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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电影《国王的演讲》时，几次被细枝末梢转移了注意力。先是阿尔伯特王子，也就是还没继位的乔治六世，第一次见语言治疗师，他要求对方称呼他“尊敬的殿下”。其后国王夫妻拜访治疗师，邂逅治疗师的太太，对方小心翼翼地留他们吃晚饭，这时皇后说了句：“我们很乐意，但是，需要正式预约。”身份决定态度，王室成员身段矜持，和平民萍水相逢，有落差是必然。所以看到结尾不是不错愕的，国王称呼治疗师“我的朋友”，并且，字幕告诉我们，他们平等的友谊持续到生命的最后。真相没有这么温暖煽情，那是等级制度仍然森严的1930年代，“打破阶层的友谊”只能是一则过分美好的成人童话。 不止那个年代，“阶层”的话题其实从来没有在英国电影里退场。迈克·李拍《又一年》，前四分之三是看似平淡的中产家庭琐细小品，到了尾声陡然触到冰冷坚硬的内核：旧有的等级结构仍然深刻地塑造着这个保守的国家，而在伦敦这个秩序被打破的流动世界里，自由也许是彷徨，有给自己挣来幸福的人，也有失意的失落的人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何处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在过去的20多年，这种因阶层引发的焦虑在美国电影里是被压抑的。构思一部美国主流电影的故事框架，那里头不会有等级隔膜，也不应存在社会流动，因为中产是唯一和全部，中产社会是最寻常也最理想的状态。哪怕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超人转身成克拉克·肯特，也是一个有体面工作和体面女朋友的体面人。如果要定义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片，那就是对中产生活的集体想象，鲜衣，美车，坐在宽敞明亮的开放式厨房里喝咖啡，工作体面，努力赚钱，努力花钱，没有谁高高在上，也没有人挣扎于贫困和泥泞，也就无所谓“地位”的焦虑。这类电影设想的观众，是富足安宁的中产普通人，不贪心，也没有不甘心，只图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看电影，是想看到自己美好的镜像，可以有些适可而止的自嘲和无伤大雅的消遣，而终局定要美好——电影里的人要得到幸福，是因为看电影的人想看到幸福。这是商业喜剧的标准范文，很八股，也很灵验，看《爱情灵药》就明白了。确保了物质、金钱和爱情的富足，阶层这道褶皱也被抚平了，看这样的电影就能明白，难怪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先生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衬着这样的背景色，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监守自盗》就成了一部特别意味深长的电影。这部试图解答2008年金融危机的纪录片里，导演在密集的人物采访和数据分析之后，触到了金融体系不道德的症结：金钱流动要遵守能量守恒的法则，一部分人攫取就注定了另一部分人承受代价，银行家和政客不会傻到去榨取美国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那么刀下的鱼肉是谁呢？这个国家有实践美国梦的中产成功人士，也有挣扎于贫穷温饱的“失败者”。既得利益者捍卫着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然而温水煮青蛙，谁知道游戏什么时候崩盘？这把尖刀干脆利落地扎进了“理想美国”的心脏。 《监守自盗》不是唯一的。经济萧条、政局疲软的沮丧里，好莱坞固然是歌舞升平努力娱乐努力赚钱，但也有一些电影试图以干预的姿态出现了，这些带刺的电影开始考虑社会结构的不公平，被伤害被边缘的个体在感情和伦理的漩涡里挣扎，很多时候悲剧的根源是因为“阶层”——这个长久在美国讳莫如深的语词。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出人头地？” “因为这样俱乐部的人们才会注意到我。当然你无所谓成绩，反正你念的是波士顿大学。” 这是《社交网络》一开始哈佛二年级生马克和他女朋友在酒吧里的对话。“俱乐部”和“波士顿大学”划清了哈佛精英和平民大学生的分界线。19岁没有身家背景的犹太男孩，在哈佛是被边缘的，他明白这一点并且迫切地想改变。他和温家兄弟的敌对不光是校园知识产权纠纷——他不能成为他们，他要取代他们。 《斗士》里最激烈的对决不是男人在拳台上，而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是米奇·沃德的女朋友查玲和他母亲爱丽丝之间的冲突。母亲是一个高加索移民家族的女家长，深信抱团的力量，坚信“你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是哪里的人。”女孩是闯入者，是体面人家有教养的孩子，离开破落的小城去念大学，出于罗曼蒂克的拯救愿望，她要带着米奇离开。对于米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是两个世界。 《城区大盗》（题图）道格是个天才的混蛋，抢银行是他唯一会做的事，他倦了，想离开去过清白的日子，但是他最好的朋友说：“你是走不了的。”甚至拿自己的妹妹来留他。他喜欢上被他劫持的银行女职员，一个干净美丽的姑娘，但是那样的好女孩在他生活的社区里是多余的。 在这些电影里，“阶层”是非此即彼的阵营选择，没有沟通，没有让步。借用卡尔·马克思的句式，一部美国社会史，写满了阶级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美国人比较忌讳马克思的斗争论，他们用各种名词和概念置换了敏感词，上述种种可以被表述成：文化的冲突，精英和大众的对立，东岸和内陆的对峙，以及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其实是一回事，耍的是文字游戏。 法兰曾在《自由》中写得剔透：这个国家的本色是“不和”，中产阶层内部尚且派系林立口水横飞，何况跨出阶层。每一种逃离的愿望和野心，埋藏了因为阶层而起羞耻和不甘。 这里要提一本小说，乔纳森·法兰曾的《自由》，一本去年在美国掀起千层浪的小说。主角是明尼苏达州的几户布尔乔亚家庭，自认公允、热肠、肩挑道义，热爱表态，中正平和修饰了尖刻脆弱。在这里，生活首先是一种表态，譬如沃尔特和帕蒂这对夫妻，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以及《纽约时报》的忠实读者。帕蒂和邻居针锋相对，导火索只是因为，隔壁的先生是赤膊穿工装裤的粗人。 在电影《孩子们都很好》（下图）里，女同性恋伴侣妮可和朱尔生活的社区是很和谐的，周围是和她们差不多的人，外部世界平和，她们要处理的矛盾是关起家门的感情问题。《自由》戳穿了这种理想化状态，家里自然有家务事，打开房门，一群身家背景高度相似的布尔乔亚男女，照样暗流汹涌。 从前有种说法，认为美国无所谓“红营”和“蓝营”的分野，因为这是一个“合众国”。现在法兰曾写得剔透：至少在过去十年，这个国家的本色是“不和”，中产阶层内部尚且派系林立口水横飞，何况跨出阶层。小说里有个非常尖锐的段落，环保斗士沃尔特先生为了某种黄莺的繁殖，坚持要把一群原住民赶出山林，那是200多户贫穷的农户，当地的水土被早年的矿业败坏，如今这些“杰弗逊的老乡”困守在祖辈留下的褪色寒舍里。至于沃尔特要拯救的黄莺鸟，其实连二级保护动物都不是。而这位沃尔特，他出生在败落的小镇，父亲是个酒鬼，他凭着“自制和自律”争来了现有的生活。 这就是核心了：每一种逃离的愿望和野心，埋藏了因为阶层而起羞耻和不甘。 困在原地的人是可怜的，可怖的，可悲的，而所有不甘于命运、拼命离开的年轻人，他们是殊途同归的，他们想要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分子。 《社交网络》里，马克不甘心在哈佛泯然众人，他憧憬过温家兄弟代表的校园贵族团体，羡慕过，妒忌过，最后是恨的，恨他们的倨傲。于是他的野心就带上了挑衅和报复的色彩：既然不能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员，他就再创造一个世界，宁有种乎。Facebook就是一个颠覆和塑造的平台，你把自己写成“谁”，你就是“谁”。 马克是想进入一个特权的阶层，至于《城区大盗》、《斗士》和《冬天的骨头》（右图）的主角们，他们是要离开。道格想离开，离开波士顿的查尔斯镇，那个除了蓝领工人就是银行抢劫犯的泥淖社区，远离警匪一家、家族犯罪。米奇想离开，离开萧条的家乡洛维尔，曾经繁华的工业重镇已经败落，看不到希望的人们自暴自弃地活着，哥哥吸毒，疯癫，姐妹们粗鄙，他不想自己的一辈子也陷落在这样的生活里。芮想离开，离开父亲贩毒带给她的耻辱和道德压力，离开那些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长辈，离开贫穷和黯淡。 他们想要离开的世界和马克想要进入的世界分享了一个特点：封闭性。《社会网络》里的温家兄弟和《华尔街2》里的银行寡头们是同类，这个财富和权力的垄断群体，带着欧洲大革命之前的贵族世袭色彩。在这里现实呈现了它微妙的一面——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都是以血缘维系的。道格的查尔斯镇，米奇的洛维尔，芮的奥扎克山区，它们的存在更接近于部落，一些家庭聚居然后扩张，在大家族式的社区里，形成一套自己的做事方式。那些人代代相传地走上了那样一条生活道路——贫穷，犯罪，活在底层的黑暗和泥泞里。因为血亲的纽带，悲剧很自然地循环，《城区大盗》里道格无师自通地成了手段利落的银行抢劫犯。也因为家庭的牵绊，离开其实是分外艰难的，芮想走，但她在感情上放不下年幼的弟妹，何况她的姑妈婶娘们不许她离开，怕她把家族贩毒的机密告诉警察。 在查尔斯镇，在洛维尔，在奥扎克山区，留守的人是可怜的，可怖的，可悲的，而所有不甘于命运、拼命离开的年轻人，和《自由》的沃尔顿是殊途同归的，他们想要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分子。 社会流动成了一条残酷的单向流，中产是正常的安全的理想的，向上出头是冒险家的游戏，而下探的人生不被允许。贫穷的搭档是犯罪，而中产是温柔的乡愁，也是美好的豁免权。 中产成了一抹温柔的乡愁。 若是中产阶层的年轻人不安于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主题会飞快地滑向黑暗面：既是野心勃勃的圈外人，拼全力也要达到目标；也是失败的成功者，寂寞，孤独，脆弱。这是《社交网络》里的马克·扎克伯格，也是斯科塞斯《喜剧之王》里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更早以前，我们在《公民凯恩》里已经看过，“玫瑰花蕾”的雪橇融化在壁炉里，孤老终身的凯恩再也回不到老家科罗拉多的风雪中。 离开中产这个阶层，向上，高处不胜寒，向下，是万劫不复。“成为中产一员”带着普通人成功的励志色彩，但美国人更敏感的是对中产破产的恐惧。2009年末的《在云端》里有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细节，一个看上去冷静从容地接受了自己被裁员消息的女职员，回家后不久自杀了。失去工作，失去收入，随之土崩瓦解的是身份。这个话题在去年冬天本·阿弗列克主演的另一部片子《合伙人》里展开，男主角失业之后的各种崩溃，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在中产阶层已经没了立足的地方，跌到蓝领是不能接受的，后面的故事不是他接受作为蓝领的社会地位，而是卧薪尝胆重回中产，这是必须的，因为后者代表了生活的方向。 社会流动成了一条残酷的单向流，中产是正常的安全的理想的，向上出头是冒险家的游戏，而下探的人生不被允许，如果从外面的世界退回到洛维尔或查尔斯镇，只能是堕落了。就像《斗士》里米奇的哥哥迪基，曾经也是轻量级拳王，他回到洛维尔，声名狼藉，吸毒，癫狂，自欺欺人，成了一个可笑又可怜的小丑。还有那些飘零在中下层的姑娘们，都是做了流莺，卖笑卖毒。当眼光扫到底层，看到的是绝望堕落的个体，而集体贫困这个真正深层次的问题被屏蔽了，取而代之是道德裁判登场。如果抱有同情，也许会想起田纳西的诗：那些蠢蠢欲动的孩子终被命运吞噬，在上天怜悯的微笑中。 但我们也有必要想起另一些事：回顾1920年代大萧条期间，类型片有了最初的模样，底层的小伙们在黑色电影里看不到天明，贫穷的搭档是犯罪，詹姆斯·卡格尼扮演了那么多黑帮小弟，从没有机会“幸福地活下去”；而刘别谦的喜剧里，布尔乔亚男女们衣食不愁，少奶奶的沙龙里上演成年男女有色有戒的感情游戏。那是两个美国，存在于两种电影里，那时中产就已经代表了一种豁免权。 比起那个年代，贫困这个话题现在在好莱坞电影里更边缘了。时代是不同了，重看《怒吼20年代》，詹姆斯·卡格尼的挣扎让人心碎，画面上是芝加哥夜深沉，遂想起斯科塞斯在《赌场》里让主角说出了：我真正的发源地在这里，我是很真实的，肮脏，粗鄙，狂暴，这就是一切。就像导演本人说的，那才是美国梦最初的样子啊，每个美国人都认为他们可以一夜致富，如果不以合法方式实现，他们会尝试非法的。是的，“贪婪是美好的”，尽管奥利弗·斯通本意是谴责，但《华尔街》里这句台词成了30年来美国向前的动力。 一代一代原始积累后，美国梦已然被漂白成“为成为中产而奋斗”的励志口号。贪婪是美好的，诱惑是美好的，但被切割的肥肉从哪里来？这也是《监守自盗》最尖锐的地方：既得利益者捍卫利益，未得利益者要拼命成为得益者，是不是不公平的结构只会崩溃不会改变？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产人士愿意看《斗士》（右图）的前一个小时，不带着居高临下的同情怜悯。很可能这类在艺术院线有限放映的电影，原本就被他们屏蔽了。最有能力消费的人群显然偏爱《欲望都市2》，饮食男女，流光溢彩，无忧无虑的中产阶层仍然是唯一和全部。 原载：《文汇报》2011-03-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