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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学在正统文人眼中一直被视为“小道”， 认为它是无关政治教化的虚无之事，不能登大雅之堂，多不屑一顾，再加上它有“宣传暴力”的嫌疑，而被长期禁锢。尽管武侠文学遭到世人的众多批判，受重视的程度不高，但不可否认在武侠文学中依然可以感受到撼人心魄的力量，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武侠文学作为一股狂潮席卷华人读者群，成为了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武侠文学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表现出反抗邪恶、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和自由的精神追求，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弥漫于作品中的浩然正气和浓郁的民族忧患意识，可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为维护民族自尊、对异族的挑衅给予最强烈的反击，总之，武侠文学备受读者青睐，主要是因为作品中蕴含了丰厚的民族精神。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对武侠文学中的民族精神进行极度观照。 一、动荡的社会环境下 所产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 作为通俗文学之一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最早可以上溯至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唐人传奇。宋元“公案”话本小说的出现，大大推进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而到20世纪20年代再一次掀起了武侠创作的狂潮，却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由于满清政府的腐朽昏庸，使得国家衰微，再加上频繁的内战和列强的入侵以及大自然的肆意凌虐，人们对生老病死的无奈，使国人对前途和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产生莫大的恐慌。异族入侵，国难当头，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而平民百姓却表现出弱者心态，任人宰割，情绪低落，于是便形成了以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家企图以武侠小说煽起“精武救国”的社会热情，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历史及现状。向恺然创作的《侠义英雄传》，里面塑造的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等英雄形象，他们为维护民族自尊，对异族的挑衅给予最强烈的反击，哪怕横尸当场，血溅五步也在所不惜。他们成为了民众崇拜的对象，效仿的楷模，从而激发出了全国民众抗击外族入侵的豪迈激情。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狂潮的掀起，主要就是对中国人身体和精神懦弱的一种反拨，对“东亚病夫”这一耻辱称号的一种反抗。大众通过对武侠小说的阅读，明白了一个强者的社会功效，这种刚强有力的英雄特质，在大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楷模。再者，武侠小说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之贪官污吏、恶霸豪强横行霸道的动乱、不安的生活现状，寄予了民众对改变这种生活现状的殷切期望。《江湖奇侠传》中的“火烧红莲寺”，这个故事写侠士陆小青投宿红莲寺，因为发现了红莲寺的不法行为，所以被围困在寺中，多亏侠士柳迟将他救出，而柳迟并不是特意来救他的，而是专程搭救被困陷在红莲寺中的卜巡抚的，没想到却先救了陆小青。他们与其他侠客齐心协力，终于打破了红莲寺，救出了卜巡抚，火烧了这个为非作歹的窝点——红莲寺。用武侠来锄强扶弱及复仇雪恨，以解平民百姓的心头之气。说到底，“正是人民盼望大救星的最后迷梦：第一个迷梦是神仙，第二个是明君，第三个是清官，第四便是侠客。神仙见不到，明君、清官不常有，于是人们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侠。侠不会让人失望，因为他本身就是传奇的，虚构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根本就是虚拟的心理满足，它为生于不幸之中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幻想的世界，让他们得以暂时的、虚拟的精神避难”①。还有，满清覆灭后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精神倒塌，国人表现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得过且过的颓废心理，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重新唤起了民族的道德意识，借以规范价值观念，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及尊严感，培养国民的勇武精神，反抗贪官污吏，揭露社会的黑暗及表现人们生活的苦难及心中的渴望。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取材于明朝土木堡之变，叙述了民族英雄于谦抗击蒙古族入侵的故事。作品格调甚高，洋溢着慷慨悲壮的正气。梁羽生把古代英雄儿女的高尚情怀与国仇家恨，编织成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世间的事情尽管历尽艰辛曲折，最终都有光明的一面。他的作品要给人显示出一种正义的力量，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作品中的正义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对于针砭时弊、规范道德和重振民族精神起到了定向性的引导。 总之，武侠文学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的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对于唤醒民众的自尊意识、培养勇武精神、反抗贪官污吏、揭露社会黑暗、提高民族自信心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也体现出了武侠文学中深沉的忧患意识。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大义 武侠文学中“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因为文泰来在自己庄上被人抓走，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小儿子；《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殷素素觉得有负于三师兄俞岱岩，夫妇双双自尽；张无忌为了救义父谢逊，几乎丢掉自己的性命……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豪气干云，回肠荡气，可歌可泣。《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即将与上官金虹进行生死决斗，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为了增加李寻欢胜算的机会，本是对手的郭嵩阳为了给李寻欢试探敌情，甚至不惜以身试剑，硬是用身体挡住了对手的剑，其结果留下了一具有十九处剑伤的尸体让李寻欢研究敌手的剑法。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大仁大义，为了正义，不爱其躯，而声施天下。这种“义”是与正义相联系，以正义为基础，而不是毫无原则的个哥们儿义气，这也是现代武侠文学与传统武侠文学的一个根本区别。 可贵的是，在现代武侠文学中，对于“义”又赋予了新的内涵，把“义”提到了为群众、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你的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②《碧血剑》中的袁承志，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他反抗明朝昏君，坚持民族爱国立场，支持农民起义，俨然是“为国为民”。《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他明知蒙古兵力强盛，自己迟早总会失败，却要坚持抗元，能多守一天是一天，决不放弃。黄蓉的意思是尽力而为，如果力不能逮，大可一走了之。但郭靖却不同意：“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精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黄蓉只好长叹一声：“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郭靖之所以能坚守襄阳数十年，就因为他有一种自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射雕英雄传》末尾，郭靖和年老体衰的成吉思汗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在郭靖看来，英雄应该是为国为民、为民造福之人。及至后来郭靖对杨过的一番话：“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国救困，实在愧为‘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真是振聋发聩，感人肺腑!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出身契丹，自幼被汉人收养，这使他身上杂糅了契丹的刚烈与汉族的仁义。就其刚烈而言，杏子林快刀斩乱麻平息叛乱，聚贤庄只身战群雄勇猛过人；就其仁义而言，当他受到武林的误解，父辈的孽报，仍不愿错杀无辜。在他弄清了自己的身世以后，不仅豁然开朗，“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他冲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将契丹与大宋一视同仁。在少林寺，玄波对萧峰道：“原来帮主果是契丹人。弃暗投明，可敬可佩!”萧峰则道：“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的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这已经超出了爱国主义的范畴，达到了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境界。当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封萧峰为平南大元帅统率三军南征大宋时，萧峰一再请辞，跪地苦谏；为了和平，明知犯上是死罪，萧峰仍在三军阵前向皇权挑战：“是要陛下答允立即退兵，终陛下一生，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迫于情势，辽帝只得折剑承诺。萧峰自认“威逼陛下，成为契丹的罪人”，拾起地上两截断剑，插入心口自尽。“以自己的一死换来辽宋二国的无数生灵免遭涂炭。”像萧峰这类英雄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大义，正是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他们深明大义，自觉地为国家、为民族、为群体、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不息，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三、爱好和平与追求自由的理想情操 爱好和平。通览武侠文学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正义战胜邪恶是武侠文学揭示的永恒主题。侠客是正义的维护者，恶势力是正义的破坏者，侠客通过维护正义来维护社会的和平和江湖的稳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虚竹、萧峰都是爱好和平的典型。段誉是大理王子，大理段家的武功足以傲视武林，他却因为不愿学杀人的功夫从家里逃了出来，自己没有本领，偏偏爱管闲事，尽管性命攸关，却给对方以谅解与慈悲，特别是受到鸠摩智的挟持，生不如死，一旦脱困，也是宽大为怀，不愿挑起纷争。虚竹是个“好生丑陋的小和尚”，但生性纯良，天然未假修饰。为了救人，无意中破解了“珍珑”；再一次慈悲，又救下了天山童姥；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和施恩予人，制衡了武林各派的争斗，达到了息事宁人的效果。萧峰在两军阵前自刎身亡，意欲化解民族矛盾和武林纠纷，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及江湖的和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冒着生命危险力战六大门派，制止了一场武林浩劫。正是由于他们对家国稳定和江湖和平的无限热爱和努力追求，才使江湖社会出现了少见的宁静和平和。 再者，《笑傲江湖》提出了两种最高的武功，一是“独孤九剑”，一是“避邪剑法”。前者为独孤求败所创，他毕生想求一败而不可得，故只攻不守，有进无退，一待施展，天下无敌；后者出自于《葵花宝典》，为前朝皇宫中一位宦官所著，其最神秘的第一步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它的阴损毒辣可想而知。令狐冲从本派前辈风清扬那里学得“独孤九剑”，为天下主持正义，使门派消除隔阂，实现了江湖的安定与团结，受到世人的高度赞扬；而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等使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夺取并练成了“避邪剑法”，均变得不男不女、半人半妖，不仅破坏家庭、残害子弟，还为祸武林，搅乱江湖……作者的褒贬极为分明，对维护和平的强调是十分突出的。 追求自由。首先，追求自由。应当承认大侠们的人格同样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他们那出自内心的行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自己内心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或世俗的伦理道德体系的规范。他们很清楚身为大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们通常有颗善良而真诚的心，愿与他人分享快乐。他们爱管闲事，甚至不惜奔波千里去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申冤报仇。而他们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哪怕你要放火把他们家烧光，甚至拿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也定不会去做的。《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他率性天真，无拘无束，“是个素来不会守规矩之人”，他嘲讽过青城派的独门武功，与采花淫贼田伯光来往(只因为田已有悔过之心)，还结交一些不属于“名门正派”的三教九流人物，严重地违反了师门规范也是主流社会的规范，被岳不群公然开除，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他先后谢绝了少林寺和日月神教的入门邀请，他并非不知道少林寺的《易筋经》是治好他的内伤的唯一途径，但自由比生命更加重要，对于任我行的利诱（许以“副主教”、“接班人”）与威胁（扫平五岳剑派）更是无动于衷，哪怕任我行是他未来的丈人!尽管如此，他却接受了恒山派定闲师太临终的请求，出任清一色女尼的掌门……从表面看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令狐冲的所作所为无不有他的是非标准，因为他们知道“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有些事明知不能做，还是非做不可”（《楚留香传奇》）。显示出他们的率性。他们做了许多仁义之事，但并不是为了遵循那些所谓的“江湖道义”，而是完全按照自己内心一贯的道德法则而行事的。《欢乐英雄》中的郭大路一听到“棍子”杀人，马上就会跳起来冲出去救人。他们做侠义之事也并非获得别人的感激，不为名也不为利，可说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这是因为，他们是顶天立地、刚毅果敢、不屈从任何权威或形式格律的英雄。他们所做的是自己愿意并且觉得应该做的事。这些正是大侠们人格自由的体现。 四、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武侠文学中的英雄侠客，几乎无人不遭受别人的误解与迫害，无人不蒙受各种罪名与冤屈，他们的人生之路就是排除这些障碍之路，甄别与正名之路，那种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确实让读者感动。古龙作品中男主角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证明、洗刷冤屈的过程，小说情节一般都是围绕男主人公受冤屈开始，结局总是真相大白，经过曲折、艰苦的奋斗，男主人公终于让人明白他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坏人。俞佩玉亲眼看到父亲的惨死和昆仑派掌门人的横死，却无法说出真相，结果为整个武林所不齿，只好亡命天涯；萧十一郎则完全蒙受不白之冤，他在传说中是一个大魔头，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马如龙也是如此，一转眼之间，谋财害命的罪责堆在身上，虽然亲见凶手承认，却又无法证明，结果被整个武林讨伐，差一点死于非命；像小李飞刀、楚留香这样的侠客，在世俗社会中，也被描述成大盗式的人物，甚至如小雷这样的人物，也承受着被心爱的人误解的痛苦，明知一切，却又无法言明，悲苦藏在心中。忍辱负重是他们的共同遭遇，自强不息是他们生存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优良传统。《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从北极冰火岛回到中原的第一天起，便上当受骗，究竟上过多少次当，受过多少次骗?恐怕一时难以统计。他的诚实善良反衬出江湖的欺诈险恶。过早地失去双亲，过快地身负重伤，简直将他推到了绝路，要不是忍辱负重，顽强拼搏，他早就灰飞烟灭了，绝对不会有光明顶上挺身而出为明教排解纠纷，避免了一场武林浩劫等壮举。《连城诀》中的狄云，一进城就遭到万震山门人的殴打与暗算，被关进死牢，他心爱的师妹戚芳也离他而去，投入别人的怀抱，曾使他万念俱灰。后经丁典解救并传之武功，越狱后却一再遭到江湖人士的猜忌与追杀。狄云忍受了这一切，他身上的那种不畏险阻、忍受种种苦难不折腰的顽强拼搏精神感染着每一位读者，震撼着每一颗心灵。 总之，综上所述，武侠文学并非是无关教化的虚无之事，而是有着丰厚内涵的文学样式。它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武侠文学所蕴含的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于斗争的精神，是我们前进的无穷动力，尤其是加强对广大民众的教育和引导，有利于增强忧患意识、民族情感，培养其积极上进精神、自强不息的品格，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是一种大众文学，消解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反映出了大众的审美需求。然而对于武侠文学的阅读热潮和创作洪流，是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学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武侠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以其独特的文学技巧和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创作风格赢得了大众的青睐；有人认为武侠文学是一种文学逆流，它的暴力倾向、嗜血渴望影响和误导当代青年。究其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它确实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武侠文学中蕴含着丰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迎合了大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对其负面影响，要总结现代武侠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规范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将这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纳入现代文学发展的健康轨道。 ① 陈墨.武侠电影漫谈[J].中国电影艺术,1999,(2)：70. ② 金庸.倚天屠龙记[M].香港：香港明河出版社，1992：1121. 原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