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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的谍战小说充斥着一种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的荒诞与幽默，无论短篇小说《潜伏》中余则成与翠平这对假扮夫妻的“假戏假唱”，还是中篇小说《借枪》里熊阔海向皇协军借枪公开狙杀日本特务的荒唐，都在一种异于常情悖于常理中探索叙事极限与可能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狂欢化的叙事。姜伟导演的电视剧《借枪》，不仅延续了龙一小说狂欢化的叙事风格，而且通过对借枪过程的细化和人物身份的发掘实现了人和枪的意义转换与耦合，从而在颠覆性的叙事过程中开创了新的意义空间。 请告诉我我是干什么的 剧作赋予了熊阔海洋行职员的身份，尽管薪水不高，但西装革履工作体面，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其次他才是从事情报的地下工作者，情报工作只是他的兼职或“业余爱好”。同时，剧作也交代了他从师学艺的前史，即他还是一个不合格的相声演员。他有工作、有“爱好”、有点艺术修养，于是洋行职员、地下工作者、不合格的演员等多重身份和谐地共存于熊阔海的身上，建构了熊阔海这个乐观、热心、贫嘴的人物形象。抛开抗战背景，熊阔海实际上可以指代任何一个普通人，他的不同身份反映了人们复杂的性格及欲望特征。 洋行老板菲利普的卷包逃走，导致熊阔海失业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身份与生存的平衡，使其以不合格演员的身份充任和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而把“业余爱好”转为主业的直接结果就是他要面对各种困难及人生的窘境，家庭面临断炊，孩子无法上学，房租交不出，最为关键的是情报无钱购买，这也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失掉正当的经济来源，熊阔海变得除了依旧嘴贫之外一无是处。熊阔海的窘迫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却在窘境中制造了语言和行为的狂欢，以自娱和娱人的精神从事着情报工作。 熊阔海毕竟热爱着情报工作，这一工作虽不能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却支撑了他的精神与信仰的空间，因此，他可以借枪从事情报工作，可以用弟弟的抚恤金收买情报，甚至为筹措购买日军情报的款子而低价当掉了房子。但相对于对情报工作的热爱，他显然更爱自己的家，为了家庭的安全，熊阔海从未向妻子女儿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从不把情报工作和家庭联系起来，家庭是他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是他从事情报工作的底线。为此，他可以忍受妻子的责骂和怀疑，可以装出一副没心没肺混混儿的模样，可以自嘲“我这种窝囊人都快成汉奸了”，但绝不肯让家庭为自己分担一丝危险。这也造成他在组织与家庭之间选择的困难和个体人格的分裂，所以他在面对裴小姐的询问戏言“您快告诉我我是干什么的”的背后，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的成分。 你是全天津的压轴大角 《借枪》前半部分极力渲染失业后熊阔海的窘迫，展示了一个生活在穷街陋巷、为窝头咸菜发愁和一开始就手忙脚乱举足无措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形象，这和人们熟识的谍战影视中冷静周密、运筹帷幄、潇洒倜傥的特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个熊阔海，从借钱到借枪，把《借枪》后半部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制造了万人空巷围观的公开狙杀天津日本宪兵队长加藤敬二的狂欢化场面。 从“熊人”熊阔海到“英雄”熊阔海，电视剧让他经历了从家国兼顾到舍家卫国的生活与思想变化过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语境，是熊阔海家国兼顾而不得的原因，而舍家卫国虽说是出于外在的压力：一方面是“砍头行动高于一切”的上级命令，要求熊阔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敌方绑架、枪杀妻子的行为，把熊阔海逼迫到背水一战的绝境。但也可以看到，熊阔海走出、抛去家庭的顾虑和束缚之后，很快完成了从普通情报人员到冷面杀手的转变，他从反对暗杀厌恶暴力一变而成为“砍头行动”的实际执行者。“家”既为熊阔海从事情报工作提供掩护，也成为他从事暗杀工作的负担，还是完成熊阔海这一人物性格的必要设置，家庭的存在使他有了探询内心和追问自我的能力。 熊阔海学艺未成负气出走南方加入了革命组织，回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闹得除了妻子以外人人皆知，伪装自己的身份又被国民党军统特工杨小菊一语道穿：“你说你，为什么非要装成流氓呢，你这骨子里又不是。”熊阔海不成功从业经历的背后是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与确认。最终还是妻子周书真告诉他：“你现在是全天津的压轴大角，给全天津城中国人唱堂会。”即他仍然是一个演员，也只有作为演员的熊阔海，才能把敌人拉入演艺场，把秘密严肃的刺杀行动搞成了一场大众参与的娱乐性的决斗表演。表演虽然不是现实，因而既不能以现实的标准进行评判，也不能从史实的角度考据剧中熊阔海公开行刺的真实性，但表演在对现实戏仿中表现出的公共参与性具有强大的颠覆性的力量。熊阔海策划、主演的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表演，不仅把单纯的军事行动成功地转化为公共事件，而且也把公众纳入演剧，他们的围观、参与，制止了熊阔海的动摇促使其最终打出关键一枪。 不明白也要执行 枪是暴力的代称，为了实施“砍头行动”，剧中的三次借枪行动呈现出不同的暴力指向。第一次借枪由熊阔海提出，他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抵制“砍头行动”，维护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的安全。因此，枪成为制止暴力的惟一选项。第二次借枪由代号“勋章”的老潘实施，他接替了代号“铁锤”的于挺继续实施“砍头行动”，但由于叛徒的泄密，导致借枪行动的失败和老潘的牺牲，枪成为暴力的诱因和物证。第三次是熊阔海借枪，他用皇协军的歪把子机枪执行了“砍头行动”。在此，枪成为复仇的暴力工具。尽管三次借枪都没有完成“砍头行动”任务，但前仆后继借用暴力的背后，是坚定的组织意志的贯彻和对目标的顽强追求。 对于组织意志和目标，熊阔海从开始的不理解到最后的主动担当，始终与枪相伴随。上级要求他“你可以不明白，但你要做”和交付他一具瞄准镜的目的，不仅是命令他执行“砍头行动”，而且也视他和枪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说，熊阔海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借出的手枪在刺杀行动中导致弟弟的死亡，第一次借枪致使下线情报员“飞龙”的被捕和牺牲，第二次借枪行动中目睹了老友“勋章”的死亡，而第三次借枪又造成了他的家破人亡，但他必须承担“砍头行动”的任务接力。借来的枪可以阻止或导致暴力，可以制造全城的狂欢，但惟独不能完成刺杀加藤敬二的使命。最终熊阔海还是依靠自己的手枪击毙了加藤敬二，他在完成“砍头行动”成为一名合格刺杀者的同时，也实现了人和枪的意义转换，熊阔海也由此成为枪的人格化象征。这也是该剧的深层意义所在。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