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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空间与地域既是不同群体的生存场所也是彼此区分和关联的边界。对中国传统而言，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区划里，自古通行的是中央与各地的等级布局。这一特点，即便在西洋的“现代化”模式似乎已被引进多年之后，依然能在本土的社会场景中四处见着。于是，一旦研究者们进入从北京到各省的“ 田野”考察，即不难发现这种大一统的空间布局，并由此找到其古今相通的内在连接。 本文描述四川省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通过对现实文本的纪实观察，折射中国传统在政治空间与文化地理上的结构和影响。 “长江第一城” ２００１年４月，因参加四川比较文学年会之故，与川大同事结伴去了宜宾。 宜宾在四川省南部，与云贵交界的地方；距成都约３００公里，如今可由公路、铁路及航空班机前往。再早的时候，据同行的知情者说，则还有水路相连。民国年间，青年巴金就是从成都九眼桥（今川大所在地）附近的码头搭船经宜宾去的上海。 所谓“成（都）宜（宾）水路”——如果可以这样简称的话——就是由北向南纵贯成都平原的岷江。岷江源于今川西北的阿坝境内，全长７３５公里，有著名的“大渡河”等注入，在宜宾与由西至东的“金沙江”交汇，据说便从那里合成了更为壮阔的长江。这种人为划界的结果，使宜宾获得了“三江交汇”和“长江第一城”之名。可是据说从宜宾再往西行，金沙江中游的攀枝花（市）却不承认“长江从宜宾开始”的说法，坚持要挑战宜宾的“长江第一城”地位——那里的情形跟宜宾相近，也有一条从北至南的大河（“雅砻江”，全长１５００公里）注入，因此同样可称“三江交汇”和“长江之始”，并且还透露说宜宾的“第一城”地位不过是沾了高层领导出身背景的光，云云。可见，原本由高往低、分合自然的水文现象，在各有用心的命名下，产生了可资利用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不说，竟还派生出地域之间的利益纷争。 到宜宾后，会议开幕式上当地人士所不断宣传的内容多与“三江交汇”和“长江第一城”有关，对初来乍到的外地宾客产生了明显影响。许多学者禁不住借题发挥，对“长江文化”与宜宾地位的关联各抒己见。 其实就连“长江”这一统称的出现，年代也并不久远。１９９０年版的《中国地图册》上还保留了从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习惯上又称‘川江’”及万县以下至宜昌南津关“也称‘峡江’”等多种不同的旧时说法，即不同流段在称呼上对“长江”保持的地方性记忆。既然支流众多、流段漫长，古人对“长江”的认知实为因时、地而变的过程。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将其指称为“江”或“江水”，并长期视岷江为其江源；而随着政权统辖和族群往来的不断扩展，到了明代徐霞客实地考察之后，中原之士才把流域更广、河段更长的金沙江接入其上。可见“长江”之所以能作为上下游各段及大小众支流的统称，取决于全流域视野的形成和跨地区权威的建立。 然而“统称”既出，震慑四方，各地不同的习惯说法便逐渐消隐，再后来甚至被“统称”全然取代。在这个意义上，“长江”之称一方面固然提供了整合全貌的某种方便，另一方面却又容易空泛笼统而显得无所依托。相反，“川江”、“峡江”以及“金沙江”、“岷江”、“大渡河”这类的特指，尽管可能由于视野的局限而显得零散，但却因承载了丰富具体的地方知识而更具魅力。此外有意思的是，同样发源于西南山地的其他几条大河，如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等，在汉语文献中至今未出现统摄全域的名称，而是以国为界，各有称呼，一旦出境，就被分别叫做“湄公河”（老挝、柬埔寨）、“萨尔温江”（缅甸）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了。原因之一，或许是由于它们自古远在荒外，且流向有别（由北至南），很少列入中原人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关怀范围吧。 这天傍晚，会议休息的时候，终于有机会随主人的安排到了市区“合江口”处，浏览“三江交汇”的实景。我们在岸边的一家茶楼坐了下来。根据主人的介绍，我了解到楼前缓缓流过的是“岷江”；南面大约几十米远的前方，“金沙江”由西而来，与之交汇；两江合一后又继续向东流淌…… 望着同样的景象，你说是岷江融入了金沙江呢，还是金沙江化进了岷江？或者彼此皆亡，被全新的“第三条江”所取代？看来选哪一种回答都没错吧？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只不过每一种取舍都伴随着对其他可能的排斥。因为选择一种记忆就意味着选择更多的遗忘。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知识大厦莫不靠这样的选择而建立。不信试问一下如今还有多少年轻一代知道长江的英文名称也曾译作“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就因它还曾有过另一别名叫做“扬子江”？至于史料中有关“金沙江”过去以“马湖江”为名、宜宾称“戎州”、“叙州”、“僰道”等这类的记载就更不用提了。 西方古语说“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这话移过来说我们的“长江”也不错。因为就算这第二次进河的“人”本身依旧，那被进入的“河”却连名分都丢失了，还能称“同”吗？汉语诗文也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意思相近，角度不同，都表达出对人生“事像”、“记忆”与“遗忘”彼此关联的领悟，略微的感伤中体现出对世事的洞察与超越。 “僰人”踪迹 宜宾城依江而造。如今的市区高楼耸立，街道纵横，从来来往往的公交巴士和装修时尚的店铺中已看不出多少往日的遗迹。不过就在江岸新建的街边花园处，我们一行与会同人却无意见到了一座引发怀古之情的雕像。 雕像以花岗岩造成，雕的是造型夸张的男女头像；从二人的装饰特征看，像是某一少数民族。人群中有学者凭自己的地方知识判断其为“僰人雕像”。“僰”念“伯”（Ｂｏ），指一个在今天的“民族大家庭”中已不见经传的古代族群。可惜不仅久远陌生，且口读不见，在场的多数同伴想必听了也不得要领。还好，领队的主人对此判断予以了证实，并且解释说“僰人”原是宜宾最古老的土著，他们从历史上“忽然”消失的原因，传说是由于明朝军队当年“斩草除根”式的剿灭。后来，同样的传说又在当地的其他场合多次听到。 返回成都后检索有关资料，发现其实连供游客浏览的简易手册也刊登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未身临其境的读者通常难以留意罢了。比如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的《巴蜀旅游文化》就写道：僰人是战国至元、明时代居住在川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历经各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征剿后，到明代仅变为缩居南广河流域的一支。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朝廷借镇压叛逆的名义，对僰人发动围剿，不但大肆屠杀，而且搜捕逃匿者，“此后，宜宾一带的僰人便从历史上消失了”。所幸的是，“消失的族群”并未从人们的记忆里全然逝去，而是凭借多种方式顽强地存留在别样的历史之中。前引同一读物继续写道：“（消失的僰人）在依山临水的悬崖峭壁上留存下来数百具古老的悬棺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因其独特、集中并伴有丰富多彩的岩画，一度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热点，１９８８年被公布为“国宝”文物（即“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僰人悬棺”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不说，它还演变成当地进行旅游开发的丰厚资源。 到了九十年代，川省史学界集体编撰的《四川通史》（１９９３）首卷便有对僰人的叙说，并把以“杜鹃啼血”闻名于世的蜀王杜宇（约公元前１１世纪）推断为“僰人”，同时引文献指出“僰于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后来因“汉民多，渐斥徙之”（第２５５～２５６），进一步探询了僰人兴亡的历史踪迹。 那么，僰人究竟哪儿去了呢？他们真的消亡了吗？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战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另有解释，答案是“僰人”其实变成了后来的“白族”——因受旧时“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僰人”的称呼在明以后的记载中被该族的学者改写，后者将带有“西南夷”之类贬义性质的称谓记忆有意抹去，换以相对平等的“土民”或“白人”来替代。（《明代民族史》，第４１３～４１６页）如此一来，作为族名的“僰人”就从史册上逐渐隐退，而作为实体的族群却改以新的名称存在下去。可见非但族群的聚合兴衰事关重大，就连族别名称的不同取舍也非同小可。前引《四川通史》一书业已指出：古代“蜀人”之“蜀”，本指“毒虫”，是殷人发明的一种“他称”和“贱称”，不能与本土人民的原初自称相提并论。（第３６页）中国古代与“僰人”、“蜀人”相似的族群记忆还有很多，面对今人新创的历史叙事，看来还将引出各种版本的“故事新编”。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民族交往关系，指出：作为“核心”的华夏族在向外扩展时，对周围的“蛮夷”族群采取了“逐”和“变”的策略。大多数既逐不出又变不了的“非汉民族”“只有走到汉族不愿去居住的地方”，继续留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一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东亚地区，也就是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范围里。费孝通先生进一步阐释说，这类“非汉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这样说来，“僰人”成了“白族”倒还不错，可是古代蜀国的主体“蜀人”呢，其命运又该如何追溯？对于今天的川省，许多人仍习惯用“蜀”为其简称，可内中的演变却或许少有人问了。 会议结束，我们本已商量好去珙县看“僰人悬棺”，不料打听下来，从宜宾去往珙县，乘车单程就要四五小时，当天不能返回；而次日众先生们都有课在身，故只好作罢。这样，返回途中，带着心中未竟的感怀，便在单调催眠的高速公路上遥想出了这些不相连贯的片段。 “酒乡”今昔 对于久远的历史，后人不可能也不会逐一记忆，而总是通过精心安排的方式加以取舍。古代常见的办法不外是编史、刻经、修志一类，而举办各种专题的陈列展览，则已成为现代社会更为普遍和有效的方式。 宜宾也不例外。仅市内风景区翠屏山一地，我们此次前往的时候，就有不下五处专题各异的展览遗迹：“哪吒庙”述说本地同古代传说的关联；“玄祖殿”突出道教传承的往日风采；“人物事迹陈列室”则力图让人对宜宾名流留下印象……不过，走马观花式的浏览间引起我注意的是“博物馆”内夹在“秦、汉……明、清”正史框架中的几件民族“文物”——本地“土著”使用的漆杯、漆壶和漆碗。展览虽然没有对这些器物详细解说，但把它们与汉族主流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已体现了历史叙事的时代更新。只有在文化传统“多元”和“多源”的意识下，族群记忆的历史并置才成为可能。当然对展览者来说，倡导此举的动机或许还出自效益考虑。例如，宜宾博物馆门票“简介”上对该馆的介绍只有一句话：“藏品丰富，陈列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专题性展览”。 不过，就宜宾的地方与民族两重“特色”而言，展室内漆杯、漆壶和漆碗则触发了我对“酒”的联想。酒，在西南族群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是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这不但与世袭的社会习俗有关，而且同特定地理生态相联系。对此，旧时汉籍所记的史料多有提及。《新唐书·南蛮传》说这一带的土著“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嘉庆《马湖府志》曰：“夷俗尚巫信鬼……相引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储弗尽弗已。”宋代文人黄庭坚则以自己遭贬复醉的经历解释说：“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宜宾旧称）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醉落魄·陶陶兀兀》）照今人的说法，所谓“瘴气”，指包括疟疾、痢疾等在内的热带疾病。西南山多地潮，时有此疾发生；而酒有杀菌、挥发作用，若每日饮之，多能缓解防治。故对于世代居此的各族民众来说，饮酒之俗便不仅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且是“生存斗争之必需”（凌受勋：《金沙江·马湖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可是，时过境迁，史随人变。宋代以后的人们谈论宜宾的“酒文化”时，目光更多转向了黄庭坚等名士留下的种种名胜，而对原本存在的土著业绩，则不是视而不见便是将之归入奇风异俗式的陪衬行列。如今的宜宾市区里，为数不多的景点中就有专门的一处“流杯池公园”，纪念仅在此地“客居”三载的黄庭坚残留的饮酒遗迹。在这种追古攀名的风气之下，后世人们对黄氏与酒相关的诗词倍加传诵，同时却对当地土民们更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口传“酒歌”感受若无。 这种因记忆错位而形成的文化反差，到了步入位于宜宾、如今堪称川省造酒行业之龙头老大——“五粮液”总部，参观了气势辉煌且精心布置的现代酒展后，令人体会得更为强烈。酒展设在楼房式的巨型“厂门”内。“展”“门”一体，“财”“文”结合，仅建筑造价据说就高达千万，而室内陈列的主要是本厂生产的名酒品牌。在一盏盏光亮刺眼的灯光下，透过富丽豪华的展览语言，人们已觉察不到多少本土传统中多元淳朴的酒乡古迹，更难以体会“饮酒以为生存斗争之需”那样的文化底蕴了。 “竹海”风光 今日宜宾，地处川南，辖地万里。“竹海”在其中部长宁县内，因有七万余亩楠竹景区而得名。如今的旅游材料宣传其“莽莽苍苍，无边无际。荫覆着大小二十八座岭峦，五百多个山丘”；而最为突出的是“挺拔参天的楠竹根连枝叠，拥青泻翠，郁郁葱葱”，被称为中国“竹文化”研究中心……因此“既有旅游审美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这样的宣传虽然文辞美溢，却并非自我标榜，毫无凭据。１９８６年底的时候，这里就由外地机构出面，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得了风光凸现的新式头衔和增添财运的无形资本。 如果说以往风景名胜的产生，要靠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约定俗成”；定了、成了，还不见得人人接受。而如今的“约定俗成”却可以通过权威机构（乃至经营商家）发文颁布。不管是否愿意，事情反正就这样变化了。不过倘若深究下去，人们会发现真正的“赢家”其实是掌管“魔杖”的这些机构本身。忽而“某协会”，忽而“省部级”；接着又是“联合国”、“世界杯”……它们走南闯北，点石成金，把各地之间或类型之间的差异认定为优劣美丑的不同等级，不仅使接受认定的芸芸众生“趋之若鹜”或“噤若寒蝉”，到头来仍逃不脱“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命运。可又有多少人认真对这些机构的存在进行过质疑？到目前为止，它们的权威至少还称不上“约定俗成”吧。 一旦起头，联想就会越生越多。好在进入“竹海”之际，主人近乎神秘的一番介绍又将众人的思绪转入了生态起源问题。在感叹当日天气甚佳、观景必定悦目之后，其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年代久远，这片规模巨大的楠竹景区，如今已弄不清究竟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栽培的了。之所以要把这当成问题来介绍，我想潜在的意图无非有二，一是增加此地此景的吸引力，另一还是在暗示其天工作美的自然属性——在人类普遍追求回归原野的“后工业时代”，自然之美似乎重新胜过了人工雕饰。而就在这表面两可的猜测之间，其实还隐含着很有意味的本地内情。大约二十年前，一位长期考察西南文化的民族学家探访宜宾，据他记载，当时被告知的实情是本地“‘竹林’为近年所栽”；并且其还考证出“这一带种竹原有传统”。（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那一年是１９８１，“竹海”的名称还未流行，本地也还没有获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称号。 到“竹海”之后，我们绕开一个个竖有标牌、可按图索骥的景点，遇见了竹林深处的一户人家。主人姓吴，四十来岁，男性，系当地万岭镇农林村二队的农民，家在附近村里，平时一人住棚屋看守竹林。他说万岭镇原叫万岭公社，原先一直种竹，大跃进时改种粮食，（一九）六四年后又放田还林，重新靠竹为生。问及为何种竹，回答说这一带竹子好栽，一亩竹林的产值与粮食相当，劳作、管理上却比种田省力。成材的竹子通常可长到十多米高、碗口粗细，既能直接外销，也可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后再供应市场，从而使农户的收入有所提高。现在国家提倡旅游，他们吴家也跟村里的许多农户一样，开始在自己的“责任林”中顺带开办经营餐饮的小店，有游客来时便供予“竹笋”、“竹荪”为主的特色饭菜…… 照此说来，所谓“竹海”，其实跟“梯田”、“果园”一样，并非天然生成的原始植被，而已带上了明显的人工改造痕迹。改造的动力最初也不是出于观赏目的，而是出于人对生存资源的索取。令人困惑的一个相关疑点是，当我们身处已升格为国家胜地的竹海美景时，同行者中忽然有人提示说这里很少听见鸟的叫声。大家留神细听，发现果然静如幽谷。于是又揣测纷纷，多数认为没准跟大面积的单一植被有关：过度稠密的竹林“独霸”损害了生物所需的多样平衡，从而导致了包括鸟群在内、对食物链有特殊要求的林间生命难以栖息。如果其确系人工所为的话，使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的结果就不能全然视为福音了。 可惜同行者中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众人的即兴揣测还有待证实。但问题的提出已表明“竹海”的命名并不简单。其所关联的层面还有许多值得讨论。比如说，与对外部资源的物质性索取和改造一样，世人对外在事物的精神性指称和命名其实也是一种“开发”。 由此不禁又联想到了演变至今的现实。在倾斜式地大力“关照”了一阵东部沿海之后，今天的中国忽然又上下热闹地说起“开发西部”了。其实千百年来，自从被外在地视为“西部”之后，此地不是一直就处在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吗？ 原载：《博览群书》2007-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