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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缘浅，一直没有机会拜识台湾的龚鹏程先生。但有他的书读，特别是个人兴趣，与他有所交集，所以感觉中不仅没有生分感，还觉得有话可说。 这次读的是他两部侠研究专著《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与《武艺丛谈》。在作者，因自小习武，又留意各种刀经拳谱，成年后折节读书，发为著述，自然有一种血肉印证的贴合感。所以书中各处，每能抉幽发微，弥缝人认知的罅隙；有时攻错纠谬，又能廓清学界的误判。譬如，说侠与政治的关系非仅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反抗，还“可能含有冲突、妥协、合作或侠豪转化为统治者的各种复杂状况”；侠的报德报怨超出儒家血亲伦理的范围，而自有其血气交道的原则乃至“浓厚的非理性成分”等等，均见卓识。对此后两岸三地的侠研究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个人的感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一个复合的构成，其中，源于儒墨理想、以后掺入市井习尚的侠义精神，是重要的一支。但人们自来的习惯，只重视儒道思想及其经典表达，对其他构成要素则每多忽略。在西方，400多年前出版的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就用理想化的笔调，将中国描述成“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之后更多人用类似热情，表达自己的中国想象，称中国人是一群善忍耐讲调和的和平主义者，既有恭谦的处世态度，又不乏圆滑和世故。侠与侠义精神，则腾逸在他们的知识之外。但中国人也将此一义遗落，就很不应该。 因为侠以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视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参与了传统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建成。虽然，因不被体制与习俗认可，他们经常背负道德的恶名，倍受威权的打击，但仍能以超迈的姿态，挑战人性的阀限，所建起的卓然人格，实在是中国人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以为，侠多行不轨，不符合传统的道义原则。但一者，人是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两种形式中的，彼以为非而我以为是，原属人情之必有；二者，任何规范都内含着应当，被习俗普遍认同的道义原则，因具有明显的“他律性”而被个体视为桎梏，也是事理之常态。 作者的工作正是向人证明，侠之不承认这种原则或律令，进而拒绝与社会认同，以成为社会的反对，来成就自身的价值，乃至成为自由的象征与守护，这相对于当时的制度架构而言，无疑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如果说，传统理想人格所遵奉的是群体主义的自我观，侠则普遍遵奉个人主义的自我观。甚至，他以个人的主观偏嗜来处置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对社会人际的率直认知，对社会公道的执着追求，虽与人通常执奉的道义准则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但其底里，显然洋溢着更为热忱的人道情怀，因此，也就成了匍匐在强权之下一切弱势与边缘人群的最热切的期待。 现在，由他信实的叙说，并具体入微的细节还原，这样的认识应该可以进入人的视野了。由此，再结合自晚清到抗战时期，侠与侠义精神成为像唐才常、谭嗣同这样的热血志士，以及章太炎、刘永济等一般国民的精神偶像的事实，就会有更真切的认识。当初司马迁为游侠立传，是有感于人当缓急之间，有侠可援的切肤经验；他们的事迹，是国家民族当缓急之间，有侠义精神可用的最好证明。这些内容，书中各处都有涉及，有的还有很诗意的展开。 至于今天，全球华人都爱读武侠小说，是否可证侠义精神不死，不太说得清楚，这方面成熟的研究也未见到。能见到的是，自还珠楼主以下一直到金庸，笔下的侠与历史上的侠已自不同，即与清代侠义小说也有区别。而所谓的侠文化研究，常常依托这类小说文本展开，待被拍成电视剧，经全不在感觉中的帅哥诠释，与本真的面貌就隔得更远。结果，一半是鬼才信的绝世武功，一半是鬼才信的儿女情重，并且侠肝因柔肠的缠绕而窒息，这侠者也就成了穿紧衣的公子哥儿。可由作者的著作可知，侠从来没有西方骑士那样“浪漫的爱情态度”，也谈不到“尊重妇女”，“倒是六朝贵族欣赏女人、歌颂女人，一副‘情之所钟，唯在我辈’的调调儿”。可遗憾的是，这样的调调儿，如今成了此道的本色当行，而所谓侠义或武艺，就只见于威亚上的张牙舞爪了。那招式，依作者的意思，待客侑酒都行，起真侠于地下，必定羞煞。 当然，由于两书均由旧稿裒集而成，有些论述今天看来，在论析的密致方面不免间存瑕疵。即以上述侠与骑士的比较而言，不取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拿来相提并论”的做法，就不尽允当。因为两物悉同，自无需比较，形近而神异，正是比较切入的卻窾。骑士作为贵族，固然多有教养，并自成一有固定信仰和制度规范的社会阶别，但其好骑马射箭打猎比武的冒险追求，厌弃劳动并其他经济活动却慷慨好客的做派，乃至不时从事战争掠夺与拦劫商旅等非法活动，被人称为“穿铁甲的强盗”或“恶棍”的放达不羁，与中国古代“其言必信”至于“不爱其躯”，“不事生产”却好“振人不赡”，乃至“行不轨于正义”，放而为盗贼的侠，显然有迹近形似之处。将之比量对看，既彰同显异，又究其所以，哪里会没有意义。其实，作者两书已经在这样做了。建议想再拍武侠戏的导演，应该拿这样的书好好学习。 原载：《文汇报》2009-06-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