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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性的文学文本在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本背负的多是意识形态的立场或者精英主义的文化诉求。也就是说，文学史中被讲述的大多文本是处于彼岸，大众难以企及。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历史转变，并且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多元、异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等，使得文学文本走下圣坛，进入到大众文化的传播样式当中。审美的欣赏满足与市场的交换行为被置于同一层面得到重视和操作。将文学文本以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供更多的受众接受，这是电视剧艺术存在的一大意义。至此，许多经典性的文学文本开始以大众艺术样式得以传播，大众文化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高效地并带有强制性地将其改造成符合大众文化交换逻辑和快乐原则的文化产品，以促进其流行化和普世化，我国古典四大名著被逐一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就是这一类的代表性事件；而一些通俗文学文本，则在不断改编为优秀电视剧并被不断分析与模仿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通俗典范”的地位，其中由金庸、古龙、琼瑶等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就是典型性事件。 由于中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字文明与文学成就，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特征，与韩国电视剧的创作相比照，这一特征明显地体现在一些具体方面。 首先，中国的编剧甚至导演常常是文人出身，如王朔、邹静之、海岩、王海鸰、石康等等，他们或者曾是较有名气的小说家，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并未经过专门的剧本创作训练，其剧本的文学气质较重，表达的内容与思想也都具有较为深刻的追求。许多导演也都文人气较浓，或者是学院派出身，如王扶林、张绍林、陈家林、林汝为、潘霞、蔡晓晴、尤小刚、杨洁、赵宝刚、张黎、吴子牛、姜伟、张建栋等等，甚至一些大牌的导演如陈凯歌、李少红、冯小刚等，也都曾经拍过电视剧。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些电视人的手中，电视剧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与文化性内涵，更加复杂也更加丰富。中国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可能改编自经典名著或古代神话传说，也可能脱胎于畅销小说，又或者是报告文学，甚至可能来自于心理学案例。我们耳熟能详的剧作，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家》、《四世同堂》、《倾城之恋》；《过把瘾》、《便衣警察》、《玉观音》、《一米阳光》、《奋斗》；以及《沉默的证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错爱一生》等等。可以说，中国电视剧对于剧本的质量是十分关注的。文学性，是电视剧创作的基础，电视剧的创作实践证明：优秀的电视剧作品，都具有较浓郁的文学性。然而，“文学性”并不等同于“文学”，电视剧的 文学性，主要指的是从文学这一艺术样式中汲取过来的构成电视剧重要艺术元素之一的文学元素。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进行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大量依赖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在头脑中形象、具体地展现生活，这其中由于语言文字的媒介中转以及人脑的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带有了极大程度的间接接受性；而电视剧则是一种声画艺术、观听艺术，它依赖的表达符号主要是画面和声音，将其要表达的生活场景，直接呈现于观众面前，故而带有某种直观性，这些根本性的差别区分了电视剧的文学性与文学艺术性。当文学介入电视剧之后，便不再是语言艺术，而直接转化为灌注于电视剧全身的抒情与诗意，并通过象征性、隐喻性、夸张性、对比性、烘托性等画面与音响组合表达出来。它往往成为衡量一部电视剧艺术质量与水平高低的重要元素。（1）对于中国电视剧制作而言，充分发挥其较为深厚的文学底蕴，是发扬中国电视剧优势的重要方面。此外，电视剧的编剧也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电视剧的商业运作过程与拍摄过程，以使电视剧制作的过程具有更强的整体性。事实上，中国电视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在探索着将剧本的文学性与电视剧制作的商业性两顾周全并充分结合。 在电视剧发展初期，《红楼梦》、《西游记》两剧的创作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并斥巨资完成，电视剧的创作旨归就是将原著中的文化精神加以忠实的再现。当时的剧本几经琢磨，并且请了诸多的红学家与文学家作为顾问，对剧本以及剧本的表现进行严谨的探讨。而之后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被搬上银幕，尽管仍然进一步贯彻大手笔、精品化的创作原则，但是已经开始尽量考虑观众的接受。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在努力挖掘原著丰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改编的通俗化。最为明显的是《三国演义》，其在人物台词处理上，既有现代口语化的语言改编，又有对文雅华丽的古文韵味的尽力保留，力图弥合大众与经典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隔膜；同时，此剧还把营销眼光拓宽到海外市场，借助《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名著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传统影响力，而赢得了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地区主流媒体的热播。 新世纪以来，文学名著改编的观念越来越开放，范围越来越扩大，而策略也越来越“流行化”、“通俗化”。如曹禺的戏剧作品《雷雨》、《日出》，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等、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等，都纷纷改头换面地搬上银幕。这些改编甚至会改动原著的情节线索与人物性格而发展出另一些故事。如邹静之改编的《倾城之恋》，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衍生了二十几集的故事，以此交代二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以及对待生活与爱情的态度；而两位主角亦不再是张爱玲小说里落魄大家族中等待二婚而挣命的小姐与游戏欢场中不谈爱情的洋场之人，而是两人都怀着对于爱情的纯真执着而患难与共，终成眷属。这样的改编尽管已经改变了原著的意蕴，但是却赋予故事别一种情味，不那么犀利、残酷，而更加适合电视剧观众的观看。同时，剧本在情节的铺垫、发展，人物性格的积累以及台词的处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较高的水准，使得这部电视剧在央视八套一经播出就取得了颇高的收视率，该剧的导演认为《倾城之恋》的成功，剧本创作功不可没。可见，中国电视剧已经在文学审美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方向上探索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掀起收视狂潮的一些经典电视剧，往往得益于剧本创作背后的文学蓝本。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的文学原著曾获得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接受访谈时说：“我要感谢编剧，他们非常忠实于原著，把原著中好的东西细心地筛选出来，几乎没有遗漏。二是创造性地进行了一些人物和情节合并，使之更加集中。”（2）我们还可以向前追溯1999年播出的电视剧《雍正王朝》。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气势磅礴的“历史正剧”，人情的惨绝，英雄的失败，历史的壮烈，现实的残酷……在中国北方的省份尤其是首都北京取得了19%的高收视率。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雍正热”，《雍》剧被誉为“世纪末大片”。应该说，二月河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所提供的文学蓝本为该部电视剧的成功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石。导演胡玫说：“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带给我如此巨大的震撼力，开卷至终一气呵成，一幅生动再现清代帝王政治生活的大型历史画卷如此丰富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受到一次全新的传统中国政治精神的洗礼。”（3）正是在原著宏伟蓝图的基础上，编剧刘和平用“大历史观”来加工原有文本的基本素材，在导演和演职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造就了这部电视剧经典。 实际上，正是文学性效用在电视剧中的出色发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电视剧的审美品味。“文学因素融入电视剧，非但不削弱电视剧艺术的表现力，反而极大地丰富了电视剧的艺术元素的表现手段，使之从内存到形式都更能充分调动出电视剧的特性与魅力，更能调动观众的视听审美能力。文学性给电视剧带来了诗意化的效果，通过意境的营造和情绪的渲染，极大地拔高了电视剧的艺术品性，因而成为电视剧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艺术元素”。（4） 相比之下，韩国电视剧其剧本是从属于电视剧生产工业的一个环节，主要功能是设定故事框架。韩国“边写边拍”的制作模式使优秀编剧的核心作用及其影响力贯彻整个电视剧制作过程始终。编剧可以挑选演员、导演，负责拍摄过程中的所有事务。韩国编剧的权威还表现在，在拍摄中不能随意修改编剧的剧本，演员修改台词也是对编剧的大不敬。因为如果没有完美的剧本就不可能拍出优秀的电视剧来。目前，在韩国优秀编剧还深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追捧，很多观众都有明显的编剧情结，就像追明星一般追捧知名编剧，人们往往因为喜爱编剧，从而带动一部新戏的热播。韩国的编剧不以出身于优秀作家或文人为主，基本是接受过专门的剧本写作培训的。韩国的各大高校都设有影视专业，然而“学院式”的培养方式注重的是影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实践性与针对性的不足制约着专业人才在所学专业中应对现实的能力。因此，韩国很早就有一种专门的编剧培训机构，开设编剧培训班来培养专门的编剧人才，且收效显著，目前一大批优秀的编剧都是从编剧培训班中脱颖而出的。目前韩国编剧队伍以年轻化、女性化为主要特点，源源不断地为韩国影视业输送着编剧人才。他们通常都是通过正规的考试被录取，进入专门的编剧研究学院深造，并在进行过相应的培训之后才正式成为编剧。（5）在电视剧播出过程中，编剧和制片方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广告商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和收视调查决定广告投放量。这种完全市场化的运作迫使编剧必须精心创作剧本，而导演研究拍摄手法。如果观众反馈不好，广告量就会相应减少，而制片方的利益受损后，编剧、导演的报酬以及信誉也会受到影响；相反，如果得到的反馈比预期好，那么编剧的报酬也会相应增加。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编剧和制片结成了完全的战略同盟关系。……韩国编剧的酬劳非常之高，著名编剧的薪水甚至高过明星”。（6） 可以说韩国的编剧从入行开始就很了解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相关环节，在剧本创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某个场景的镜头感与画面感，因而在剧本创造之初就对剧本的文学性与台词的文学感没有刻意的、过高的追求。在通常的情况下，大都是一部电视剧的流行带动了改编小说的销售，这类由电视剧改变的小说大都质量不高，文学性也较弱。 中韩电视剧对于剧本文学性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其电视剧拍摄的不同特点。而韩国编剧的剧本处理也并非对我们毫无启示。尽管中国电视剧在编剧过程中非常重视思想内涵，但是由于一些编剧并不熟悉电视剧的实际拍摄流程，导致其剧本的文学性难以完全贯彻到电视剧的拍摄之中。毕竟文学与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个诉诸于文字，而另一个借助于影像。一些好读的剧本在拍摄成电视剧之后常常就失去了韵味，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剧本的文学性过强而又没有充分考虑文本语言向镜头语言的转换。 韩国编剧的优势在于，他们因为经过电视剧专业部门的训练，所以更加熟悉电视剧生产的工艺流程，剧本的设计更加适于电视剧的拍摄。又由于韩剧边写边拍的制作模式，使得韩剧的编剧更容易形成一套实用性较强的工作方式与编剧习惯。这样就使得作家的创作成为机械化、公式化的创作，而由此制作的电视剧就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如韩国家庭剧套路相似，语言琐碎；偶像剧语言幼稚，直截了当；历史剧的语言较为讲究，是韩剧中文学性较强的一类剧种，但创作的数量较少。也即是说，一部部剧本创作出来，由于消费性过强而使得韩剧的内在生命力严重缺乏。这对于我们是具有警示作用的。 对于凭借大众媒介进行传播的电视剧而言，它所代表的必然是大众的通俗美学，其个人性与独立性自然要在文本转化成影像而加以传播的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减弱。即便如此，一部电视剧由剧本所建构的文化与文学意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情节发展具有统摄力、结构力与阐释性，从文体气脉的角度支撑着情节的发展与走向；另一方面，优秀文人以其文化敏感编辑创作的剧本，能够折射出某种历史与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情感态度。因此，怎样把握与处理文本中潜在的文化意蕴及其与电视剧制作产业特点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恰当的镜头语言，是值得我们的电视剧制作人不断追求与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4）曾庆瑞.中国电视剧的审美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2）徐贵祥.谈改编电视剧《历史的天空》[EB/OL].天涯社区：http：//www. tianya. cn/publicforum /Content/filmtv/1 /189989. shtm.l （3）景戎华编.胡玫与《雍正王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6）李雪.韩国：编剧年收入超过33亿韩元[EB/OL].北京商报（电子版）， 2009， 04， 10. 作者简介：金花子（1964—），女，吉林龙井人。吉林省教育学院民教部，副教授，文学博士。 原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01期，第26卷，总第22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