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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大学从事文艺学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我自己以及我的学生都对文艺学、美学的现状不满意。这种不满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它不再能够积极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艺/审美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媒方式的普及已经导致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艺术/审美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比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日常生活等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倡导者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推博德里亚。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博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博得里亚的观点尽管有些言过其实(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中)，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逐步缩小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却是事实。今天，符号与图像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为文艺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上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西方国家的兴起，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文化研究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对于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其方法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在这方面要滞后许多。面对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顽强地延续，导致许多学者仍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结果是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更为根本的是，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总之，我以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观察到。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20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