍民歌——咸水歌相比较,在《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一文中,钟先生列举了客家山歌和蛋民歌各3首,同样描写性爱的,疍民歌云： 巴豆开花白抛抛,罗, 妹当共兄做一头,罗。 白白手腿分兄枕,罗, 回来相斟舌相交,罗。 客家山歌则云： 桐子打花无叶开, 叔系嬲连一回来。 乳姑唔系银打个,[15] 裤头唔使锁匙开。 在音乐风格上,钟先生认为咸水歌好似北方的“横吹曲”——企喻歌、捉愵歌、驰驱歌、柳枝歌等,而客家山歌就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16]并认为蛋民歌过于直率,所以“流弊于鄙野狠亵”,客家山歌则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婉,并且婉转、缠绵,具有音韵上的美感。 其次,客家山歌中与音乐美有关的常见表现手法是“起兴”,钟先生对此颇为关注。他通过对国风、乐府以及自己所采山歌中众多起兴句相同的歌例,实证性地探讨了“起句相同,而后文各异”篇章手法的成因,发现客家山歌与“十五国风”的确有某种渊源关系。[17]据前辈考证：“东晋以前,客家先民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界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法水之东,顾水之西,淮水之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都是客家先民的居地。”[10]东晋以后,客家先民因受战乱、饥荒等所迫,才先后经历了几次大迁徙运动,先后由中州一带迁至江淮——闽赣——粤——桂、湘、川、台等省。而《诗经》“十五国风”则是在客家先民未经迁徙南下之前早就有了,而且其主要流行地区,正好是在客家先民的居地。可想客家先民中流行的民歌,无非就是“十五国风”一类。[11] 《客音情歌集》中所选的山歌至少有一半运用了兴或比的手法,或者二者兼用。钟敬文认为,“起兴”的手法在客家山歌中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民歌的特点：“只借物起兴,和后面的歌意了不相关；有的借物以起兴,兼略暗示点后面的歌意。”[6](P302)其中的第二种情况颇有点像比喻,他举了一例： 竹筒打水两爿开, 问娘转去几时来? 三箩冇谷[18]丢落海, 唔得团圆做一堆。 钟先生作了一番分析之后说,这种起兴“不似有意的运用,而只是偶然兴会的话,所以我们仍不妨把它叫做‘起兴’。我想,如要恰当一点的说,不如称它做‘兴而比也’罢了。”[6](P303)钟敬文这样的分析是比较有道理的,这里的“兴”是用比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第三,钟先生认为客家山歌有一种特异的表现法,“便是好用‘双关语’,或曰庾词,又曰隐语。这种双关语,在古代晋、宋南方的民歌中十分盛行,是文艺表现上一种富于意味,而且很有价值的东西。山歌中如： 前日与妹一笼鸡, 今日分做两路啼。 猪肝心肺落镬煮, 两副心肚来待我? ‘啼’,作‘啼叫’的‘啼’解,亦作‘啼哭’的‘啼’解。‘猪肝心肺’,作猪的‘心肝肺’解,亦借作人的‘心肝肺’解。”[6](P302)钟敬文曾专门做过一篇文章《歌谣之一种表现法——双关语》[19],其中大部分例子来自《客家情歌》,有假借音近字双关的,如“桔”即“结”；“丝”即“思”,也有假借同体别意字以见意的,如“烟气”的“气”为“怒气”的“气”,“甜味”的“甜”为口舌“甜滑”的“甜”。在这篇文章中,钟先生“从《子夜曲》、《华山畿》、《读曲歌》和自己所采山歌中的众多双关语小结出：民歌中多用双关语,是与歌谣为“口唱的文学”分不开的,而在私情歌中,这‘婉转动人’的表现法,就更是‘很切用’。文中还将双关语细分为三类：①异字谐音的；②假借‘同体别义’的字以见意的；③介于双关与隐比法之间的。”[12]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学文化学的兴起———呈献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M]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北京：中华书局, 1996. [2]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6). [3]钟敬文.我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J].文艺研究, 1998(2). [4]钟敬文著,杨利慧编.谈买书[M] //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22. [5]钟敬文著,杨利慧编.一阵春雷[M] //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5. [6]钟敬文.客音的山歌[M]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7]陈子艾.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M]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2： 59. [8]钟敬文编.客音情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27： 3. [9]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0]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2. [11]黄顺炘,黄马金,邹子彬主编.客家风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36. [12]陈子艾.钟敬文歌谣学建设历程述析[J].民间文化“祝贺钟敬文百岁华诞学术专刊”, 2001： 19-26. [13]此书于1991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时，改名为《客家情歌》。 [14]里，这也。 [15] 乳姑,乳房也。 [16] 钟敬文编：《疍歌》,收《民间文艺丛话》1928年6月版,第1-11页；又收《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17]钟敬文：《歌谣杂谈》“同一起句的歌谣”,载《民间文艺丛话》第57-64页。 [18] 冇谷,不实的谷子。 [19]《歌谣》第80号, 1925年3月1日,又收入《民间文艺丛话》,第34-40页及《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311-315页。 原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