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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炫先生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1］一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这个命题未能突破文学对文化的束缚，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在笔者看来，这种否定之不当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否定“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不妥当。但笔者不是对吴文立论即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本身感兴趣，而是对其隐含的另一些更重要的理论问题感兴趣，这些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世界文学是否存在以及与文学性是否相容?白话文与文学性是否相关以及是不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这些理论问题可能比否定或肯定“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本身更重要，有必要加以深人探讨。而且，一旦这些理论问题得到解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是否合理的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应该首先考察吴文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吴文之所以作出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文学现代性的结论，正是从他的文学观推导出来的，他认为现代性与文学性根本不相容。吴先生提出了“否定主义美学”，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否定”特性即“文学穿越文化政治”说，实际上认为文学性就是否定性。此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 就主张“文学是对现实的否定性认识”。笔者也有相似的理论，即一贯主张的“超越美学”，强调文学对现实(包括现实生活和现实文化)的审美超越性，而这种超越即包含着审美批判、否定(而且，超越性比批判性、否定性内涵要宽，还包括审美理想性)。但是，吴文又有片面性，因为否定性不是文学性质的全部。文学除了有超越性或否定性之外，还具有现实性或肯定性，因为文学除了具有审美属性外，还有现实属性。作为一种美学，应当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否定性；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除此之外，还要指出文学的现实性和肯定性。以往的文学理论把文学当作一个平面结构，或强调文学的现实性、肯定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否定性；或强调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否定性，而忽视文学的现实性、肯定性，从而导致片面性。当然，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和现实性不是对等的、平列的，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文学是一个多重结构，它具有三个层次：审美层次是最高层次，它具有审美超越性，包括否定性；现实层次是基础层次，它具有现实性即对现实的肯定性；此外，文学还有深层结构，即与无意识对应的原型结构，它具有非理性。文学的三层结构表明文学性质的非单一性，文学具有理性、非理性、超理性或现实性、原始性和审美超越性的多重属性。文学的多重属性鲜明地体现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种形态的区分。在严肃文学中现实层面起主要作用，因此它突出了意识形态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与一般文化之间有较多的一致性。在通俗文学中原型层面起主要作用，因此突出了非理性(极度感性化顷向)，具有消遣娱乐作用，它与一般文化之间既有相容性，又有冲突。而在纯文学中，审美层面则起主要作用，因此突出了超越性，它对现实、文化具有批判、否定作用，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说文学是异质文化。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所探讨。［2］由于吴文否定了文学的多重本质，才导致了其一系列结论的片面性。 接下来我们考察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吴文提出：“问题在于，‘现代性’首先是对文化而言的，而不一定是对文学而言的。”“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也是两回事”。他的理由是：文学在本质上与文化是一种“本体性否定”关系，“因此，文学的生存状态受文化的制约——这个制约在今天就是现代性，但文学的存在状态(即文学实现文学性的程度)则体现为对文化制约的摆脱，以及对文化性生活材料的个体性穿越。”他还批判了“历史进步论”在文学上的体现，认为文学没有进步可言；而且“文学现代性” 概念隐含着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优越的思想。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文学的审美层面上(特别在纯文学中)，文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比古代文学优越”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在文学的现实层面上(特别在严肃文学中)，文学有历史，有发展，当然也有现代性。这就是对所谓的“文学史悖论”的解决。关于这一点，笔者也曾探讨过。［3］吴文只强调了文学的超历史性，从而否定了文学的现代性，这是一个片面的结论。因为文学还有现实层面，它与社会、文化共同发展、变化，所以有历史性、现代性。不能仅仅依据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不顾文学的现实性，就否定了文学的历史性、现代性，更不能拒绝作文学的历史分期。如果依照吴文的逻辑，不仅不能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而且同样不能谈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文学的审美层面上，虽然没有历史发展，没有进化论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是现实层面上的现代性又必然给它打上了印记，并影响了文学超越的方式，这也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内容。文学现代性有双重意义：在现实层面上，文学现代性意味着它渗透着现代性，肯定着现代性。现代性是一种理性精神，包括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首先在于它体现了现代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相一致。这是现代文学的最基础的条件，它使现代文学史划分具有了基本的可能性。但最基础的条件并不等于是充分条件。五四文学吸收了科学、民主思想，呼唤现代性，因此具备了文学现代性的基础条件，虽然还不具备充分条件。目前通行的对现代文学史的划分，实际上只是考虑了这个基础条件，而没有考虑充分条件。在审美层面上，文学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是文学的超越性品格决定的。这就是说，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反现代性，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美籍学者李欧梵提出现代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肯定的层面，即世俗的现代性；一个是反思的层面，包括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现代文学(主要是现代纯文学)并没有讴歌现代性，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时候就开始批判、反抗它。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或反现代性是现代文学或文学现代性的充分条件。吴文主张以文学的个体性来穿透文化，也包括现代性，但是它并没有以此来确定文学现代性，反而得出文学与现代性无关、不存在文学现代性的结论，这是一种错误的推论。文学可以否定现代性，超越现代性，但不能说文学与现代性无关，因为正是这种否定、超越才是文学现代性。因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文学具有现代性，只不过文学现代性是文学对现代性的特殊超越方式，它不同于文学对前现代性的超越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它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审美层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现代性。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文学同样受制于现实文化而又超越了现实文化，但它们的超越方式是不同的。古代文学的超越方式是理性的超越，它并不质疑理性，也未走向非理性，而是通过对理性的理想化追求来超越现实文化，古典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理性的超越。现代文学的超越方式是非理性的超越，它质疑理性，批判理性，并且以非理性的反抗来超越现实文化，现代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非理性的超越。 文学现代性概念不仅合理，而且对现代文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吴文对文学现代性的否定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于文学研究不利的。文学现代性的提出，使人们对“现代文学”概念有了深入理解，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划分文学史的内在尺度。具有了文学现代性，才能算得上现代文学。也就是说，当文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批判，就具有了现代性，从而成为现代文学。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讨论的意义，也在于此。它不仅使我们对传统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划分(以五四运动为界)进行了重新审视，而且也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有了新的观念和更明确的认识。吴文担心文学现代性概念会导致抹杀文学的否定性和导致文学的历史进步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文学现代性，即不是把它理解为对社会文化现代性的肯定，而是理解为在这个基础上的超越。看来吴先生没有正确理解文学现代性，他对文学现代性的批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错误理解上的。他仅仅把文学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现代性(他归结为“人的解放与自由”)，而没有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吴文列举了大量文学史现象，力图说明现代性不能解释古代和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即作为“个体化世界”的文学性，也不能证明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更进步。这种反证并不奏效，因为它的前提即文学现代性等于现代性并不成立。如果把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区别开来，并且把文学现代性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就不会得出上述结论，而且完全可以解释上述文学现象。 吴文还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隐含着与“现代性”相关的“共同性”范畴，“共同性”包括横向上的世界性和纵向上的共同的审美理想。吴文认为，这种注重“总体特性”的思维方式是与文学性不相容的，因为文学是“个体化超越”，即“个体穿越共同”。这里提出了文学性的另一个问题，即文学的个体性问题。文学无疑是个体性活动，它克服了现实关系对人的束缚，解放了人的个性，使现实的人变成了审美的人——艺术个性，同时也使超个体的现实世界变成了个性化的审美世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如前所述，这只是对文学的审美属性的描述，而不是对文学的现实属性的描述。文学除了具有审美层次和审美属性外，还具有现实层次和现实属性。在文学的现实层面上，人是现实的人，即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世界是现实的世界，即所谓共同化的社会，因此文学本身也具有了共同性。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文本，并不是独立的，它不仅处于文学文本间互相联结之中，而且处于更大的文化文本体系之中，这种所谓“互文性”必然造成共同的意义联结，包括共同的文化思潮。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现实性作为基础必然会影响文学的审美特性，造成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思潮，从而也形成了文学的历史。因为很显然，纯粹的个体性文学是不能构成文学史的，正是彼此的关联才构成了文学史，而文学思潮就成为文学史的基本单位。当然，承认文学的共同性并不否定文学的个体性，文学作为个性创造必然要突破共同性的束缚，个体性仍然是文学的更本质的特征。但文学的个体性不是孤立的，它是在共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呈现出来的。没有文学的共同性也就没有文学的个体性，反之亦然。所谓“个体穿越共同”，只有在承认文学的共同性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之，文学的历史就成为在共同的文学思潮下个体性生成的过程。吴文只承认社会文化的共同性而否定文学的共同性(尽管两种共同性并不相同)，进而否定了文学历史的存在，无疑是不正确的。如果按照吴文的意见，就没有共同的文学思潮，不仅作为整体的20世纪文学不存在，整个文学史都没有可能。而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虽然是许多作家的个体活动，但他们又是在一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中存在的，如五四发端的现实主义及新时期的恢复、发展—新现实主义；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后来发展的“两结合”；还有五四后形成的现代主义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恢复、发展，这些文学思潮的起伏消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然，吴文强调个体作品对这些共同性的突破，避免以共同性取消、压迫个体性显然是有道理的；而且忽视个体性的倾向由来已久，尚未克服，如何在文学史中突出个体性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但承认共同文学思潮的存在必须作为前提，否则“个体穿越”则没有对象，也就没有可能。 吴文反对共同性的一个重点是世界性。它认为，世界性和民族性都是整体性概念，必须以个体化立场来打破之。关于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已经说明，此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一下确立世界文学对文学现代性的意义。吴文没有探讨文学世界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而且对文学世界性概念给以否定性的描述，实际上否定了文学世界性的意义。固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世界化具有了负面因素，甚至引起了民族性的反弹。但世界性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学走出古典、迈向现代的动因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封闭的，在五四前仍然没有进人世界文学的体系之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缺乏现代性的源泉，中国文学走向现代是接受世界文学冲击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引进现代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打破中国文学的封闭性，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主义取代中国的古典主义。如果说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又存在着某种封闭的倾向，那么，在新时期又开始了世界化的进程。只有在世界化的视野下，才能宏观地描述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吴文强调文学的个性化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把个性化和世界化对立起来就不正确了。个性化与世界化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彼此并不构成对立。文学世界化是接受文学现代性，而文学现代性恰恰肯定文学的个体性，否定中国古典主义对个体性的压抑。文学个体性也必然汇人文学世界性的潮流之中，世界文学就是由个性化的文学构成的。同样，中国文学史的重构也只有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才有可能。当然，吴文提倡以作家的个性来穿越世界文学的影响，以保持文学的个性化品格，这是正确的。但必须首先肯定而不是否定世界文学的概念。同样，也不能否定文学民族性的概念，它与文学的个体性也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二者也不构成对立，以个 体性否定民族性也是错误的。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不能避开文学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吴文主张以个体性穿越共同性来取代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二元对立恐怕难以成立，因为要穿越的共同性也就是世界性和民族性，只有肯定世界性和民族性，才能穿越它们，否则只是一句空话。 吴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最后一点责难是它把白话文革命称为文学革命。吴文认为，白话文革命只是文体革命，“这些变化对文学来说还不是本体性的变化，而是技术性、文体性以及载道的‘道’的变化，并且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贯特点。”它认定，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到“20世纪中国文学”观都犯了将“文学工具革命”等同于“文学革命”的错误。这些论点与前面的观点一样，存在着某些正确的思想，也存在着许多混乱和谬误。五四白话文革命自然不能等同于文学革命的全部，但又是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文体性”实际上是文学性的一个方面，而绝非与文学性无关，这不是什么“将‘文学工具革命’等同于‘文学革命”’。原因首先在于，语言不是外在于文学的形式，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因此，文学语言体系的变化，必然是文学深层结构的变革。文言文是传统文学的语言，而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标志着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其次，白话文革命标志着文学主体的现代变换。语言不只是思想的工具，一定的语言还与一定的社会主体相关联。文言文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学就是士大夫的文学。五四提倡的现代白话文是新兴的城市平民的语言，白话文学也就是现代城市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它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白话文学。因此，白话文革命不仅是文体的变换，更是文学主体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城市平民知识分子的转变。文学主体的现代转变是文学革命的前提条件，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文革命开始，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文学现代变革的要求。正因为有了白话文学，新兴市民才取代传统士大夫成为文学的主休，而现代文学，包括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才得到繁荣。再次，语言也不只是“文学观的载体”，不是与思想无关的“形式”，语言包含着一定的世界观；因此，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区别就绝不仅仅是载体、形式的差别，不只是“技术性、文体性的变化”，而是不同文学体系的差别，即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差别，简言之，白话文革命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容之一。五四倡导的现代白话文不同于传统的白话文，因为它已经吸取、创造了许多现代的语汇，改造、淘汰了许多陈旧的语汇，创造了新的语法，构造了一个新的汉语体系。这个新的汉语体系是新的意义体系，蕴涵着新的世界观。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的语言变化，而是一场语言、文化和世界观的革命，因而也是一场文学的革命。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区别不仅是文体的改换，更是意义世界的改换。文言文学描写的是古代世界，传达的是传统的思想；白话文学描写的是现代的世界，传达的是现代的思想。吴文把现代白话文等同于古代白话文，甚至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成就。这种比较本身就是对五四白话文的现代意义的抹杀。当然，白话文革命只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五四开创的文学现代性是不充分的，不成熟的，因为它仅仅呼唤、肯定现代性而没有反思、批判现代性。尽管如此，五四白话文革命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对于五四白话文革命的意义，过去仅仅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来加以肯定，这是不够的，必须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高度来加以评价，才能深刻地揭示其历史意义。吴文从传统的语言观念出发，贬低五四白话文革命，也贬低了20世纪白话文学。它认为20世纪中国白话文学具有“工具性、平庸性、贫困性”，原因是没有进行文学观的革命，而误将文学工具的革命当作文学革命。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吴文显然评价过低，但本文不拟对此详加讨论，而只想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五四以后没有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没有进行文学观的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文学观念的革命，它倡导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陈独秀断言“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4］刘半农指出：“甲之说日‘文以载道’。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5］李大钊也提出：“……是为文学而创作的，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6］五四文学革命并非只是文化革命或文体革命，也是深刻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这一点，是不应否定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之所以没有得到巩固，文学独立变成了新的文以载道，是因为对传统的革新不彻底，在深层动机中还保留着以文学救亡的观念，因此以后才产生了新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同时，还因为社会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新的社会革命是不同于五四前的西式革命，而是东方文化背景的苏俄式革命，它需要文学作为宣传手段，文学必须为历史作出牺牲。［7］但不管怎样，以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源，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迁回之后，我们能够继承这个传统，把中国文学推向现代的历史高度。 以上对吴文的批评并不是对他的思想的全盘否定，而只是指出其不全面、不合理之处。对于其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应当给以肯定。它提出的“文学穿越文化政治”、“个体穿越共同”的“否定主义美学”，明显继承了西方现代文论的一些观点，如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等；它对文学批判性的强调无疑具有合理性。吴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批评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吴文又有重大缺陷，它把文学的本质简单化，在强调文学的否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学的现实属性和历史性，也忽视了文学的语言本质，因此对“加世纪中国文学”的否定就变得不合理了。必须指出，吴文没有摆脱传统的本质主义的影响。传统的本质主义认为是事物只有一个单一本质，这个本质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本质主义受到了现代哲学的批判。按照现代的哲学观念，事物的性质是在不同的层次、关系中被确定的，因此事物就具有多重本质和属性。文学也不只有单一本质，而有多层次、多重本质，包括原型的层次和属性，现实的层次和属性，审美的层次和属性。而不同的文学形态又突出r不同的性质，如通俗文学突出了原型层次和消遣娱乐性；严肃文学突出了现实层次和意识形态性；纯文学突出了审美层次和审美超越性。虽然吴文关于文学史的一些见解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其文学观的片面性，难免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把吴文提出的否定主义应用于文学史，就可能发生问题。例如，茅盾的《子夜》，尽管意识形态性冲淡了审美意义，但作为严肃文学的代表，仍然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而按照吴文的理论，它没有穿透政治文化，就不具有文学性，就没有价值。如果把吴文的理论应用于通俗文学，问题就更大了，因为通俗文学更难以穿越政治文化，从而导致完全抹杀通俗文学的价值。这种片面性不仅体现于吴文，而且具有普遍性。传统本质主义和单一本质的文学观念至今仍然支配着文学理论界，严重阻碍了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必须注意克服。只有确立了这种新的文学本质观，才能为文学史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笔者作文商榷的原因。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注释 ［1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41—154页。以下所引吴文均出此。 ［2参阅杨春时《文学本质新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第67-70页。 ［3参阅杨春时《文学史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3期，第45-49页。 ［4《文学革命论)，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5《我之文学改良观)，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6《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社会问题号。 ［7］参阅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原载：《学术研究》2001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