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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认知事物的方式是否与其所生活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文化特点有关联呢?这一直是认知风格研究领域令人关注的问题。所谓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指人在认知活动中，作为认知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点，称为风格。一般而言，人在认知活动中会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化习惯特征，这种习惯特征主要表现在认知能力、情感反应以及生理反应等方面，它影响着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感知、对认知环境的反应和利用以及与外界的交流活动。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认知活动中所呈现的这种个性化习惯特征，有些是受生理条件影响生而有之，但更多的则是受生态环境、文化、社会传统的影响而后天习得。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于认知风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在80年代末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威特金等人提出的场依存——场独立(Field dependent——Field independent简称FD，FID)的认知风格类型理论，为深入研究个体形成不同认知风格类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藏族是一个具有独特生态环境和文化的民族，他们的认知风格特点会为研究认知风格类型的影响因素提供实证性的材料。通过分析CNKI检索系统等检索资料，目前尚未见到专门针对藏民族的认知风格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从场依存——场独立这一维度来考察藏族的认知风格，以及这种认知风格与其生态、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构想下，我们采用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修订的《认知风格镶嵌图形测验量表》作为认知风格的测验工具，于2005年6月初在西藏选取了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的秀巴村、色朗村和墨竹工卡县的日多乡三个村寨作为调查点，并对从中随机抽取的135位18岁以上的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进行了调查。 二、研究方法 (一)相关概念 与认知风格相关的有“场依存”与“场独立”两个重要概念。认知风格的“场依存”与“场独立”理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H.A.威特金于1954年提出。他在研究成人知觉时发现，人们在对信息进行感知和抽象时存在着个体差异，他将这种差异区分为“场依存”与“场独立”两种类型。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体知觉信息时是使用外部线索还是使用内部线索来进行认知的组织与抽象。场依存的被试往往倾向于依赖外部线索(如参照体)接受知觉对象，对客观事物的知觉倾向于以外部参照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他们的态度和自我知觉更易受周围环境或人们、特别是权威人士的影响和干扰，在决定某些想法前，常常注意和了解他人的想法与做法。而场独立性的被试则往往倾向于依赖内部线索(如直觉、已有的感知经验)，即以其本人所储存的信息为参照系来感知对象，他们具有较高的认知改组能力，在认知活动中较少受环境因素或他人的影响和干扰，倾向于在抽象、分析的水平上对信息进行加工并独立采取某种行动。评定这一认知维度常用的方法为镶嵌图形测验(Embedded Fig-ures Test)。 关于个体或群体在“场依存”和“场独立”上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H.A.威特金曾提出过社会化模式，Berry提出了生态文化模式，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文化融合模式。参照这些模式本文提出了“从生态文化到认知风格的系统模式”，并以这一模式为出发点来分析和研究藏族的认知风格。参考人类学知识，笔者认为在这一模式中，生态文化应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两个方面。所谓生态环境指个体或群体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由地形、气候、资源三要素构成；生存策略则指个体或群体根据自然环境而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及其由此派生出来的文化，如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同时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决定生存策略，而生存策略又反过来影响生态环境。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个体或群体形成一定的认知风格，而这种认知风格叉反过来影响个体或群体对其生态文化背景的适应。因此本文将生态文化和认知风格之间的关系为一种结构模式。 为了把握藏区生态环境、生存策略与认知风格的关系，在反复查阅有关人类学资料和现场调查访谈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中，地形、气候和资源的综合评价主要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海拔在3000m～3500m为高原农地，其气候较适合麦类、青稞、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海拔在3500m～4000m是高原农地与高原牧场的过渡带，气候相对高寒，主要为农牧混合的生产方式；海拔在4000m以上则为较典型的高原牧场。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生态环境以所处海拔的不同高度划分为3个级别：海拔3000m～3500m为1级；海拔3500m～4000m为2级；海拔4000m以上为3级。 根据人类学知识，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过程中会主动地选择一种较为适合自己的获取生活必需晶的策略或方式，我们称为生存策略即生产方式。这种选择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结果，一个群体一旦确定了一种生产方式，则会相对稳定，并世代相传。即人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之下，就会对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生存策略与生态环境相对应，也划分为3级：农业为1级；综合(指农、牧、多种经营)为2级；游牧为3级。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在西藏地区选择了调查对象。 (二)调查对象 地处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的秀巴村，海拔在3000m～3500m左右，依山而建，由于开发了古碉这一旅游资源，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的村子。全村共有16户人，全为藏族。因当地海拔较低，地势较为平坦，适合麦类、青稞、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他们以农业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同为工布江达县的色朗村，海拔稍高在3500m～4000m左右，为高原农地与高原牧场的过渡带，这里气候相对高寒，自然资源有林木、藏药、矿藏等，人口约140人左右，由于离拉萨较近，与外界的接触较多，因此这里的人们经济生活呈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农 耕，也有多种经营如虫草、木材，兼有少量放牧。地处墨竹工卡县的日多乡，海拔在4000m以上，为较典型的高原牧场，人口约有100人，以畜牧为主，其区域距雪线已近，少雨而多雹，八月雨雪，九月冻结，来年四五月间冰解雪融，土壤松润，百草怒放，是天然绝美的牧场，由于气候高寒，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生计方式。经过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三个村寨基本代表了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这三个调查点随机抽取了135位年龄在18岁以上(包括18岁)的藏族成年人进行了《认知风格镶嵌图形测验》，回收有效测验量表129份。他们的构成是：男性63人，女性66人；从事农耕的72人，农牧混合的33人，畜牧的24人；生活在海拔3000m～3500m的72人，生活在海拔3500m～4000m的33人，生活在4000m以上的24人。 (三)测量工具 本调查所采用的《认知风格镶嵌图形测验》是一个知觉测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998年的修订本)。测验要求被试者在较复杂的图形中找出并描绘出隐藏在其中的一个指定的简单图形，测验得分的高低反映了被试克服隐藏图形的知觉能力——即空间改组能力的强弱。场依存——场独立性的理论认为，场独立性的被试能够顺利克服隐藏作用而分离出简单图形，而场依存性的被试克服隐藏作用分离简单图形则相对比较困难。 该图形测验是为了了解个体认知风格的场依存——场独立性这一维度而设计的纸笔测验，它对文化背景没有要求(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者都可以完成)。它主要由测验说明和测验题目组成。其中测验题目又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9道题，这是为了让被试熟悉题型供练习而用的，不记成绩，但事先不告诉被试第二、三部分，各含10道题，是正式测验题，每道题下面都标出了要找出的简单图形号码，简单图形附在测验的最后一页。测验分数是以第=、三部分中正确画出指定简单图形总数记分，每题1分，最高应为20分。 根据场依存——场独立理论，在镶嵌图形测验中得分较高者应划为典型的独立于场的人，得分较低者应划为典型的依存于场盼人。在本研究中我们是以《认知风格镶嵌图形测验》给出的成人常模为依据，按照公式：标准分数z=(被试得分一相应常模团体的平均分)／相应常模团体分数的标准差和公式：T=50+10Z。计算出T作为认知风格的代表值，如果T值大于50则表明被试倾向于场独立性，其值越大(越接近80)独立性越强；反之，如果T值小于50，则表明被试倾向于场依存性，其值越小(越接近20)，依存性就越强。 三、结果分析 (一)129位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 从结果可知，测查的129位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的代表值T=55.7，说明他们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T值大于50分)。其中男性的代表值T=52.6，女性的代表值T=58.2，说明被调查的女性的场独立性强于男性。 (二)不同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下藏族的认知风格 从结果可知，被测查的72位生活在海拔3000m～3500m主要从事农业的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依存性(T值小于50分)；33位生活在海拔3500m～4000m从事以多种经营为主的混合型生产方式的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T值大于50分)，其独立性最强}24位生活在海拔4000m以上的以游牧为主的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 (三)三种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被试在认知风格倾向上的差异性比较 该方差分析表由SPSS统计软件完成。 从表3的结果可知，三种不同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被试在认知风格倾向上有极显著的差异。 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不同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被试在认知风格的倾向上确有本质的差异，其中差异最为显著的是游牧与综合这一组。说明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是影响认知风格的重要因素。 四、讨论 从以上取得的测查数据，我们可得出三个有关藏族认知风格的重要结论： (1)129位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倾向的代表值T=55.7，说明其总体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也就是说，被调查的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是倾向于场独立性。 (2)测查结果显示，女性的T值为58.2，男性的T值为52.6。这显示了一个特殊现象，即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 (3)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虽倾向于场独立性，但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下其认知风格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反映海拔在3000m～3500m从事农耕的72位被试者的T值为43.3，说明倾向于场依存性；海拔在3500m～4000m从事多种经营的综合型生产方式的33位被试者的T值为55.7，说明其倾向于场独立性，且独立性较强；而海拔在4000m以上从事畜牧业的24位被试者的T值为51.8，也倾向于场独立性，但其场独立性却略逊于农牧综合类型。也就是说，以农业为主的人群场独立性最低，主要倾向于“场依存”，而从事畜牧业的人群场独立性明显升高，并主要倾向于场独立。而场独立性倾向最强的却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牧综合型的人群。 很显然，这三个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与社会文化及其经济类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故本文拟对此三点稍作讨论。 就被测试的藏族成年人的总体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这一特点来看，显然应与其所生活的高原地域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藏族所生活的青藏高原地域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高原，这里有连绵不断终年积雪的雪山冰峰，高大的喜玛拉亚山脉阻挡了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整个青藏高原因海拔较高，对外交通相对隔绝，加之气候高寒，地旷人稀，所以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无论是从事农业、畜牧还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牧综合型生产方式，都要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具备较强的独立性的空间判断能力和较高水平的心理分化能力。因为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可供人们参照的外在信息相对较少，茫茫大草原上，一望无际，人们很难寻找到外在可供参照的物体，更多的只能以自己独立的感知经验来辨别方向、时间、食物、水源等生存要素，人们更多的是靠直觉和已有的感知经验感知事物，久而久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形成了以场独立性为主要倾向的认知风格。当这里的人们以这样的认知风格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就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藏族独特的文化与藏民族认知风格的场独立性有着内在的联系。美国学者斯宾塞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讲到：环境是文化系统中的决定作用，环境通过和组织、技术以及人口的相互作用，成为文化系统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态环境、生存策略即生产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风格，而认知风格又反过来通过个 体不同的认知事物的方式制约着生态文化的风格。可以说认知风格是一个地域的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媒介。 其次，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被测试的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这一结果。这一结果虽然还未找到确切的已有研究结果可供比较，但根据大多数社会文化经验，一般人们总会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具依赖性。但我们对藏族三个村寨认知风格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则刚好相反。这一结果在藏区是否具有普遍性?什么是造成这种特点的具体原因?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其原因可能也不是单一的，而应较为复杂。不过，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发现，认为这种较为特殊的结果与藏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应有一定联系。在藏区，传统的畜牧业和农业对劳动力的分工都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分工，柔弱的女性与强壮的男性承担着同样重要的责任。在传统的分工中，男性从事犁田、耙地，外出长途运输，缝制衣服皮具、屠宰等工作，同时担任木工、石工和陶工；女性从事播种、施肥、拔草、收割、扬场、炒青稞、挤奶、打酥油等工作，同时牧区的女性在春天要接羔育幼，夏天要剪羊毛、割草、储草。概括起来说，男性做技术性强的活和常年在外的活；女性则承担起其他重活和几乎所有家务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结构决定了西藏的女性无法在劳动中依附男性，在所有这些劳动种类中，她们必须以独立的个体面对劳动对象，独立地作出认知判断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劳动项目。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否是构成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的根本原因，目前尚无法定论。 另外，对于被测试的认知风格与其生态环境及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一事实，也值得我们的注意。不同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之下的被试在认知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从表3的方差分析和平均数多重比较，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下的被试在认知风格倾向上具有很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是形成不同认知风格倾向的主要因素，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总之，本研究支持如下结论：(1)被测试的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女性的独立性强于男性；(2)认知风格与生产方式及生活的海拔高度均密切相关，说明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是影响个体和群体认知风格倾向性的重要因素；(3)认知风格成为一个地域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媒介。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还有值得进一步求证的必要，但以具有独特生态文化环境的藏族认知风格作为研究对象可为认知风格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佐证，为进一步证实认知风格形成受生态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本土化的资料。 本研究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导师石硕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在调查、访谈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得到四川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昊娟、刘春艳、张鸿的大力支持，特致谢意!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