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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须的接力棒和跑道。[1]———[法]路易·阿尔都塞毋庸讳言，金庸及其小说在众多文人媒体一片响遏行云的颂扬声中，已经取得“农村包围城市”般的巨大成功。虽然争议犹存，但金庸小说作为一个超越雅俗之辨的文学神话载入当下文学史的大势已定。金庸作为长袖善舞的报业巨子交往遍及海内外，其知交属下不吝溢美或可笑而置之，但向以正统高雅自持的大陆学人也竞相加入同声合唱，甚至将其列为小说大师、文化大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以往大陆金庸研究基本上是“画地为牢”，局限于文学范畴内就事论事，故而无论立意褒贬，始终未能触及金庸小说的核心意蕴。而在其最初“龙祥”之地的香港，早有研究者以“文化工业”、“文化政治”等题目发表论文专著了。[2]事实也的确如此———金庸小说绝不只是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更是意义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不过，要想充分解读金庸小说的精神内核，“文化政治”的说法仍然较为含混，不若“意识形态”一词精微贴切。 一 当代学者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思想意识控制机制，认为其运行目标与社会功能是隐藏现行社会制度下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实质———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向人们提供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3]意识形态批评则是负责将“意识形态”反向还原去神秘化的解蔽者。具体到文学范畴，主要是剖析作家作品中的思想倾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家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共谋还是反抗，毫厘之间可能谬以千里。故而判断某种写作背后的思想本质是否维护现存意识形态，应该深入审视文章的内在整体性，“把问题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4]“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它的问题框架。”[5]具体做法是将所考察思想的问题框架与该意识形态环境的各种思想的问题框架联系起来，审视是否有新意义产生。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某一思想所内含的问题框架与该意识形态所内含的问题框架一致，就表明这一思想完全从属于该意识形态；如果产生了“认识论的断裂”(阿尔都塞语)，则否。金庸小说诞生的历史语境，是1950—1960年代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一个古今中外、新旧雅俗并行不悖的文化道场。[6]在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自由港”，由于港英政府更注重在经济、技术上培养港人对殖民者大都会的依赖情结，在文化上采取的是一种放任多于羁縻的政策。[7]英国殖民者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权术伎俩交错融合，香港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传统(政治)权术伎俩追求商业利益的“新型意识形态”，“文化沙漠”之称不胫而走。[8]可悲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陈墨很早就意识到香港文化的这种前瞻代表性：“30年代的上海和60年代以后的香港的现代商业文化形态……不仅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的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冲突的最有代表性的形态。香港不仅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文化沙漠’，而且是一种代表着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绿洲。”[9]遗憾的是这精辟点评没有具体到香港西式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契的结合点———政治(权术)意识。商业利益追求与政治权术思维的共同点是“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它们组成了香港社会“新型意识形态”的阴阳两极，忽略任何一极都难以充分理解这“新型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这便是孕育了金庸小说的意识形态环境。阿尔都塞论及马克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有句名言：“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10]遗憾的是金庸没那样伟大的精神品格，其小说中的“问题框架”由商业利益与政治(权术)意识两轴纵横编织而成，字里行间处处打着当时香港“新型意识形态”的烙印。 二 最明显的当然是商业利益。这不仅是就其创作动机而言，[11]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几乎每个环节都是经过审慎的商业估算而后成形的。众所周知，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始自梁羽生。梁氏复活了民国武侠小说的章回体样式、近乎浅易文言的古代白话叙事风格。香港因为没有政治剧变带来的文化断裂，保持了民国以来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因此梁氏的古朴中国风取得了极大成功。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与语言，不过沿袭梁羽生开辟的成功范例而已。“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12]、“在香港殖民地一隅延续并光大了本土文学的传统”云云[13]，只是粗心所致的张冠李戴。这当然不是否定金庸小说的原创性；恰恰相反，金庸原创能力极强，打出自有品牌、拥有稳定庞大读者群后，就开始逐渐改变直至完全扬弃梁氏 “书剑飘零”式的叙事套路与人物设置，唯一保留到最后的，便是梁羽生这旧式文人深爱的章回体与古代白话的叙事形式。[14]其实正如梁羽生、戈革等通人所言，金庸这“洋才子”旧学功底平平，撰写联句回目殊非所长。[15]精明世故如金庸，之所以始终不肯藏拙，像古龙那样彻底放弃章回体，主要是基于读者阅读偏好的商业思虑。“我认为武侠小说流行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民族形式’，中国人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自然不知不觉会较易接受。”[16]这种商业思虑直接左右了金庸小说从叙事形式到基本价值取向的方方面面———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上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另一方面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如果武侠小说的情节离谱，一般人就很难接受。”[17] 金庸的“择善固执”的确相当成功。林以亮认为：美国很多地方成立“金庸学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其小说“经常讲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道德标准：忠、孝、仁、义”。[18]新派武侠小说大多秉承近代武侠塑造民族英雄的写作传统，梁羽生即是最著名的例子。金庸的精明在于始终只是笼统地肯定抽象空泛的传统道德，而不明确强调具体的民族大义等等(金庸小说之“义”，基本局限于江湖义气)。传统道德云云不过是其策略卖点，而非出自个人信仰与道德坚守。[19]《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早期作品貌似继踵先贤，实则阳奉阴违———表面继承这一传统，实则不动声色地刻画异族征服者英明神武，远胜汉人。征服无罪，反抗无理，故而袁承志放弃刺杀远遁海外。[20]不明就里的大陆学者曾誉之为“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的‘现代意识’”[21]；香港学者林凌翰则洞若观火，在《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一文中入骨三分地指出：金庸小说对异族征服者如此优待，显是逢迎港英殖民政府，只是曲折隐密不易察觉[22]。抛开民族问题等宏大叙事，单论日常道德准则：金庸小说中固然有许多高士君子，但各类邪魔外道无疑数量更多而且异常鲜活。早在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客观评述自己与金庸创作得失时，就对金庸以人性复杂为名耽写恶人不以为然，“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23]；后来陈墨发现“将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按照创作的先后秩序进行排列”后，第一印象便是“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24]。要在香港这样的功利世界左右逢源，或许韦小宝式的圆转如意必不可少。要求一个文化富商具有圣人般纯粹高贵的道德信条，无异缘木求鱼。“忠孝节义”等等能够在金庸小说中大行其是，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海内外华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基本道德信条，广受欢迎而不存在丧失版税的争议风险。 金庸崇拜者必将以金庸小说在海峡两岸长期被禁的事实激烈反驳。但那是两岸书报督察机关过分敏感的政治嗅觉所致，新旧武侠小说几乎悉数在列，既与道德无涉，亦非针对金庸一人。而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金庸小说虽因“武侠”之名一时得咎，却因“政治”之实长期得利。“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都爱读。”[25]据说邓小平与蒋经国都在“金迷”之列。金庸小说超乎政治分歧的“奇异的阅读现象”(严家炎语)，俨然成为其“魅力”无可抵挡的有力证据。然而古往今来雅俗共赏的小说佳作不知凡几，何以唯有金庸小说受到这许多政坛人物青睐？原因很简单：“政治”本就是金庸小说“问题框架”中的重要一维，只是隐匿极深，一向少人论及。之所以各派政治人物都能接受，并非立场超然，而是因为小说中铺张扬厉的只是官场倾轧的种种“权术”伎俩，却没有任何实际一贯的政治主张与操守，不仅不会产生现实的政治威胁，而且可以拿来做加深政治斗争修养的教科书。对此体悟最透、表现最切的，不是两岸三地皓首穷经的学者，反倒是嬉皮笑脸、玩世不恭的香港影星周星驰———电影文本《鹿鼎记》中，天地会、神龙教与满清政府等各派政治人物无不是口是心非寡廉鲜耻的政客败类，“反清复明”等大义凛然的口号幌子下，隐匿的不过是他们对权势地位、美女金帛的贪婪欲望。1979年远景出版社创始人沈登恩向台湾当局反复力陈金庸小说被禁之无辜、开禁之可行，终获成功； 1981年金庸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26]如此种种，说到底是因为金庸小说中的政治不过是利益至上、随时可以覆雨翻云的“商人政治”。这一点在金庸小说人物的政治命运中一览无遗：陈家洛、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萧峰、令狐冲、陈近南……任你怎么武艺高强的盖世英雄，只要信念坚定品行高洁，卷入政治漩涡后全部九死一生，唯朱元璋、韦小宝等卑鄙小人方能成就伟业。陈墨一言蔽之曰：“英雄好汉尽归隐，不才小宝称至尊”。[27]其实即便奸猾灵变如韦小宝，只因还讲起码的义气道德，仍被各派政治势力逼迫如风箱里的老鼠，不得不退隐田园以保性全真。这些事实不妨碍金庸接受访谈时滔滔不绝，大谈“武侠小说中永远是好人得胜，坏人必败，是非观念非常清楚，使读者知道应该做好人。”[28]金庸之于政治信念的真正看法，也就不言自明了。 三 这里或许有香港社会商业文化的影响。不过，金庸小说的注册商标并非“商业”色彩，而是“政治”偏好(或意识形态性)。前者最多算创作动力，后者才是旨归鹄的。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年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29]其实何止《笑傲江湖》，“扩展来看，金庸在他的十四部小说中，刻划的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生，其间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则属于政治文化范畴”。[30] “阅读一位作者的多部著作，常可渐渐看出作者的习惯，也因而慢慢见到作者所一径存念之事。”[31]纵观金庸十余年(1955~1970)的漫长创作历程，由题材重点由“文化”向“政治”缓慢过渡的趋势非常明显(金庸本人心心念念的“历史”，基本等同于政治斗争史)。有些学者极力称颂金庸小说深厚的文化底蕴。[32]其实“文化”之于金庸小说，起初源于商业权衡的阴差阳错，后来也不过精致的伪饰点缀。如前所述，金庸最初创作武侠小说纯系梁羽生名利双收的珠玉在前，故早期文本承袭了梁氏书卷气十足的人物设置与情节模式。金庸声誉崛起，拥有自己庞大稳定的读者群后，遂在小说中融入个人真正的思想意识[33]———那就是对大权在握、覆雨翻云的“政治”人物深入骨髓的艳羡向往。其后期小说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权术展开，不为无因。越是后出作品，政治意味越浓，非“武侠”的成份越重，演变到彻底反武侠反文化的极端后，终于出现了《鹿鼎记》这样与前期作品价值取向截然相反的作品，以致当时很多读者怀疑作者另有其人。梁羽生坦陈：“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的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部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34]即便金庸好友董千里(笔名项庄)，也曾委婉道之：“我‘追’金庸小说，大概自从《天龙八部》以后已不如何关心……也许正为他力求上进，又一心一意要突破前期的面目，因而窒息了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度。”[35] 但如没有后期之变，金庸小说就不算真正完成，[36]前期小说之惑也不会如此显豁与易于理解，如金庸“虽也写侠，但侠只是他小说中之一斑，而非全貌。郭靖虽是金庸笔下‘侠之大者’，倒也非金庸全然认同之人；金庸在字句间，对郭靖犹有揶揄之意。……凡是金庸小说中之以‘武侠’为写作职志者，或书中以‘武侠’为重大旨趣之篇章里，皆显出缠手缠足难以自畅之处。”[37]金庸小说前后之变，不只是创作求新求变，更是去伪存真、明心见性，故而艺术形式静水无波，思想意识却已偷天换日。金庸小说的最大意味并非艺术水准的超凡绝尘，而是意蕴诡谲繁复难见庐山真貌。金庸小说进入学院视野后之所以争议频频，就是因为严肃学者因其思想实质粗鄙恶俗而本能拒斥。只是多数人对通俗文艺不甚了然，打蛇未中七寸而遭反噬，倍受抱残守阙之讥罢了。 严家炎称颂金庸小说为“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学”的巨大成功[38]，真是误读之甚无过此者。金庸小说的精神实质，恰恰是通俗文化中最粗鄙恶俗的功利思维对精英文化的轻蔑征服与为我所用，具体表现有三： 1.有知识而无文化 金庸小说的文化油彩，主要来自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文史资料的大量引用。这些引用不仅在情节推动、人物塑造方面可有可无，而且引用方式也不高明———梁羽生早在1966年就指出过金庸小说中“宋代才女唱元曲”等硬伤；[39]戈革干脆说《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与“耕读渔樵”的对答“皆从《文章游戏》等不上台盘的俗书中看来，根本不是学问”。[40]如此文抄公式的炫才，居然被捧为文化大家，是因为“能把中国过去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査先生是‘有的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41] 然而单纯的知识堆砌，到底不等于文化精髓本身。何谓“文化”，“文化”何为？自然不易回答，但最起码应该具备对纯粹功利思维的超越维度。“文化是人类之所以成人类的基础，它使人类更加完美或日趋完美”。[42]金庸自诩对中国历史有独到“史识”，还曾在浙江大学担任博导，但其小说与历史文章中没有任何形而上的历史哲学，其“史识”不过是对若干史实的经验性洞察，基本不出“利益之争”、“权术谋略”等形而下的范畴。金庸对待文化的态度，学界早有微词： 1981年舒国治就说“金庸书中隐透出的‘文化空无感’”；[43]卢敦基认为金庸小说有反文化、非文化倾向；[44]刘卫国考察金庸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继而《神雕侠侣》、《笑傲江湖》“走向道家”，《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恶人依然“无能为力”；《鹿鼎记》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发现金庸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竟是彻底的失望”[45]……只是他们普遍归结为文化反思罢了。 其实“反思”与“反对”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朗的。金庸究竟怎样“反思”传统文化，结果如何？纵观金庸的整个创作历程，可以发现纯粹是世故功利思维对精英文化的嘲弄与颠覆。这一点由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的“此消彼长”可以看出：“消”的是文化含量与理想信仰，“长”的是世故圆滑与人情练达。陈墨曾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46]前半句是明显的事实——— “从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47]后半句显然值得商榷：首先，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得出世故渐深的趋势：抛开陈家洛这大家公子不提，其他几位在人情世故方面都有过人之处：袁承志善长斡旋于各派势力达到自己目的，武林盟主之位不为无因；胡斐初出江湖时锋芒毕露，但稍后便能调整变通；郭靖大智若愚，足以使狡黠机变的黄蓉对他死心塌地、阴毒手辣的欧阳锋连续败北，哪里是“傻小子”三字所能概括；杨过轻薄少年时已能将全真教玩弄于股掌之间，中年后沉稳练达极善招揽人心，“神雕侠”在江湖上一呼百诺，绝非单凭武艺高强所致；狄云、石破天的不谙世事不过是少有的例外。其次，过于以偏概全，没有涉及《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以心术算计为故事架构的后期作品：令狐冲是表面狂放内实守旧的名士型君子，韦小宝更是尔虞我诈的天才好手……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背后，隐藏着一个代表文化的知识分子被不断“边缘化”的大问题——— “金庸笔下的知识分子(已远远超出‘儒生’的概念)多半是可悲而又可怜、甚而可鄙而又可耻的人物。”[48]小说中的真正主角逐渐被替换成世故名利乃至政治倾轧———在中国社会中，政治是所有世故手段争夺的核心利益———越是后期作品，行侠仗义的侠客退化为叙述者、线索人物的趋势越严重，越是大面积地成为政客尔虞我诈时的工具和牺牲品，最后的《鹿鼎记》极具象征意味：陈近南等红花会义士殷红的鲜血，烘托出一片政治挂帅、文化没落的凋敝景象。 金庸小说由早期超凡脱俗的“书剑飘零”，渐变为后期粗鄙功利的“骰子混世”。“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在红色中国曾盛极一时的反智论，在现代资本横行的香港同样不乏知音。近乎文盲的韦小宝屡遭大难而终能化险为夷，出将入相，建不世之奇功，将各路英雄豪杰、名人高士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更被顾炎武等大儒视为光复汉室的不二人选……此类情节叙述，绝非愤世者心血来潮时的游戏笔墨，而是混世者经验主义式的社会洞察。洞察本身是否犀利深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抒写时的表现方式与情感倾向。“一种思想的最后意识形态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49]在金庸小说流水一般欢畅的语言狂欢中，看不出丝毫愤世嫉俗的痕迹，却时时处处可以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沉迷。如此书写，谓之“反思”，实难取信于人。 2.有思想而无信仰 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极少涉及思想层面，金庸则擅以小说人物图解传统文化思想，是以赢得了学界认可。陈墨将其小说人物演变模式归纳为：儒家之侠(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道家之侠(如杨过、张无忌)———佛家之侠(如石破天、段誉、萧峰)———无侠/非侠(如狄云、李文秀)———浪子(令狐冲)———反侠/小人(如韦小宝)。[50]乍看的确炫人耳目，然而疑问随之而来：在这逐一胪列于前的五色斑斓之中，“文化大师”金庸的真正信仰何在？ 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从陈家洛、杨过、萧峰到令狐冲，作者一成不变的写作套路都是先把人物个人魅力展示无遗，然后让他们在声望武艺达到辉煌顶峰之际，悉数在政治角逐场上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儒家陈家洛怀柔、郭靖至刚，结果一个轻信乾隆赔上骨肉亲情与生死恋人后远走回疆；一个以客卿身份守卫襄阳，粉身碎骨难挡宋亡大势；道家杨过任性偏执、张无忌无为而治，到头来殊途同归，都是在万念俱灰之余陪夫人退隐江湖；佛家萧峰讲忠义两全，应了佛家那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谶语；无侠的狄云、李文秀和浪子令狐冲本就是无心政治的局外人，在凶险的政治漩涡中全身而退已是万幸……在逐鹿中原这块政治试金石上，儒道释等各家思想的代表，不仅无一例外命运多舛，而且无奈无能、可怜可悲；反倒是毫无信仰的“反侠/小人”韦小宝熠熠生辉，以无往而不胜的姿态征服了所有英雄名士、王室贵胄，结束了这次文化杂货铺般的思想展示。这便是金庸思想的曲折流露：每位英雄的最后退隐/流亡都意味着对其政治思想的否定扬弃：任何文化信仰都会或多或少地束缚手脚，所以中国文化人多数迂阔不和、难成大事；唯有韦小宝这类纯以本能趋利避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随时调整处世原则立场的流氓混混，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命天子。哪怕他们以权势利益为唯一生存目的，但只要懂得如何成人达己，就能做出比有信仰的文化人更大的政治贡献。 面对众多质疑，金庸答曰：“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51]，仿佛小说创作如大厨炒菜，儒释道墨等等不过是些随意播弄、煎炒烹炸的青菜豆腐。然而任何人都有自己作为思想基础结构的“问题框架”，它规约着主人思想展开的逻辑空间。[52]作家前后期的“问题框架”可以有大小之分，但未必有正反之别。即便“求新求变”喊得震天响的古龙，也只追求叙事形式的花样翻新，而不会费尽心力把自己前期小说中的英雄侠客彻底否定。更不要说“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的梁羽生。[53]除非前期作品只是作者没有精神投入的游戏笔墨，否则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武侠小说”之名，源于这一小说类型极度张扬以“武”行“侠”、伸张正义的侠义精神。“武”之重要，是因为它是下层民众保持人格尊严的关键性力量；“侠”之由来，是强调民间强者庇护弱者、反抗不公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武侠小说对“武”的描写之所以日益夸张离奇，与民众反抗贪赃枉法的官府的情绪日益强烈有相当关系。不过武侠小说的创作实质是作者以个人想象超越生老病死与现世法律等实际约束，故而往往表现英雄侠客的个体反抗，绝非《水浒传》那种集体武力暴动。倪匡：“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是相当个体的。读者看武侠小说，要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54]换句话说，武侠小说属于“私性”幻想领域，与“公共性”的政治目标无关。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突破”，却正是以“公共性”的现实逻辑取代“私性”虚拟想象。首先是偷换概念，以最堂皇的借口反侠。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什么“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55]明褒实贬，以政治家的职责要求个性侠客。项庄颇有微词地点出了金庸小说衡量侠客大小的政治标准：“所谓‘侠之大者’，也不一定要落实于国家利益或民族大义之上。……洪七公、杨过、胡斐、令狐冲等人行侠而不干政，何尝不是侠之大者？”“世上最‘大’的是人，‘为人民服务’的积分愈多，这个侠也就愈大，如此解释也许比较合理。”[56]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抗击俄国成功的韦小宝比驻守襄阳失败的郭靖更有资格称“侠之大者”，而康熙即使毫无武艺，照样是最大的“侠”。其次是釜底抽薪，不动声色地将英雄侠客的活动领域从快意恩仇的个性“江湖”移到顾忌重重的政治“社会”，结果：陈家洛退隐回疆，袁承志流亡海外，萧峰自杀以谢契丹，郭靖黄蓉粉身碎骨，张无忌黯然远遁……即便真正“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在金庸小说中的结局又有何光彩可言？项庄说他们“不知怎的陷于‘数奇’，都成了一事无成的悲剧英雄”。[57]其实原因甚明：“金庸的江湖”已非个性英雄用武之地，这些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所向无敌的英雄好汉，被抛入全然陌生的权术角斗场，能够独善其身安然退隐已是万幸，遑论其他。《笑傲江湖》中风清扬对令狐冲略加指点，便使其剑术大进纵横江湖，自己却隐居起来郁郁终生——— “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机关陷阱。倘若落入了别人巧妙安排的陷阱，凭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数，那也全然用不着了。”[58] 武侠小说并非不能反思个性侠义，问题在于以何种思想如何反思。金庸小说从前期到后期，对“武”与“侠”渐进式的双重否定、以政治思维否定个性侠义的趋势虽然缓慢，但连贯起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初《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作品中的英雄侠客，甘当“革命马前卒”，除性情鲜明外，在精神独立性上并未超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精神层面上实际是从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独立自由的个性传统大踏步后退，重新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走卒棋子；稍后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中，金庸开始把岳不群、左冷禅、冲虚道长、方正大师，甚至令狐冲等江湖豪客当作各式政治人物来写；最后的《鹿鼎记》更是异想天开，反过来写政治人物在江湖上如何所向披靡：韦小宝已经非“武”反“侠”，纯然是美女金帛之下民族大义浑不在意的流氓政客，金庸不封笔还能怎么写呢？ 郑树森、陈墨、韩云波等人都谈过金庸“反武侠”的问题，只是以往始终囿于小说类型结构的形式讨论，局限性太大。[59]其实言为心声，有时形式就是内容。之所以是金庸，而非艺术才情、创新意识毫不逊色的梁羽生、古龙打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金庸创作时全无信仰约束的缘故。 3.有底线而无操守 当然，无信仰不等于为非作歹。侯建点评《神雕侠侣》时认为，“杨过危步于道德与邪恶的高索上，摇摇摆摆，却能不失不堕，这一点可是金庸的特技”，[60]不经意间道出了金庸塑造人物时存在的“道德骑墙”问题，与梁羽生对金庸小说人物“正邪不分”的观察相同。[61] 这算是金庸小说的创作突破———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近于西方的英雄传奇/骑士小说，作家热衷于将小说中的侠客英雄塑造为“理想”的人格典范；金庸却以对“现实”社会黑暗面的开掘另辟蹊径。他在早期小说中也曾塑造过不少正面侠客形象，虽然名士、英雄、浪子等各类侠客都有梁羽生等名家珠玉在前，但金庸不惜以浪漫主义手法大肆夸张渲染：陈家洛儒雅形同懦弱、郭靖性情宽厚近假，萧峰纯是大义凛然的概念化符号，杨过由疏放而拘泥前后判若两人……虽然脸谱痕迹过重，却也慷慨悲歌称一时之盛，着实得了不少印象分。金庸“武林盟主”的声誉基础，主要是由这些脸谱英雄奠定的。当时金庸谨慎异常，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正义感与心理承受力，从未让他们触及道德底线———张无忌、令狐冲、杨过等人一度偏激叛逆，不过“逢到紧要关头，他的行为一定与道德相合”。[62] 不过《明报》蒸蒸日上，无需再靠金庸小说打开销路之后，金庸小说人物的道德底线就越来越低，转而“现实主义”了。他匠心独具的艺术创造———韦小宝这类彻底“反侠”的流氓混混，就是在完全不必考虑商业因素之后隆重登场的。韦小宝当然有道德底线，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倪匡放胆直言，“如果要在韦小宝和郭靖之中，任择一人做朋友，……本人一定拣韦小宝，那是因为韦小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也有优点，他最大的优点是：懂得如何对付周围的人。”[63]金庸自己谈韦小宝的特点时，说是“善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64]其实二者是一回事：注重义气说到底是为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韦小宝之所以把不出卖朋友视为道德底线，根本不是看重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出卖朋友，必为众人所弃以致丧失日后的生存基础。 《鹿鼎记》成，而金庸甘心封笔，主要是因为他凝聚了数十年的社会洞察与生存智慧已悉数灌注其中，再无其他存货。这种洞察与智慧说白了无非是一种淡化道德原则、极端讲求实利算计的处世变通之法，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政客逻辑如出一辙。因此，金庸在原本重在“江湖”的武侠小说中，反复摹写“庙堂”甚至“后宫”的题材转移，绝非偶然。《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后期作品，纯是政治利益之争的故事框架，情节重点便是各派势力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不断聚散离合的心力角逐，不过披了一件武林争雄的外衣罢了。单拿最为典型《鹿鼎记》来说：同是江湖中人，天地会、沐王府等政治组织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共同的政治理想交好，闲人韦小宝身不由己地卷入之后，为求生路被迫与他们建立信任机制、利益同盟。后来虽然同生死共患难，但从未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韦小宝后来之所以能够与桑结喇嘛、葛尔丹王子化敌为友，纯是利益交换的辉煌成功。推而广之，韦小宝所有的生存秘诀与功业基础，都建立在对利益的明察审视与巧妙运用之上。利之所在，人之所趋。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一切以利益为转移，底线虽有，无非尽量不损害亲人师友。只是“尽量”，是因为既无理想信仰，自然没有绝对的道德操守；是否牺牲他人，要看得利大小。韦小宝最初得知茅十八是官府悬赏捉拿的江洋大盗，感念他待己之至诚，口称“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金，老子也决不会去通风报信”；心中却想：“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65]这类细节在《鹿鼎记》中频频出现，活画出一副市井小人的心态嘴脸。 小说取名“鹿鼎记”，并在开篇借吕留良之口细述“逐鹿”、“问鼎”之意，自是暗示小说主题是政治争斗而非江湖侠事。金庸称这部小说“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66]其实准确地说应是历史题材的“政治(权术)小说”或“黑幕小说”。一句话，金庸最得意的后期小说，无论精神气质与类型特征都已不再属于“武侠”这一范畴(因此本文从题目到正文都不采用“金庸武侠小说”这一说法)。这在金庸是有意为之，他屡次打着“历史”真实与“人性”复杂的幌子为小说中的政治权术辩解，声称要写严肃的“历史小说”；却每每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对“历史”与“人性”的真实理解：“这部小说(指《笑傲江湖》)通过书中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年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影射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的价值。”[67]在他看来，中国有史以来三千年的政治与人性都不过是围绕权势利益之争的蝇营狗苟，讲道德不过是因为诱惑不对路、利益不够大，哪有什么真正的操守可言？ 这种洞察智慧的鄙俗粗陋自不待言。纵有道理，也不过是中国文化久治不愈的一块癣。金庸却将它无限放大，俨然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本体特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并将艺术整合到资本社会结构之中，鼓励人们向思维同质化、生活享受化发展，从而压制其内心的反抗、批判与超越等维度。金庸小说在思想独立成熟的读者看来自然一笑了之，但若被青涩少年或无良中年奉为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入门读本，这种担心恐怕并非多余。 四 《堂吉诃德》灭骑士小说，是崇高深刻战胜粗浅世俗；《鹿鼎记》灭武侠小说，却是功利粗鄙干掉了侠义慷慨。金庸自然可以拿所谓的“人性”真实作挡箭牌，然而正如古龙所言：“人性并不总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68]退一万步来说，人性的丑恶面也相当斑驳陆离，金庸为什么特别注重人性为权术利益扭曲的那一面？说到底还是其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的“问题框架”作祟的缘故。 陈墨将《鹿鼎记》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林，称韦小宝为“中国文化的精灵与怪胎”。[69]金庸本人也自豪地把“韦公”与不朽的“阿Q”相提并论，“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70]。其实韦小宝并非纯正的中国血统，而是诞生于殖民地香港的中西文化“混血儿”———政治在中国历来是最大利益之所在，韦小宝却无意恋栈于高官显爵，完全放弃了政治要求，只图娇妻美妾黄金白银。这纯然是在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与殖民统治的双重洗礼下形成的“新型意识形态”大行其是的结果———被彻底驯化洗脑了的普通香港市民的心态。陈硕就曾直截了当将《鹿鼎记》与韦小宝称为“香港精神”的体现。[71] 单举《鹿鼎记》管中窥豹或许不足为信，那么其他作品如何？前期《碧血剑》中，袁承志口口声声为黎民百姓着想，但他一方面与整个华山派一起受骗上当被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方面看到志同道合的义兄义嫂李岩红娘子含冤而死而无任何作为，对暴君面目已露的李自成没有任何抗争，只是移民海外自求多福(与香港何其相似)，于公于私都无法令人满意。后期《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率明教上下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赶走了异族统治者，却只因误中朱元璋的诡计，觉得义兄徐达、常遇春出卖自己就心灰意冷，置天下甘苦于脑后而悄然远遁……古代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选择无奈顺从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毕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金庸笔下这些神功无敌的盖世英豪，尤其曾在徐达面前慷慨陈词的张无忌(“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72])，何以在强权政治面前一味忍让逃避，甘心漂泊海外或闺房画眉？“金迷”们或以“历史真实”为辞力辨，然而“武侠小说———无论有或没有真实背景———并不在‘写实’上设法博取读者对它的兴趣及重视”[73]。而且，所谓信史便绝对真实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即便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是作者历史观的真实流露。脑筋灵光如金庸者，一再书写有力者在强权政治面前的明哲保身、妥协纵容故事，难道完全出于因为书生气十足的历史考据癖吗？ 不过左派批评家指责金庸为韦小宝一类人物，是明显的误解。金庸绝对不会认同韦小宝，尤其那种对政治(或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的态度。金庸热心政治，人所共知———早年专门返回大陆一心加入中国外交部从政的早年轶事；“在筹备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中，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984年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至1996年重出江湖担任筹委会委员，他的政治取向和野心一直为人所争议”[74]；“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75]。从这个角度判断，金庸小说之所以具备上述隐蔽性极深的意识形态性，根源不在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而是心灵的自我束缚。意识形态经由什么推动运行？葛兰西说是“知识分子”。他将意识形态与从列宁和卢卡奇那里继承下来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联系起来，认为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无需依靠暴力维持其统治，而是利用其知识分子将它的世界观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和大众的“情感结构”。[76]无论创作初衷如何，金庸及其小说客观上都是香港“新型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鹿鼎记》连载之时，香港社会还比较简单，人心也较单纯，传统道德观念还是很重，所以对韦小宝这个不合传统英雄的主角心生抗拒”。[77]当年金庸曾在后记中抱歉似的写道：“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乐趣，我感到抱歉。”[78]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抱歉纯属多余，“韦公”早被奉为顶级成功人士，不要说香港，即便曾以安贫乐道为荣的大陆民众也对他艳羡不已。发行量上“亿”的金庸小说(尤其《鹿鼎记》)，几十年来作为香港最为成功的大众通俗文化产品，对这种社会风气转变的推波助澜之功，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