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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程光炜 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策调整和港台大众文化的全面进入，以及知识界的强力推动，“金庸热”及其经典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鉴于五四以来形成的“精英”文学史意识的潜在拒斥，金庸小说事实上并未成为文学史的“正典”，仍然止步于大众文化读物的门槛。李云论文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性梳理，对金庸小说与精英意识、大众阅读心理的复杂关系做了有价值的探讨。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热度已经燃烧了数年，也引发了不少关注，甚至“金庸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蔚然成为一门学问，已是不争的事实”。①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边缘文类，金庸小说是怎样进入大陆并逐步凸显自身的？同样是80年代广为流行的港台通俗文学，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人为什么就没有进入精英学者的视野和文学史书写？金庸作为被选择的对象，是被谁所选择，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样一个金庸，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段，受到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群体会出现巨大的转变？金庸小说作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和争论的持续又意味着什么？在金庸不断迈向经典的今天，回顾和清理金庸小说在大陆的问题谱系，正如福柯所说，可以窥探和追问：“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进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1] 一 初入大陆：兼及“八十年代通俗文学热” 金庸小说的归属是来自港台地区的通俗文学，而长期以来，大陆唯一具有合法形态的是“左翼文学”或曰“革命文学”。在一套严格按照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判定划分文学派别和等级秩序的知识谱系中，“通俗文学”被认为挟裹着“封建落后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观念”，难有立足之地，更遑论港台与大陆之间界限森严的意识形态差异。金庸小说在大陆的传播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回答这一问题，不仅牵涉政治经济情势的特定历史转变，更触及金庸小说所处框架评价标准的更动。 金庸小说进入大陆的最早时间已经无从推断。金庸秘书杨兴安回忆：“七十年代已有金庸小说流入内地，拥之者视之如珍宝，非好友不借，情况和台湾早期差不多。丁华《浅谈金庸小说》中说：‘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笑傲江湖》旧版本……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2]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非是要得出一个确切答案，而是借以窥探金庸小说以何种方式始入大陆及其所遭遇的原初语境。辗转流入的渠道，互借传阅的方式，私人行为的性质都在暗示一种禁忌或约束的存在。这不仅仅指向海关制度的层面，更有特殊的历史原因。1949年以来，依据“左翼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规范，“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被置于“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之中，作为“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对立面，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在有限的资源中，通俗小说的某些因素曾暗渡陈仓地出现在以革命历史小说命名的部分小说中，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并通过电影的反复放映深入人心。然而，“文革”时期，基于更为激进和高度集中化的二元对立逻辑：“进步/落后”、“香花/毒草”……“通俗文学”遭遇连根铲除。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原有的界定“主流/非主流”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弃，文学的“禁区”被不断打破。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到：“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3]外国的侦探推理小说，港台的通俗文艺在这样一种松动和调整之下被大量译介引进，形成一股强势的反弹。在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并未遭到压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官方的默许和推动，作为新时期主流文学的同路人，一起发挥着批判和颠覆“文革”高度政治化、单一化的“极左”思潮的作用：“长期以来，在‘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往往习惯于仰头向‘上’，而不大俯首向‘下’，即只注意贯彻上面来的某种意图，而不重视读者的审美心理，以至不少作品不是通过适应读者的胃口去提高读者，而是强迫读者改变胃口去适应它。读者对这样的作品，也就实在引不出‘热’来。今天，随着‘左’的流毒的进一步肃清，随着改革的开放，那些通俗易懂、情节曲折引人的通俗文学就迅速发展起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不能不说是文学加强了与群众联系的一种表现。”[4]金庸小说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改偷偷摸摸的地下流通，迅速浮出水面。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刊物上”。[5]然而，这次连载仅在第四回便中途夭折，据说“原因在于盗版书籍后来居上，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尽览《射雕英雄传》”。[6]难以计数的盗版、盗印、续作甚至伪作铺天盖地地泛滥开来。与其说缺乏完善的版权保护和出版发行的监督机制促成了这一局面，毋宁说，更重要的，在那个年代，注重追求娱乐性消遣性本身就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亦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好格局遥相呼应。 但是裂隙很快凸显，80年代之初，一种惯常存在的政治规约依然在发挥作用。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会后邓小平、陈云也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科幻侦探、金庸武侠小说和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等赫然出现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名单上。这次“清污”由于不久就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引起官方的警惕和干预，迅速得到平息。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通俗文学，尤其是港台通俗文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速了流行的步伐，也催生了一批大陆本土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期刊报纸。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以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的方式，利润和效益不是考虑的重点。②各级文艺刊物不得不调整自身位置，试行企业化管理，或是走上“以文养文，以副养文”的道路，大量刊登和出版通俗文学作品，再次掀起了通俗文学热潮。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关于“文艺商品化”和“通俗文学热”的论争几乎同时兴起，前者发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过程中，文艺同样可以具有商品性质的呼声，后者则以赞成通俗文学的存在取得了压倒性的共识，尽管也一致认为通俗文学是需要“引导”和“提高”的对象。如果说通俗文学在80年代的广泛传播已经造成通俗文学合法存在的既成事实，那么80年代中期的这两场论争则从理论层面再次认可和接纳了通俗文学，尽管争论仍然沿用惯常的评价机制，组织各阶层的“群众”广泛发表意见，由权威人士做出最终裁定，以解决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面貌出现，但是“通俗文学”的“文学”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可见，新时期以来，“通俗文学”在大陆的命运发生逆转，其间虽几经沉浮，但最终完成了文类复兴的转换，得到了理论上的抽象承认，而金庸小说在80年代的传播不仅与“通俗文学”的“重见天日”休戚相关，其畅通无阻还有赖其他合法性因素的出现。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回归进程再下一城。香港尽管仍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光怪陆离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但是被社会主义大家庭拥抱的光明前景却指日可待。已然在大陆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而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认识的香港通俗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着“香港文学”的角色，也理所当然也应该在大陆文学的“引导”下“提高”。1984年12月，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香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它是小说中的一个流派，应该承认它是文艺园地里的百花中的一花。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来说，文艺的主流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武侠小说(当然是指比较健康的)是属于‘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固然有其需要，但它只能是‘支流’，主次有别。”[7]尽管自处弱势，但香港武侠小说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被提及，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的低调和非法色彩相比，在此之前，金庸本人的高调重返则颇具象征意义。198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谈论了中国当前的若干问题。”③所谓《明报》社长查良镛的另一身份就是武侠小说家金庸，据称，这是邓小平在文革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作为《明报》旗下媒体，《明报周刊》也在1981年9月号出版了查良镛出访大陆的专号，刊载了由查良镛亲自整理的与邓小平会见的详细谈话记录，其中，双方未曾谈到“金庸”或是其武侠小说。正如《人民日报》的权威报道，查良镛基本与邓小平谈论的是国家大事，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查良镛在大陆的基本定位，即绝少提及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而是以知名报人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频频与大陆方面接触，并参与数次重要政治活动。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查良镛本人的有意忽略或是好事者的杜撰想象，多年后不同版本的回忆不约而同地强调邓小平在会见过程中曾表示读过或是喜爱金庸的小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后，金庸在大陆的活动更加活跃，不仅再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且被大陆方面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金庸本人和小说与高级政要间的联系，无疑为金庸小说游走于雅俗之间增加了阶层和趣味的符码，这似乎也可以解释金庸会比其他港台通俗文学作家更易于得到承认。到1985年，金庸小说在大陆全部出版完毕，其中仅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按合同支付了稿酬并做了认真校对，也就是说，此期发行的金庸小说基本属于盗版盗印非法连载，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庸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不能忽视的是金庸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热播，也反过来促进了金庸小说的销量，几乎达到一纸风行的地步。80年代电视尚属新兴媒体，金庸小说抢滩成功，在科幻侦探小说受政治强力干预而萎缩，评书随电台影响力下降而逐步式微，其他港台通俗文学并未获得比其更大的竞争力之时，俨然已成为80年代“通俗文学热”最大的赢家。 二 发现金庸：危机之后的认同 严格说来，大陆“金庸小说热”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70年代末期开始的金庸小说阅读热；一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金庸小说研究热。两个热度之间有着相当长度的时间差，这期间，尽管80年代的匿名流行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金庸自身活动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已经使其被赋予一种高于同时期同类作家的象征资本，而这正是金庸获得学院体制认可和接纳的前提。但是在1989年前，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屈指可数，也几乎未引起关注。1985年，张放《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发表在《克山师专学报》(哲社版)，这是大陆第一篇金庸研究论文。接下来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出版的海外评论集中表现为印象式的赏析点评文字，不乏将“文化热”的时尚投射进金庸小说和对武侠小说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出痛心疾首的感叹。也有学者看法不同，如冯其庸提到：“前些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提倡要研究金庸的小说，而且他称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做‘金学’。我想这位朋友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不应该仅仅把它作为谈资。”[8]不过，大多数学者对金庸小说及其引发的热度并不愿深究。陈平原回忆：“前几年武侠小说走红，小书摊随处可见金庸等人作品，我却一直没有认真翻阅，倒不是故示清高，不屑一顾，而是没读出门道来。明知武侠小说的流行是80年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可就是打不起精神。”[9]2钱理群也说：“这是第一次(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却是大吃了一惊，却又不免有些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10] 然而，八九十年代之交，金庸研究的沉寂局面终于被打破。如果说金庸小说在80年代成功地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那么这次历史契机则使其获得学术层面的系统梳理，可以说，陈平原和钱理群就是这种转变中颇具典型性的个案。陈平原又有这样的描述：“去年夏秋之际，整日无事，随意翻阅了好些金庸等人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心境不同，居然慢慢品出点味道来。”[9]2对于这“心境”的转变，他做了如下说明：“终于有一天，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少年时代‘不畏天命’的勇气丧失殆尽，不由自主地萌生一种‘宿命’的感觉——或许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和自慰，不过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发‘扼住命运的喉咙’之类的狂论。”[9]3钱理群也有类似的转变：“但后来有一个时刻我陷入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学生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正是我此刻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了下来，并信笔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位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一切忧患与焦灼都得以缓解……’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都沟通了，震撼了。——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摈弃在外吗？”[10]这种情绪化的表述和反问，显示出一种不能再忽视金庸小说的紧迫。 表面看来，金庸小说在群众中广受欢迎和青年学生的大力推动使得学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无法绕开这一现象。金庸在70年代末的流行在无形之中已经改变了一代人的阅读习惯。一位读者回忆：“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生于七十年代的我们，曾经聆听师长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名著的激情与教诲，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庸武侠小说给取代了。”[11]正如戴锦华所看到的：“当我们关注20世纪最后30年激变中的当代中国，关注文化舞台上众声喧哗的剧目更迭时，我们间或完全忽视了此间港台文化——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邓丽君、徐克、吴宇森等，以作为历史文化断层处的填充物，悄然喂养出人数众多的中国内地青少年群，一如50—70年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文艺之‘外’，19世纪欧美文学艺术喂养着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当代中国人，并且同样经历历史的变迁，呈现着一次‘主流/边缘、具名/匿名’间的位移与互换过程。”[12]135钱理群的学生这样说道：“我和其他同学像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13]与钱理群的自述相对照，青年在“金庸现象”中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这一政治文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自足姿态和主体幻觉，“毋庸讳言，我及我的同代人，长时间以来是用玫瑰色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与世界的，我们为自己编造过多少个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神话与童话呵！然后，现实生活又无情地粉碎了这些梦；通过长期的痛苦的迷惘、反省，才转化为一种醒悟。”[14]145直面现实的苦闷使金庸小说以充满英雄叙事与想象性抚慰的功效进入知识分子的阅读视野。遭遇转型危机的震撼，陈平原体会到一代学人追求的幻灭，转而在武侠小说中提炼出“游侠情结”，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游侠精神或许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而游侠文学则时刻提醒人们先祖光荣的过去以及今人苦涩的幻梦。”[15]211更为重要的是，凭借武侠小说研究这一工作，使其“重新感觉了生活的意义，也重新理解了学者的使命”。[16]“侠客”游离于体制之外，又始终不失人间情怀，为陈平原之后从“思想史”转而“学术史”的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这种转变催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在某种意义上为金庸小说被学院体制接纳度身定制了一套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其尝试表现在为武侠小说追本溯源，在着力塑造武侠小说历史的同时打破小说类型在价值判断上的迷思。这与他前后的学术路向是一致的：“这几年我一直从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先是小说叙事方式的转变，后是小说史意识和小说史体例，接下来便是小说类型的演进。我把从类型学角度理解和描述从古到今的中国小说变迁，作为近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在众多小说类型中选中武侠小说作为试点，除了其演变轨迹比较容易把握外，更重要的是我对通俗文学研究的兴趣。”[9]51985年，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倡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发展的自身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7]在对话中，陈平原始终强调一种连续性的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从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一个进程。”讲清楚文学发展进程的流变，而又常被忽视的一脉，在这个意义上，通俗小说研究成为其学术实践的一部分。1988年，陈平原称“80年代通俗文学热”为通俗文学的第三次“崛起”，并指出理论上抽象地承认通俗文学的地位和对通俗文学简单的“打倒”或“提高”都不是最佳选择：“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才能建立起基本稳定的小说界‘三分天下’(高雅小说、高级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局面……”[18]1989年，陈平原再次将目光聚焦到武侠小说，呼吁“武侠小说不但可以，而且早就成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了，20年代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就已设专章讨论清代的‘侠义小说’。至于唐传奇、宋元话本中的侠，也早就进入学者们的事业，专门著作起码有崔奉源的《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和龚鹏程的《大侠》。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的是20年代至40年代以向恺然(平江不肖生)、顾明道、李寿民(环珠楼主)、宫竹心(白羽)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以及五六十年代以来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这两派作家的作品数量多、影响大，至今仍充斥书肆，而且艺术上也确有自己的特色，而研究却远远没有跟上。”[15]2141990年，他专门撰文从小说类型上分析了武侠小说，“小说类型之所以不宜于定等级，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其自身的处在运动变化中。……比如，作为主要讲述侠客故事并有一套相应的表现手法的小说体系，在唐代，‘豪侠小说’纯属文人创作，高雅得很，谁也不会认为其比同时代的‘艳情小说’低级；在清代，‘侠义小说’带有浓厚的平话色彩，倾向于民间文学，可也因‘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致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而大受文人赞赏；只是五四以后，‘武侠小说’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并因出现大批‘下三滥’作品而受到批评家的严厉责难。”并明确提出：“我们与克罗齐的区别在于，并不主张因此而将讨论艺术类型的书籍完全付之一炬，而是强调类型本身的假定性以及操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弹性——随时准备根据创作的发展或人类认识的深入作必要的修正。而最容易被突破的疆域，正是所谓小说类型的高低雅俗之分。”“文学史上某一小说类型上下高低的移动，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奇迹了。”[19] 而钱理群则在“走出‘五四’”的过程中，反思“黑格尔的历史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所谓‘非本质’、‘非主流’、‘非规律性’、‘偶然’、‘个别’的历史事实与现象统统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更拒绝承认文学发展中的‘不连续性’与‘超前性’现象”。[14]156这些观点为他后来对金庸小说的文学史研究亦作了铺垫。 也就是说，与其说是“金庸现象”自身携带的“学术价值”使然，毋宁说金庸小说是被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学者借重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一途径，或得以辗转表达心境的沉沦，或接续学术路向的转变，或重新定位学者身份和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及其小说是被“发现”的对象，尤其是当它开始越来越多地与文学史分布格局发生纠结的时候，已经很难说是金庸小说或者说通俗文学冲击了文学史还是文学史的再讲述需要金庸小说或通俗文学的屡屡出场以作为对政治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史的质疑和对抗。“金庸现象”因此或可认为是与80年代话语场域不断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但却并未终止于80年代。 三 走向“经典化”：社会转型与话语变迁 金庸在内地备受关注的一年应当是1994年。“在诸多作品畅销中国内地近10年之久，培养起众多武侠小说爱好者之后，金庸在这一年修得正果，被奉为文学大师。1994年，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20]的确，关于金庸的讲述无法绕开这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年，因为金庸最终结束了匿名流行的漫长历程而开始了具名命名的接受过程。耐人寻味的是，1993年，中国全面开始市场化的进程，大众文化亦势如破竹，蓬勃发展，给知识分子带来新一轮的震撼和冲击，“随着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迅速改变和注重实利的风气盛行，整个社会的文化状况急剧恶化，这在教育、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一旦发现这恶化早已在暗中滋长了多年，不过是因为这一次的‘改革’才暴露出来，知识分子原有的震惊，就又叠加上一层更深地沮丧，越加弥漫开来。”[21]围绕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冲击，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在知识分子中兴起。陈平原在一个场合曾表示：“以后可能会形成这么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读者以及代表读者需求的市场。”[22]这种预见性的看法暗示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制约已不是唯一需要遵从的逻辑，经济因素和市场力量将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学术研究和教育体制。随着这一转向，内地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以补白和钩沉的方式，将此前的文学史(也就是现代中国史)的完整权威图景，显现为存在着差异或遍布着裂隙与‘天窗’的权力话语，其主旨在于某种抗衡或颠覆性的文化意图，那么，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则在80年代逻辑延伸的意义上，成为一次全方位的文化建构过程，其主旨在于推进或曰完善以欧美为范本的学院化过程，同时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化价值标准的意义上提供有效的经典序列。”[12]140 根据佛克马、蚁布思的观点，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或者用一种更为时髦的说法就是，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23]39“如果在经典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所需知识及非经典性文本中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对经典的调整必然就会发生。”[23]49“现如今，进行选择的职责落到了教师们的肩上，他们通过观察经典在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或许会以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观照他们意欲干预经典的尝试。”[23]61不难发现，1994年引起轩然大波的两件事，都与金庸的学院化、经典化有关。 严家炎是内地金庸研究名单上的重量级人物，对金庸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进行提升和阐发。在金庸受聘北大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这犹如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杂文家鄢烈山首先发难：“当年‘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北大的教授胡适，曾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呸之曰‘下流’。而今，‘下流’变了‘上流’，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鲁迅先生曾称赞‘北大的校格’，赞赏北大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莫非崇拜武侠小说，正是北大从善如流、追求真知、唯真理马首是瞻的新表现？”[24]何满子激动地说：“鲁迅常慨叹旧势力是强大顽固的，其中就包括着助长并绵延旧势力的这类向群众灌输旧文化的读物在内。可怪和可怖的是，‘五四’过去了80年，今天竟有人对这种旧文化越加鼓掌欢迎，评功摆好！”“鲁迅曾讽刺在国民党学阀把持下的北平学府新的人文之败落，使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落伍于时代。”[25]可见，“北大校格”和“五四精神”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的含义被认为是同构的。在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就曾遭到类似指责的陈平原曾作分析：“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本身便是新学之士变法图强的产物，百年中国，倘就知识分子介入社会而言，北大称得上‘独领风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起，历次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运动，作为整体象征的北京大学，始终扛大旗唱主角，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其任何‘新动向’，都可能得到过分的关注与理解……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举世皆知，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便是批判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鸳鸯蝴蝶派，不管金庸小说的地位如何来提升，其与民国通俗小说渊源极深，这点无可否认。因而，北大与金庸，很容易被分别作为雅、俗文化的旗帜来阅读。正是这种不无偏差的理解，引发了以金庸为战场，以北大为目标的论争。”[26]北大与“五四”的密切渊源，使其相对其他大学而言，更拥有对现代文学格局和经典序列进行重构的权威，但也更容易招致质疑和攻击。要将金庸纳入“现代文学”版图，首先需要对原有文学规范和评价机制的扩充和重新阐释，也就是涉及到对如何“五四”，如何“现代”的理解。论争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五四”的坚决捍卫者，王彬彬认为何满子“一系列立场鲜明、观点尖锐的文章，显示了一个由‘五四’新文化精神所哺育的文化老人的清醒和良知”。[27]而严家炎则强调自己并未沦丧校格和偏离“五四”：“北大近日对金庸的推重，犹如‘五四’当年推崇元曲、歌谣一样，都是开风气之先。”[28]围绕“五四”所出现的争执和冲突，其实是不同的派别在维护各自对“五四”的想象和理解，而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五四”这一历史资源排他性的占有和争夺。贺桂梅在回顾8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文学”内涵的争论时指出：“五四文学的历史性质，在两种有区别的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中，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严家炎来说，五四新文学被看作跨入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新时代的时间标志；而唐弢则再次强调了五四新文学所创造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性质。”[29]的确，早在1980年，严家炎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写提出反思，认为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左翼文学，也不仅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总倾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学，就是那些出现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旧文学形态，也同样处于“现代”这一时间范围之内，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对“现代”标准的修正，也使被现代文学史所排斥压抑的作家作品流派有了被挖掘和关注的可能。在这种思路下，严家炎在其着力的小说研究领域，对彭家煌、新感觉派、七月派的重新发现功不可没。所以，严家炎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提及“五四”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典范”造成的遮蔽和遗漏并不奇怪：“‘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却鄙视而持否定的态度(新文学本身的某种欧化倾向也与此有关)，通俗文学几十年来只能转入社会底层，成为文坛地下的一股潜流。……”[30]后来根据给本科生开讲金庸的授课内容结集成书的《金庸小说论稿》从内容到语言形式上都对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和内涵作了全面分析，如《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金庸的“内功”：新文学的根柢》等，严家炎在序言中再次声明：“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言，并非为了赶时髦，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1980年《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该入史并可开设课程。”[28]这当然触及长期以来对“五四”持有一套固定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整套现代文学观念和机制的动摇，激起原先占有这套话语的研究者的激烈反应也就不足为奇，在论争中，矛头时时指向严家炎。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北大教授对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乃至金庸小说有所推动的陈平原、钱理群却未受到如此大的攻击。陈平原曾反复解释：“说实话，被人看做‘武侠小说研究专家’，不是一件很舒心的事。不要说10年前，即便到了今天，学界中认可武侠小说研究价值的依然是少数。称你为专家时，或许不无嘲讽的意味。好在我著书立说的1990年代初，武侠小说研究还没成为时尚，不至于被指为‘曲学阿世’，更何况，我讨论的是两千年来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像，而不仅仅是新派武侠小说。对于后来发生的围绕金庸的争论，我基本没有介入。并非明哲保身，而是依我的经验，一旦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很可能是‘真理越辩越不明’。”[31]钱理群尽管在和吴晓东所主编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作了直接尝试，将金庸写进通俗文学史部分并给与其较高评价，但是对附加其上的溢美之词，钱理群表示并不完全认同。和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但他亦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32]在谈及金庸的挑战时，他指出：“为争取‘生存权’”，“我们既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天‘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否认当年‘新文学’对‘旧文学’统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10]与这种谨慎态度和言辞比照，严家炎并不掩饰有将金庸研究突破“武侠”、“通俗”的局限，将其提升到一个相当高度的倾向。对此，孔庆东的姿态更为激进，并将其动机策略暴露无遗：“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意见，余杰先生、骆爽先生、迟宇宙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极左势力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阅读的权利。”[33]无论争论如何升级，正如孔庆东的叙述，金庸进入北大所遭遇的阻力被刻画成一场“人民大众”对“极左势力”的斗争，按照这样一种革命修辞的进化逻辑，金庸小说研究必将经历黎明前的黑暗，最终迎来曙光。 金庸小说作为“经典”也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交锋中一步步得到命名和凸显。“或许受八十年代以来，牛津、剑桥关于‘重新解读伟大传统’与‘传授和保护英语文学经典’争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开始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座。金庸被安置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34]这次排座风波也是1994年的热点事件之一。金庸的入选和茅盾的落选再次显示了50-70年代通行的评价标准已经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发生动摇。王一川的解释是：金庸“现代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在文化境界上的崭新拓展，并在总体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推动了现代中国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35]正如程光炜看到的：“‘经典’开始产生了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文学史’中的经典，它主要指作品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另一个是‘文学’中的经典，人们更强调它艺术上的价值，它与同类作品相比，具有哪些重要性和开拓意义。当然，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显然是矛盾的、不一致的，因为，人们无法根据一种固定的标准来判断哪些作品是经典作品，而哪些则不是。”[36]的确，关于金庸小说是否是真正的经典众说纷纭。尽管在部分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经典建构中，“金庸”已经成为名单上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实上也是极为有限的部分，或将之置于港台文学的部分或归于通俗文学的框架——宰制文学史资源分配和经典判定的文学成规却并未完全失效。至今被广泛采用的文学史教科书占据主要章节和重要位置的仍然是“鲁郭茅巴老曹”这样长期以来人所公认的“一流作家”，“五四”文学所提供的参照范式以及雅俗对峙的潜规则使学者的兴奋点仍然着眼于精英文学的范畴，与此相对应，不少金庸小说爱好者看中的却仍然是金庸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认为学院或主流的吸纳是对金庸小说及通俗文学的一种“收编”。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学者和大学的名字与金庸联系了起来：刘再复、李陀分别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一个伟大传统的复活”高度上评价金庸；继北京大学之后，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相继聘金庸为教授，部分大学还主持召开了金庸学术研讨会。不仅如此，随着金庸在文化工业上的大获全胜，商业、传媒的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抢夺金庸的文化资本之战中：中央电视台翻拍金庸的多部小说，广州出版社取代三联成为金庸授权的内地出版机构……在引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之后，金庸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层出不穷的金庸访谈和传记为金庸包裹上一圈又一圈的光环，与罗孚80年代向大陆初次介绍金庸的姿态相去甚远，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痕迹亦可见一斑。 由以上“金庸热”的梳理可以看出，其通俗小说的“经典化”并不全部是在文学层面上完成的，而是有许多“非文学”因素参与其中。它与“文革”终结、社会转型、文学史观念变化和阅读心理调整等等纠结一起，亲历了时代和历史的巨大变迁。另外还可以看出，“金庸热”作为一种经典化实践最终并没有落户于学院，被精英文学史毫无保留地接纳，而是继续在民间生成和发展。由此也可以反观，尽管近年来大陆文学史给予了通俗小说一定的叙述空间，但是“五四”以后形成的对于它的审美价值的拒斥立场并未真正改变。 注释： ①见《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3月号。 ②参见1983年第11、12期《文艺报》。 ③见1981年7月１9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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