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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爱》改编自阎连科的小说，后期制作时剪掉了50分钟，剩下的部分被伪装成一部类型片。恐怕有相当数量的观众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被暖色调的海报所吸引，购票入场就是为了看一部“爱情片”，这部分观众无疑会失望；冲着原著小说和导演顾长卫去的人同样会失望，电影是破碎的，有的地方语焉不详。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给它高分，因为这是一部尚未类型化的、从未有过的，同时又有现实关怀的片子。《最爱》遭遇了毁誉参半的命运，它的破碎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电影的欠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被抽取了血液。骨架尚在，筋肉犹存，但它的脸色变得忽明忽暗，声音有些虚弱和颤抖。出现这种结果不能过多地怪罪导演，驾驭这样的题材，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由于删剪过多，导演试图赋予它的梦幻色彩、魔幻色彩只有少量保留。比如保留在蒋雯丽骑的那头花猪身上。其他类似的细节、情节甚至串联全篇的“魔术傻根”王宝强都被缩减成一些点缀，离原来的构思(原名《魔术时代》)有点远。花猪是原著里没有的，导演和作家一样对魔幻风格充满向往，只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百年孤独》一般的奇妙场景——吉普赛人拿着磁铁走街串巷，铁钉从各家的家具上掉下来，找不着的东西自己跑出来……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能实现这样的诉求。 许多无法归类、不能给人以光明结局的影片，最后都被归入一个不是类型的类型：黑色电影。这不是在说西蒙-佩吉主演的那些冠“黑色”之名、行搞笑之实的英国喜剧，而是指故事不完整、叙述方式不统一、类型上跨界、破坏观众愉悦感、情绪上悲喜混搭或无以名状……美国电影里的两次黑色浪潮都发生在战争前后，法国的存在主义、“新小说”也有类似的缘起，这些作品的名气远远大于它们实际的受众数量。而回到我们当下，导演剪去了影片的魔幻色彩，他也无法成就一部真正的黑色电影，影片里的明星脸太多，不断把我们拉回声色犬马的都市。从《三岔口》《父子》《白银帝国》到《最爱》，郭富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当他被火车头追赶着翩翩起舞之时，观众很难读出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或黑色幽默，而是在心中升腾起一连串的疑问：不走寻常路？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影片的优点是它的叙述人。叙述人由一个逝去的孩子充当，类似于《喧哗与骚动》用一个傻瓜做叙述人，但又有很多不同。孩子既是故事中的人物(其父是庄里最大的血头，染病的村民把下了毒的番茄丢在他放学的路上，将他毒死)，又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叙述人的全知全能是“合法”的，他也宣布了我们这个世界对垂死之人的隔绝、厌弃是无效的，其叙述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意义。这个叙述声音的存在并没有证实宗教的天堂地狱，而是更接近原始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文明里，两个世界发生着交流与循环，既不是庄子称许的自然过程，也不会有后世宗教试图管理的救赎。 血头赵齐全极其理性的商业行为跟世间的很多事情执行着相同的法则，没有另一个世界，人们就会签下各种契约，把对死亡的焦虑管理起来，把生命变成持续不断的生产和积累。如果赵齐全的问题，只是他没有做好采血的卫生工作，以及在采血袋上克扣斤两，那么这罪也不值得大书特书——设想他是一个“好的”血头，组织村民发家致富，同时又保护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这样就完美无瑕了吗？叙述人(赵齐全的儿子)的声音揭示了资本意志、现代社会的法则所不能覆盖的世界，那是一个赵齐全仍然心存畏惧的世界，所以他为儿子攀上一门显赫的“阴亲”，为村民制造出真皮电动的豪华棺材。只是这些提交给“那边”的等价交换有没有用处，完全不得而知。在完成自我安慰之后，这个强硬、冷酷的商人孤单地留在了世界面前。 在现代社会的法则里，病人即是无用之人，正如疯子、老人也是无用之人一样，不能交换、不能折现，被圈养起来，隔绝起来。在原始人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的禁锢，被限制的是性；而在现代社会，这一切被颠倒，性以各种方式被释放了，受到禁锢的则是垂死者。影片展现了两个垂死之人的爱欲，正如我们看到的，赵得意和商琴琴的偷情很快被容许和承认，但垂死者的身份让他们派发不出一颗喜糖。 《最爱》可以容纳的话题很多，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是一个失血的梦幻，看得到轮廓，又有点苍白。它的血液被出售了、献祭了还是白白浪费掉，我们很难确知。但这部电影在导演心中会留下长久的遗憾。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