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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影视既密切相关、相互渗透，同时又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和巨大差异性，常常使人们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甚至让人无所适从。仿佛天生似的，文学与影视无比纠结，注定了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文学兴，影视兴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繁荣和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站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新时期重要的电影作品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如意》《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孩子王》《芙蓉镇》《美食家》《黑炮事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大都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所谓电影“王朔年”、“刘恒年”的说法更是凸显了文学和电影空前的互动关系。张艺谋曾经感叹道： “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反过来，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文学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人的“社会知名度”与他们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不无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电视逐渐取代文学、电影，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导。电视、尤其是电视剧之所以获得迅猛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尊重，更是受益于文学的支撑。中国快速进入了影视时代，并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巨大的传播力、强大的影响力和大众化的趣味赢得了最大层面的观众群体，取代了文学在文艺领域的主导地位。 然而，一些影视人一面享受着文学所提供的营养和成果，一面却贬低、排斥乃至否定文学对影视的意义。80年代有关电影文学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论。针对以文学尺度来衡量电影的观念，有专家以西方电影艺术发展史为参照，力主电影与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疏离，淡化电影文学剧本对电影拍摄的掣肘之用，提倡更多体现导演思想意图的 “作者电影”，以免电影沦为文学作品的注脚和附庸。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就是“电影化”、“电影性”、“电影就是电影”。为了彰显电影思维、电影意识、电影的独立性，有意无意把文学当成了对立面，当成了批评的“靶子”，当成了扬弃和否定的东西，以至于电影的“文学性”、“戏剧性”在一段时间里也被当成“脏水”给泼掉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经历了一个从“叙事电影”到“景观电影”的转变。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 相互独立也相互依赖 尽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帮助电影创造了繁荣和辉煌，但那个时代却一去不复返。近几年，无论从影视改编的数量上，还是从其改编方式上，都显示出影视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名著不断疏离的趋势。如同影视界很多人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多偏颇和误区，文学界很多人由于对影视创作和生产的大众化属性、工业化特性、高科技特性，影视创作和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缺乏感同身受的体会，所以对新技术、高科技背景下的影视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很多偏颇和误区。他们常常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用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当下影视，自觉不自觉地看轻、贬低影视，甚至表现出不屑于为伍的姿态，戏说 “三流小说家才写剧本”。文学是相对个人化、私人化的艺术，电影则是大众化、工业化的艺术，是高科技的艺术。事实上，高度个性化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而现代影视则是一种集体创作行为，是一种工业化、产业化行为。文学和影视的生产方式、艺术规律、接受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永远不能完全同一、互相替代。文学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评价标准，影视也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评价标准。 对于文学而言，最重要的元素是细腻的语言、独特的文字、哲学的思考，以及大量的情感描写、丰富的细节、形形色色的比喻和象征。文学特别是小说如果能够提供人的生存境遇（即哲思），人的心灵状态（即情感），人的独特命运（即故事性），就是影视改编比较理想的资源和对象。对于影视而言，最重要的则是精彩的故事、设置悬念，通过对叙事信息的藏和露、呼和应的巧妙驾驭来强化电影的戏剧张力以强有力的抓住观众。在《盗梦空间》的导演诺兰看来，电影的真谛在于，首先你必须要有个好故事，充满悬念，而且将情节的每一个高潮设计得天衣无缝，散落在剧情里，让观众一刻都离不开银幕。当然，故事还要好懂。美国南加州传媒学院的乔纳森·塔普林教授也说过：能够真正感动人的故事才是吸引观众的所在。事实上，影视观众对于故事的渴望和迷恋是无止境的。如果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放映了十几分钟还没交代清楚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还没有营造出充满戏剧张力的悬念，观众很可能选择离开或换台。 影视的文学改编是影像与文字的相互渗透，影视有自身的语法规则和叙事规律，必然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诠释和演绎文学，在改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进行结构上的重新整合。成功的影视改编一定是既尊重原著的基本精神和主旨，同时又进行大刀阔斧的影视化改造，符合现代影视的叙事规律和观众需求。影视故事的强度、叙事的强度、动作的强度、对话的强度都远远大于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对于现代影视最重要的是两点：人物和故事。影视以此为出发点作为“戏核”，创作和生产出有别于原著的、满足现代观众视听需求的影视，《集结号》《风声》《唐山大地震》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改编了壳保留了核”。对于《唐山大地震》而言，原小说的“戏核”以及剧本提供的故事不仅好看，而且蕴含了复杂的人物性格、独特的命运和情感经历，为影片成功提供了良好基础。《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中国式景观电影借助于文学精神和文学素养实现了对“真、善、美”的电影化表达，并且也开始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大众特色。电视剧《茶馆》在改编的过程中力求尊重原著的精髓，同时也尊重现代影视观众的审美需求，想方设法拉近和年轻观众的距离，获得了年轻观众的认同和欢迎。 当下中国影视工业的专业化、现代化与美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好莱坞电影对文学的重视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在编剧环节的专业性方面的经验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或许个人化、小作坊式的编剧方式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对此需要我们有清醒理智的认识。《让子弹飞》汇集了周润发、葛优、姜文三大影星齐飙戏，还有十几位中国当今最红的男演员同台竞技，被公认为是影片创造新的贺岁片票房纪录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的剧本提供具有丰富性格和内涵的人物形象，再多的明星飙戏恐怕也难以保证影片成功。众星云集，但由于故事差、制作质量不高而造成票房惨败的例证，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姜文花了比拍摄多得多的时间深入研究、反复琢磨剧本，动用了多位编剧，大的改动多达9次，花了大力气，最终才成就了导演的非凡想象力。 影视要吸收文学精髓 当下，影视取代了文学的主导性地位，占据巨大的传播优势，但文学对影视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和意义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应该强化。同样，影视对于文学的传播学作用和意义也不容低估。在融合共生的新的文化语境下，影视可以借助于文学的滋养提高对世界的感受、观察和想象力，在对生活和世界的观察，人性的挖掘和表现及其艺术探索上有独到的发现和贡献。文学也可以借助影视传播形式，实现艺术与精神价值的转移与再生，在提升影视文化品格的同时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文学与影视的连接点、平衡点，通过互动合作实现双赢。 当下中国影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意能力严重不足，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盲目跟风、模仿之作大量涌现，艺术上的“懒汉”行为屡见不鲜，把影视创作和生产变成了一种大杂烩，只是通过简单的拼贴东拉西凑将一些小品段子凑在一起，小品化叙事、小品化趣味成为了电影取得高票房收入、电视剧取得高收视率的法宝。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精神、文学素养的缺失。一旦失去文学的滋养，影视作品便易走向媚俗化而成为一种粗糙的快餐文化，其文化品位、品质的降低也就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中国影视产业，要在大量吸取文学营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叙事方式的现代化，实现与现代影视产业、影视市场的对接，有效应对好莱坞电影的挑战。但是，中国影视不能仅仅停留于人的感官的娱乐满足，不能只靠噱头、小品化趣味和超越作品品质的炒作把观众吸引进电影院、吸引到电视屏幕前。影视作品不仅要能愉悦心情、舒缓现代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要能滋养心灵、培育正确的道德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引领社会风尚，提高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影视创作应该找到艺术和商业的平衡，表达自我与满足观众观赏需求的平衡，个人化创作和社会赋予的文化使命的平衡。中国影视应该提供可以与文学媲美的生动艺术形象、深刻的人性体验和观察、艺术的深度和美感。文学对现实的关怀、对社会的反思、对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是影视创作和生产应该认真思考和学习的。影视在创造视听奇观、影像奇观并给观众送去“视听盛宴”之外，还应“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的延伸”，创造一种积淀着特定审美感情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就要求把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担当精神贯穿于影视创作和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影视作为一种传播力、影响力巨大的大众文化形式，更应该有文化的担当，成为令人尊敬的艺术。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1月25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