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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典的言说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对现代文学有无经典的讨论，还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都与对经典的涵义的理解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应该怎样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呢?我以为，概括起来说，可以从思、诗、史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灵与肉等人类精神生活中某种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经典与经典阐释有着如影随形的密切关系，经典必须持续不断地被汇集整理、接受传播、称引崇奉，才能成其为经典。原创性的经典还需要原创性的阐释，而原创性的阐释又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或具有新的经典性特征。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之于孔孟儒家经典;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经典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之于《红楼梦》，都有程度不同的原创性，具有新的经典性特征。 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它是基于感性生命、精神需要乃至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审美把握。这种审美把握通过原创性努力，涵纳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而且还以生成着、行动着的“在场时域”将过去和未来的生命吸纳于当下。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诗心相通，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 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特别是那些可称为“元典”的文学经典，能促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平台。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和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普希金之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现代性一样，鲁迅和“五四”新文学经典模式也是通过现代汉语独创的艺术世界，把我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平台。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操作、交流和创造，进而出现一系列的经典性的成果。 由上可见，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西方自柏拉图直至近代，思想史上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非原宗教的上帝，而是科学理性所制造的僵死的上帝）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思与诗、思与史的分离推向极端，思只承认科学认知与宗教认知经验。于是，“思”愈来愈“纯粹理性”化、“哲学化”。滥觞于康德，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声，宗教没落，“纯粹理性”受到扬弃，西方现代思想开始了“诗性转向”。“思”的对话对象由科学、宗教转而为“诗”，诗学成为了一种重建价值、重新解释人生的新的文明、新的存在方式。而作为诗学这种自由意志产物的复写品的历史学，也不是过去仅凭史料和因果规律起作用的领域，而进入了有着自由意志的精神科学的领域。随着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文化的发展，西方突出“诗性转向”的思、诗、史相交融的现代思想传入和影响中国，中国社会文化汇入世界潮流，也发生了向重主体、重精神的转变。思、诗、史相融合的新文学经典便是在这种“诗性转向”中诞生。但是，文学的革命叙事与救亡主题却往往使这种“诗性”出现问题，革命、救亡主题中虽然也包含着主体实践、主观意志的“诗性”成分，但当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胶结在一起而强势地一元化，政治成为新的“上帝”时，知识无法“中立”，价值不能实现精神超越，审美也不能形成独立品格。这样，“思”的实用理性化，思、诗、史隔离对立、发生矛盾冲突，便使经典之间，经典阐释之间，乃至对经典与经典阐释进行系统整理、系列考察的新文学史之间也出现矛盾复杂局面。具体地说这种矛盾复杂局面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看到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经典，它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话语，有着被确认的权威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先从现代性的确定性特征谈起。在西方，现代性寄寓着人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原则，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而且 它还为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建构与运作的合理性依据。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与科学的发现;接着政治、经济先行思想文化后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的缺失的局面，又导致在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正是这种由革命、审美、学理、崇众、尚用等多种维度构成的意义空间，赋予了新文学经典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同时，这些经典创造者又以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原创的艺术世界，揭示了丰厚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意蕴，使其具有超越品格与恒久品格。正是这样，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特别是经过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种种文学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文学经典，新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要看到，由于体现了反思性和问题意识的现代性特征的作用，新文学经典又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和终极性事物，它们在被阐释、被接受、被解构中显示出特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与西方每一个时代有一种从内部生长的主要的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美学思潮不同，在中国，由于西方近代的现代的乃至古代的种种思潮的同时传入，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潮发生冲撞和交汇，因此种种思潮纷繁多样而又发展不充分。如大陆的现实主义由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而发展不充分，以致到了新时期有那么多的现实主义品种出现。但大陆另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台、港、澳也有多种文学思潮。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完备形态，因而体现了现代性而又能与世界文学媲美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为数较少;同时，受多种思潮左右的对经典的阐释更是多种多样。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对经典的确认与阐释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到了有批评家和广大读者参与创造，以批评家和读者的主动性来实现文本的完整性的接受美学评价时，文本开放的自由度和阐释的空间又要大得多。八九十年代“重读大师”热中种种对大师与经典的重新排名和民意测试等，便有着明显的个人阅读与接受的特征。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影响，其价值多元、意义的不确定、阐释的冲突等主张，作为解构策略，展开文本差异，促使文本裂变，更对经典进行拆解、戏拟、拼贴。但是，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新文学经典，只能将历史与现实对立起来，将个人阅读与公众空间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人沉溺于“影响的焦虑”之中，而孤立绝缘的当下个人趣味和阅读也无法阻断经典的超越性多元性的延传。同时，种种个人接受和言说，种种拆解和戏拟，也不符合接受美学与解构理论的原意。因此，用机械的眼光来看新文学经典，看不到它们的延传变异的特点，不符合经典本身的含义，也违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事实;而相反的极端，只要“当下”没有“往昔”，只有“我”没有“我们”的绝对化个人阅读，则无法操作、交流和创造，无法进行经典阐释，也是根本上否定了经典化的历史的。 二 回到经典化的历史变动本身 回到经典、重释经典，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与“立说”的历史人物“处于同一境界” ①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既然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诗、史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以当下现代性言说，重新整合的历史视域与返本开新的态度对新文学经典的古今转换以及它的诞生、延传与重构的过程，进行梳理与考察，是很有必要的。我以为这一经典化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承受“欧风美雨”，冲击千年陈规，在求新、主逆、尚变中转换中国古今文学经典（1898—1918年）。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主要是文史哲杂糅、文笔混沌的杂文学经典。现代意义上文学性强的诗、词、曲，特别是小说、杂剧等是不能被称为经典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早摆脱了中世纪一统形态的西方文化，实现了类似于思、诗、史关系的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分离和重组，它们各自自律而又互动互渗。作为人文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方美学思想开始促使中国传统的文艺审美观念向现代转换，促 成了文学的自律和现代艺术精神的觉醒，促成了由古代杂文学作品向现代意义新文学作品的转换;作为科学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性解析精神和逻辑实证方法，促成了现代知识结构和学理精神的发扬，从而为新文学经典化创造了必要条件。例如，王国维便是一位审美独立品格论者。他的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以西方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凸显出个性与审美的自由;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它从知识范畴上突破了传统的文质、道技等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重逻辑、重分析和理性化的叙述模式。这些都是对传统知识系统载体的扬弃。他的另一著作《人间词话》虽然脱胎于古典美学精神，却充溢着新的美学意蕴，他在解说前人诗论的基础上刷新了关于诗歌的“境界”说。围绕真感情、真景物的核心观念，王国维将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造境”与“写境”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演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② 结合起来。因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就成了中国古今文论过渡转换时期的经典。如果说王国维主要以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为古今文学经典的转换进行美学理论的准备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几年的胡适便试图通过文学改良与白话文的提倡，沟通古今文学经典，使它们发生对接与转换。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及一些书信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发表。而他这时候已经一方面将过去许多文言经典目为“死文学”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则将元代以来的白话文学作品如《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及关汉卿的戏曲等视为“活文学”而加以肯定。他不仅将后者视为“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 ③ 的经典，而且认为现实中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人的作品是受古代白话经典的影响而成为新的“第一流” ④ 作品的。 第二阶段，广纳世界思潮，借助政治推动，在“五四”精神模式建构中新文学经典的诞生（1918—1928年）。 中国现代文化在思、诗、史等方面的分野发展和重新组合，经过维新改良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态，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形成和诞生。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追求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的主体意识，自我反省与文化反思相交融的理性精神，反迷信反盲从反依附的科学态度和学理意识，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关心民众的平民主义、投身改革与革命的参与激情，以及文学回归自身、进行语言文体变革的形式追求和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等，都是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超越精神的经典形态与模式。正是在五四精神模式的“意义空间”中，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开山”的新文学大师和经典。他们的作品确实呈现出文学经典在精神意蕴、审美品格和史的定位上所必需的新锐性和前卫性，原创性与独特性，丰富性和多义性，超越性与恒定性。虽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人进行创作的艺术方法、体裁样式不同，艺术风格、气质个性各异，体现文学经典的方面和程度都不一样，但他们作为语言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能够产生不朽艺术魅力的“卡里斯玛”特质，却是大多数新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新文学史家所认可的。 正因为《呐喊》、《彷徨》、《女神》等文学经典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以它们为代表，集中凸显和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独特的精神审美模式，因此将清末至“五四”的文学变革成果推到民族语言思想的一个新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不仅呈开放多元特征多层面、多角度对经典进行的阐释、接受是在这个“平台”上;对经典的质疑、问难与挑战，消解、戏拟与重构是在这个“平台”上;而且，文学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交流、联络与影响，革新、创造和独立，也是在这个“平台”上。 第三阶段，凸显救亡意识，深入民族现实，在多维阐释空间中新文学经典的延传（1928—1978年）。 这个延传过程存在三对关系:革命与审美的关系、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关系。这三对关系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在强调主体、精神和审美的“诗性转向”前提下思、诗、史的变化组合。这就形成了几个系统的经典:一是政治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的经典有茅盾的《子夜》，艾青的诗歌，郭沫若的历史剧，毛泽东的延座讲话等。二是精神启蒙系统，包括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鲁迅的杂文，巴金、老舍、曹禺的创作。三是审美感悟系统，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与穆旦的创作，朱光潜、刘西渭的文论属于此类。四是学理认知系统，以梁实秋、钱钟书为代表。此外还有以张 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经典。这些经典有时交错，有时对立。而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倾向逐步压倒了审美的、现代的和精英的倾向，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是，尽管审美、学理在不断膨胀的“革命话语”的压迫下，越来越成为一种“潜话语”，但在这样的“潜话语”之下，30年代前后有沈从文，40年代有张爱玲、钱钟书这样的经典作家，坚持文学的独立审美品格与学理品格，超越现实人生，深入到生命的审美形态或学理形态中。沈从文的《边城》并不是仅仅给我们展现一幅民俗风情画，带我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旅行，而意在从喧扰纷繁的现实中抽取出一种坚守自然人性的生命形式，赋予其永恒的神性。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同于巴金的《家》，其意不在于表达对某一制度的憎恨，而是通过曹七巧和她的儿女两代人的命运，感悟人的生命世界在轮回中毫无所得，只有失去，以至空虚，以至毁灭的苍凉。而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则象征了人被抛入一种境遇后身不由己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具有存在主义的品格。钱钟书的文艺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等则以其体大思精、知识渊博、领悟玄奇、思理邃密与反体系的创构而成为现代文论与学术的经典。至于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的作品，则是属于在革命与审美的张力下比较执中的一类经典，一方面有倾向革命一边的进步倾向，因而被冠以“民主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又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的政治团体和思想主义而创作，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艺术的独立性，表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其命运要平坦得多。不论是过去重视政治的时候还是当今淡化政治的时候，他们的经典地位一直是比较稳固的。 第四阶段，大幅度对外开放，深度回归传统，在多元共生、歧异消解中新文学经典的重构（1978年—）。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延传与重构体现了思、诗、史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各人文学科的专业领域和文化文艺领域里，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相胶结的强势一元化态势逐渐淡化和边缘化，主体、精神、审美的诗性特征日益彰显。这次新文学经典的重构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文学的存在空间由一元单质到多元异质。由于政治的开放，过去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实现了交流与互动。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人文学进入和冲击大陆文学，不仅带来了同样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不同的、新鲜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海外华人文学在创作上有着杰出成就，如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金庸的小说创作。这三位海外经典作家的创作同时，大陆的文学则处于相对狭隘的意识形态的一元视角下，整个的文化格局也处于封闭状态中。 二是在西方思潮大规模涌入与全方位开放（包括方法热、多学科交叉透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多种人文学科的引进等）的同时，兴起了“国学热”，展示了向传统深度回归的新景观。它与上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当然有相似与联系，但是它所面对的是已经臻于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的新文学，是已经不平衡地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平衡地现代化，并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呈现出一定的后现代特征的特殊社会形态，因此它站在与“整理国故”不同的高度之上，以更为阔大的世界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国学热”的出现，使得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经典化呈现出一种整合的态势，即立足于时代的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向西方引进、拿来的同时，大规模地向传统回归。这种回归就是整合。这种整合又被推向世界，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对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经典重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整合，而且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真正具有经典价值，可以积淀下来的作品也是这种整合的体现，或符合这种整合要求。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样，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本身，对人的生命欲望、对历史的荒诞与非理性的探索，从而以新的视角来观照反思浸透了厚重传统文化的一段地域和家族的历史，如一股生活之流，在展现生活原生态的同时，全方位地穿透了生活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这部作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上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有留恋与沉醉，也有严峻的拷问和批判。这一切都体现出了它产生于尚未完成的经典重构过程中的特征。经典重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在多元和开放中进行反思的整合过程。 三 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 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密切地伴随着对经典的阐释进程。只要我们将经典阐释的眼光深入到历史上经典与阐释的关系上去，便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绵延变异的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这个阐释的经典世界摈弃了抽象机械的教条与极端个人化主观随意性的伪阐释，它既要求回到经典文本本身以及产生它的历史原初语境，是一种向经典本身趋于还原的阐释的科学形态;又因为20世纪文化主体性增强、转型中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迅速，经典阐释的视角转换多、幅度大，诸多阐释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因而这种阐释又呈现出开放、多元和超越性特征。本文上两节曾谈到新文学经典是体现着主体性精神的思、诗、史的融合，这里，对新文学经典的开放、多元、持续的阐释也贯穿着主体性精神，却存在着偏于思的思之诗、思之史，与偏于诗的诗之思、诗之史的宏观体系性阐释，以及诗、思、史三者多重组合的体验性阐释等类型。 在新文学经典中，阐释世界覆盖面最广，震撼力最为强烈，视角变换最大最频繁，阐释空间中差异和矛盾最为显著，延传时间最为恒定持久的当然首推鲁迅。在鲁迅的阐释世界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上述两类偏于思的与偏于诗的体系性阐释。30年代的瞿秋白、40年代的毛泽东是对鲁迅及新文化、新文学进行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居于领袖地位的政治家、思想家，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与文化的革命性变迁的角度，对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崇高、科学的评价。这种评价主要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肯定了鲁迅的历史地位。无论是瞿秋白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很少谈论鲁迅前期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与瞿秋白否定“五四”，要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 ⑤ 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更是明确地说:“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 ⑥ 。这实际上是对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质疑。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是高度政治化的，必须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它的功能才不致于只是揭露的、批判的，而是表现现实的积极、光明面并指向未来的。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思”必然导致对“诗”的封杀。同为对鲁迅经典进行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胡风、陈涌等便在思、诗、史关系的处理上有明显的不同。如胡风作为一位文艺美学家虽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市民社会、封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具体观点，但他更关注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存在、发展和解放的实践观点。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内涵，在主体和客体，情感和思想，感性和理性诸关系中强调的是主体、情感和感性。因此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注重他“这里面的活的过程和丰富的内容，只有在和作为战士的他的道路以及作为诗人的他的道路有机的联系里面，才能构成这个‘现代革命圣人’底俯视一代的巨像” ⑦ 。应该看到，胡风对鲁迅经典的阐释，往往看重的是革命政治家们所忽略的鲁迅前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他关于阿Q在法庭上画圆圈的一段著名论述 ⑧ ，充分表明了胡风关于鲁迅阐释的注重“诗”的“诗之思”与“诗之史”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而这种现实主义主张正是他在理论上背离主流话语的重要原因，他也因此而获罪。陈涌一方面承接政治阐释的思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论框架中读解鲁迅;另一方面他将阐释重点放在鲁迅的小说和鲁迅对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上，坚持用“不加粉饰”的艺术“真实性”以及“现实主义的胜利”等理论，揭示鲁迅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⑨ 。可以看到，陈涌是“自内而外”地揭示现实主义的特殊规律和本体特征，不是“自外而内”地将“革命”、“社会主义”等头衔硬装到现实主义的身上去。然而，陈涌也正是因为他的“不加粉饰的现实主义”等主张背离了主流话语而招致了厄运，被打成右派分子。由此可见，对文学经典的不同阐释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会产生怎样尖锐剧烈的冲突!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王乾坤等人，将鲁迅阐释全方位地纳入世界文化潮流，与世界文化思潮的诗性转向相一致，更好地向诗之思与诗之史转变。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创作方法上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浪漫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成为切入鲁迅本体的新角度;审美类型则于悲剧、崇高中融入悲凉、荒诞与焦 灼;历史观上也打破了单纯进化论线性发展观与政治经济决定论观念，重视偶然、无序、断裂及多重话语、回环往复的发展观，因此，他们都成为鲁迅经典宏观体系性阐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代表人物。 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还表现在各种新文学史、经典研究史与阐释史中。它们将新文学经典及经典阐释连缀成各种体系，使之系统化、规范化，更具有权威性和普及性。由于治史者的主体性，特别是20世纪史学观对主体性的强调，任何文学史都是具有理论负荷与价值负荷的阐释的文学史，因此，根据思、诗、史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些文学史仍有如下类型: 一类是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这类新文学史，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性质的论述为指导思想，构成史论框架，以突出其政治内涵的“思”将“诗”与“史”联结起来。由于与中国新文学密切联系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概括符合历史的真实，加以几本重要的新文学史撰写者、主编者的深厚文艺学养在几个相对宽松时期（50年代初的王瑶、50年代中期的刘绶松、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唐弢 、严家炎）的创造性发挥，使得这些文学史能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实现思和诗、思和史的对话，达到思之诗、思之史的融合。正是经过以王瑶、刘绶松、唐弢、严家炎等为代表的新文学研究家的努力，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价值。但这一类型的文学史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极端“左”的政治化方面提出问题，即对上述经典的选择和评价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史论框架内，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似乎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是从今天开放的视野提出的问题，这与鲁迅阐释提出的问题相似，即无论从文学史观、思想与审美价值取向来看，还是从创作方法的提倡、编写体例来看，都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渗透和束缚，使经典的选择和评价显得保守、偏狭，与新文学史本身的丰富、复杂的生命系统不符。 另一类是现代精神文化的新文学史。自从80年代王瑶提出新文学史的现代化课题，钱理群等人提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史观，又于90年代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作为文科教材在高校广泛使用以后，这一类文学史（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美学史等）逐渐多起来。这类新文学史的主要特点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以现代精神文化为核心概念和贯穿线索，将人的解放和民族灵魂的改造的基本精神文化现象，融合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各种现代化主题中去。它们还注重审美的自由，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独立品格。因此这种突出“诗”的诗之思和诗之史的特征符合诗性转向的世界潮流，也成为新文学经典与经典阐释具有现代性的基本保证。具体说这类新文学史对经典的选择和阐释有如下几个新的内容:一是对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进行重新审视、重释经典，走近大师，将其看作包含了生活本身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的丰富精神个体，祛除过去加于其上的单纯的政治光环，突出其审美原创性和精神感召力，对其经典形象进行了重塑和定位;或者对他们进行质疑、问难、挑战，甚至于消解、戏拟、拼贴，从而使其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成为话语言说乃至于公众关注的中心。二是对于在左翼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中处于边缘或遭受政治打击的作家，前者如萧红、孙犁，后者如艾青、丁玲、王蒙也重新受到重视，给予经典地位的确认。三是发掘过去被湮没的经典，祛除单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它们的种种遮蔽，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貌和艺术价值，作家如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穆旦，文论家如王国维、胡适、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等。 再一类是注重审美独立品格的个体化的文学史。上述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和精神文化现代化的文学史，作为一种注重宏观、整体把握的大文学史观，它们基于先在的历史观念与逻辑结构建构某种历史理论与解释框架，便于梳理文学史脉络，概括规律、总结经验。但这种文学史观偏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的文学的外部关系，而且具有浓厚的趋于共同性的决定论色彩。一些学者经过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质疑于大文化批评研究观念，主张突出文学内在的审美诗性品格，主张以文学的“个体化世界”和“文学的原创性”穿越政治和文化， 建构多元、个体化的富于原创性的文学史。这种文 学史当然更注重“诗”的品格，而它的诗之思则接近于海德格尔的“非规定性的思”或“存在之思”，接近于后结构主义的拆解或解构。正是与这种非规定性的多元的诗之思的思路相一致，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走近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如各种文体流变史、创作方法史、形象史、语言史等。 总之，经典的阐释是丰富多彩又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学史的书写也总是要重写的。任何对经典的阐释与重写不能只是对其进行演绎、注疏与讴歌。要有对经典的平常心态，对其进行体验、对话和探索，进行心灵的沟通。只要是真正的科学学理态度、人文审美精神与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渗透，做到思、诗、史的融合，才能使经典阐释与文学史书写在个性化基础上不断出新和发展。 注释 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国故新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②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42页。 ③④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8、22页。 ⑤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86页。 ⑥郁之:《大书小识又四则》，《读书》1992年第5期。 ⑦胡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胡风评论集》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⑧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1页。 ⑨参见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陈涌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306页。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