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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民族电影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 饶曙光 众所周知，在引进大片、超级商业大片的轮番轰炸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遭遇的是电影市场的冷淡和残酷，或者是票房成绩不尽如人意，或者根本进入不了主流院线市场，成为电影市场上“不可见的电影”。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来说，思想上、政治上的限制少了，压力小了，但经济压力、市场压力却大了，陷入了困局或者说“边缘化”。事实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不管是走商业路线还是艺术路线，近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真正在商业院线上放映的不多，多数仍旧只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放映、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等影展活动中出现。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何突破困局，如何从“边缘化”走向“主流”？ 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要想得到又好又快、可持续的发展，从创作和生产两方面都必须树立科学的理念、科学的发展思路和有效措施。首先要按照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组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尽快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当下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换句话说，少数民族电影要想得以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面对当下的电影市场状况和环境，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该立足本土，宁可投资小一点，利润低一点，慢慢培养本土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促成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良性循环。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首先是生存，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谋划发展。随着国家义务教育的实施和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对现代化生活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对包括看电影在内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观影需求和冲动不亚于某些大城市，甚至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包括少数民族电影在内的国产电影的创作和生产都提供了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只要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坚持用当代目光去审视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深入挖掘我国少数民族丰富的电影题材所蕴含的各种价值，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文化和精神，并借助于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化的营销手段扩大自己的市场，总有一天会得到观众的认同和主流院线市场的接纳。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把有限的资金、人才及其它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优化配置，打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取得相应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其次，要科学地、全面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必须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电影要想得到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必须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视角，坚持抒写本民族的“心灵”；尤其要深入挖掘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生活面临的复杂处境，摒弃“说教式”的简单表现手法，给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也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当在不断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文化潮流中，在多元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在文化平等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深刻表现和揭示某种民族文化内涵、文化底蕴，包括民族风情、历史人物、社会生产和生活，思想感情。 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及其生存手段的变化，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也就是说，当下活生生的少数民族文化应该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我个人认为，不应该画地为牢，把“少数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缘身份”还是“文化身份”）看成是创作少数民族电影的前提。少数民族电影并不是只能由少数民族身份的导演来拍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和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及其文化。在创作实践中，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表现可以有两种视角，即“外视角”和“内视角”。“外视角”指立足于民族社会外部更大的参照系中观察民族生活，在对民族生活做“跨文化”的观察、理解基础上，客观、典型化地描绘民族生活。这种视角有其长处，所谓“旁观者清”，常常更容易发掘出对于普遍性而言更加鲜明的特殊性，从而表现出民族特色。它的短处在于，由于过于注意反映“特殊性”，往往停留于形式表面，缺少对“特殊性”的深度挖掘；而且，容易把民族生活作为一种封闭的、与其他文化缺少交流的文化单元来描绘。“内视角”，则是站在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度和民族自身立场上观察外部世界，表明民族自身的思考和经历。一般来说，非少数民族身份的创作者大多采取的是“外视角”，而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创作者大多采取的是“内视角”。应该说，采取“外视角”还是“内视角”并没有对错之分，无论是采取“外视角”还是“内视角”，都有可能创作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精品力作。 不同身份、不同成长环境的导演出于不同的“视点”聚焦于少数民族题材，不可避免地凸显出各自差异性的身份意识，形成差异性的艺术追求和风格。正是这些不同身份的导演从不同角度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才构成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多元景观，成为中国电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同时，正是这些不同身份的导演从不同角度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必然得到多元化的发展。总之，不可以把少数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缘身份”还是“文化身份”）作为判断和衡量少数民族电影的前提，更不能成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标准，那样必然会影响和阻碍少数民族电影的多元化发展，造成少数民族电影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第三，要科学地、全面地、与时俱进地推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也要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毕竟，当前国内主流院线主流观众群体85%以上是18-35岁的年轻群体，电影市场对少数民族电影题材的容量是有限的，其市场容量和观众群体都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而这个培育的过程就不应该完全交给市场本身，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无论是我们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还是需要建立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上的政策安排，都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伸出“援手”，在体制、融资和税收等方面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建议国家每年从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拿出专门资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中拿出配套资金，作为固定的资金投入，扶持和保证民族电影的创作生产，特别是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片的创作生产。同时，加大培养民族电影人才的力度，使他们不断吸取先进的理念，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总之，政府“有形的手”可以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推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构成了中国电影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也充分显示了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厚深邃、兼容并蓄。除了商业价值、市场价值之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具有文化多样性、文化安全的意义和价值。从文化战略建设的角度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仅要给观众提供娱乐，同时更要承担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一个民族复兴的前提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对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国家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应该是由56个民族文化融合和凝聚而成的“中华大文化”。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设“中华大文化”、防范和抵御“西化”的文化战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记者观察 电影里心灵没有障碍 电影艺术的力量，不在于让一切文化趋同，而是引导人们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对于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而言，如何将丰富绚丽而又风采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彩地呈现在大银幕上，始终是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们关注的焦点。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民族电影发展论坛”于近日举行，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制片人和业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之途。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年）到近期上映的《寻找刘三姐》《西藏往事》《乌鲁木齐的天空》，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走过了61年的风雨历程，其间诞生了诸如《五朵金花》（1959年）、《刘三姐》（1960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农奴》（1963年）、《阿诗玛》（1964年）、《黑骏马》（1995年）、《红河谷》（1996年）、《可可西里》（2004年）等一大批精品佳作，它们所展示出的文化独特性与唯一性，能够引导观众暂时穿越语际和族际的隔阂，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去专注地凝视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去深切地感悟生命的差异性，以及由这些差异所构成的世界的繁复性。一部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能够促使观众对我国多样的文化形成一种理解，实现一种沟通，完成一种交流。 循着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61年的历史之河前行，我们会渐渐寻觅到一些可喜的变化。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变迁相伴，当下的少数民族电影在不断提升自身艺术质量的同时，也在拓展着自我的创作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越来越多的元素融入到了少数民族电影当中，表现“民族大团结”不再是少数民族电影唯一的主题——《红河谷》中的反法西斯战争与凄美动人的爱情、《可可西里》所表现出的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马背上的法庭》对基层司法现状的真实描绘、《剃头匠》对即将失传的手艺和即将逝去的老手艺人的缅怀与热爱、《图雅的婚事》里纠结而又感人的人物情感关系，都极大地拓宽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范畴，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和越来越丰富的故事题材纳入进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之中。可以说，这些具有突破性的影片不仅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地理版图，更延伸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版图。 更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专注于拍摄少数民族电影的导演走上了创作第一线。他们中有的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善于通过真实而又亲切的视点来找寻属于自己民族的故事与传奇，《静静的嘛呢石》（万马才旦导演）、《长调》（哈斯朝鲁导演）、《买买提的2008》（西尔扎提·牙合甫导演）、《圣地额济纳》（麦丽丝导演）等影片就是这些导演献给观众的心血之作；有的导演虽然身为汉族，却对少数民族同胞充满了热爱之情，创作出来的少数民族电影非但没有半点虚假造作之感，反而更具创新激情，《婼玛的十七岁》（章家瑞导演）、《可可西里》（陆川导演）、《图雅的婚事》（王全安导演）、《碧罗雪山》（刘杰导演）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批汉族导演投身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领域的同时，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导演却开始自觉地“摆脱”自身的民族背景，转而进行主流商业电影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刀见笑》的导演乌尔善（蒙古族）。 少数民族电影的快速发展代表着当今中国对于多样文化的尊重、理解与保护。尤其是当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导演，拍摄出表现本民族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的电影时，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了繁荣与强大。中国少数民族在大银幕上的美丽呈现，让观众看到了电影艺术家们对于那些古老民族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深情观照，对人类共同理想、文化尊严的坚定守望，对人与自然非凡关系的虔诚思考，以及对时代特色与社会变迁、民族风情与自由生活的生动写照，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电影艺术所获取的一个崭新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民主与文化平等。通过电影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蕴藏，展现人性、人情的绚丽多姿，展示人文关怀的温暖与深切，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神奇魅力所在。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电影，将引领你走向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化走廊——在这里，语言是陌生的，但心灵，却没有障碍。（记者 李博 ） 创作感悟 将民族电影之路走到底 广春兰（著名导演，曾执导过《火焰山来的鼓手》等民族电影）： 我曾经带着自己的电影《不当演员的姑娘》去埃及参加国际电影节，埃及组委会的专家看过影片后，感到非常的惊喜，就问我你们中国也有这样的穆斯林世界吗？我说当然有了。这部影片当时被选作开幕影片，放映结束后，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找到我，说影片放完后他办公室的门槛都被踏烂了，埃及的妇女和年轻人说，原来你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妈妈，有这样的女儿，有这样的歌和舞！他们觉得影片讲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个简单的例子正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麦丽丝（著名导演，曾与丈夫塞夫联合执导过《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民族电影）： 现在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内蒙古去年就成立了一条民族电影院线，这条民族院线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靠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4个亿投资。这条院线有个规定，其他的厅商业大片随便放，但有一个厅必须放映少数民族电影。我觉得这是推广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好办法。 去年当我得知《圣地额济纳》的票房仅有可怜的一万元的时候，曾经“下决心”以后不拍民族电影了，我也准备拍个商业大片试试。但是当我一走上草原的时候，心底的创作激情就又涌动起来了。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该拍自己喜欢的电影，我想我的民族电影之路会走到底。 刘杰（著名导演，曾执导过《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等民族电影）： 在我们国家的资助体制里，有儿童片的资助，也有农村片的资助，那么以后我们能不能专设一个少数民族电影的资助体系？现在民族电影往往会跟农村电影挤在一起去拿资助，你要是总去拍摄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也跟不上现在少数民族同胞的发展情况。 哪怕我们拍摄少数民族电影遇到了资金、发行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内心足够淡定，我们就一定能把电影拍成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不可能只有商业片一种电影，就如同树林，不可能把别的树木都砍掉，只留下一种经济价值最高的树木。希望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们都努努力，去做那棵最特别的“树”。 韩万峰（著名导演，曾执导过《尔玛的婚礼》等民族电影）： 其实我对资金没有发过愁，我的策略就是同地方政府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形成“双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我的电影拓展自己的旅游业，并使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值”；而我则通过地方政府的资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我们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既满足了他的需求，也完成了我的愿望，这就是所谓的“双赢”。 我作为一个汉族导演，为什么选择拍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是因为我在拍戏的时候，想找到一个能说好少数民族母语的演员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这引发了我对少数民族母语消失的一种忧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来。我始终认为拍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是艺术家一种良心和责任，哪怕我的电影现在没有人看，但在若干年以后，它能成为专家研究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这也是值得的。 戴玮（著名导演，曾执导过《冈拉梅朵》《西藏往事》等民族电影）： 《西藏往事》在影院里侥幸逃脱了“一日游”的厄运，却经历了尴尬的“三日游”——电影是4月8日进的院线，到了10日各个影院就已经没有排片了。有个院线的人说，这部电影的导演脑子有问题，明明可以把何润东和小宋佳拍得很漂亮，却非得把俩人弄得满脸是灰，搞得谁也认不出来。这样的言论，很多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都听到过。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这部电影拍得光鲜亮丽，但那不是我对影片风格的追求。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惑和尴尬，但我下一部电影还是要拍摄西藏题材，我可能会起用明星，但从根本上说我仍旧希望影片能够反映出藏族同胞最真实的生活，让影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最佳。 宁才（著名演员、导演，曾主演、执导过《天上草原》《额吉》等民族电影）： 少数民族电影不能走市场路线，至少在今天，它走市场没有意义，也走不了。我们最需要的是真心实意拍摄出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如果为了迎合市场而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丢掉，那你拍出来的只会是披着少数民族外衣的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应当深入民族的心灵，表达民族的精神，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