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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截止1949 年，现代文学只有32年的历史。这一时段，相对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来说，实在只是 短短的一瞬。但是，一则由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源头，这样一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的五四新文学及其后来的多路演 进，就被视为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 二则五四文学革命的确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经过三十几年的扬弃与探索、借鉴 与创造，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与文体风貌都焕然 一新，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增添了富于生命力的新质，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 向未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所以，研究对象的时段与学科自身的历史(注：新文学 史的研究，滥觞于20年代初，其代表作是1922年3月胡适为上海《申报》馆50周年纪念 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参照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 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页。)都不长的现代文学，能够迅速成为 显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日益趋于成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大略的统计，涵盖3000余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约有500余种，大约平均每一种著 作涵盖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有0.17种相对应，而涵盖3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约有200种以上，大约平均每一种著作涵盖不到两个月，也就是说，平均每年约有6种相 对应。就时段涵盖量而言，现代文学史是古代文学史的36倍之多。 从研究队伍来看，截止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册会员有1880余人，虽未入会但 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研究、编辑的人员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现代文学硕士、博士，也有 1000多人，加在一起大约3000多人。而且由于学科力量的雄厚，每年20个博士点与近百 个硕士点招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数量也相当可观，为本学科源源不断地培养新生力量。 即使以3000人计，这么多人在32年的文学史土地上耕耘，平均每人不到4天。这样的学 科人口密度在文学史研究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 研究队伍的规模庞大与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固然显示出学科的兴盛，但也带来了一 些问题，诸如研究者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研究成果的单一与粗糙、重复性的劳动—— 陈旧的命题、重复的论证——屡见不鲜，浪费了宝贵的精力、时间与物资财富。因此， 学科危机感相伴而生。有些年轻学子虽然出于喜爱或其他原因(如现代文学较之古代文 学，没有文字方面的障碍)，选择了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但对学位论文的选题感到 茫然，缺乏信心，感叹说题目已经被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尽了。有些学者则致力于开疆 拓土，或向古代、近代溯源；或顺势走向当代文学；或将眼光投之于异域，追寻现代性 的外来影响；或在教育史、出版史、思想史、文化史、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与现代文 学的边际和交叉中，探求新的思路与新的天地；或在现代文学的时段内，关注以往有所 忽略甚至完全视而不见的文学现象，诸如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地区的文学、旧形式痕迹明显的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现代戏曲，等等。这些无疑都不 失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努力，而且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发扬光 大。但是，在原初意义上的现代文学领域，也决非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本文所要 论述的是，现代文学经典仍有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 经过历史的筛选与磨砺，现代文学的精品可以毫无疑问地进入中国文学经典系列乃至 世界文学宝库。现代文学研究，曾经在经典解读上花费了不少气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但在我看来，仍有重读的必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是重新确认经典的需要。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对经典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随 着历史的演进与文化氛围的嬗变，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有的经典 地位比较稳定，只是认识的角度有所不同。譬如鲁迅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视 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80年代，其思想革命的意义受到重视；90年代，又有学者阐释 鲁迅作品乃至鲁迅精神的生命哲学内涵，或发掘其自由主义价值。有的作品，曾被看作 经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退出经典行列。如鲁迅写于1927年的杂文《文学和出 汗》，曾经很受重视，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三年级语文教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到1990年版。这篇杂文属于论辩之作，虽然泼辣而俏皮，但在鲁迅杂文乃至全部现代杂 文之中，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独创性恐怕距离经典尚有一定的距离。 先前没有看在眼里的顽石，后来可能发现竟是一块美玉。中外文学史上，不乏此类事 例，诸如陶渊明与杜甫的诗歌、莎士比亚戏剧，当时的评价远没有后来高。至于《金瓶 梅》、《红楼梦》，更是由于反传统的精神内涵和白话语体，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在民间 悄悄流行，而无法纳入主流文学的经典行列。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它们才能堂而皇之地 步入经典的金色大厅。张爱玲的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几十年间，中国大 陆学术界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几十种文学史中连这位作家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更不要 说作出足够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学者夏志清为张爱玲开列专章的《中国现代小 说史》传了进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重新去读张爱玲，得出的结论虽然未必与夏志清完 全一致，但张爱玲小说确有不同凡响之处逐渐成为文学史界的共识。张爱玲在上海沦陷 时期的小说，主要以新旧交织、华洋错杂的沪港两地为舞台，生动地展示了变态的生活 与扭曲的人性，女性的负面性洞察与心理世界的剖析堪称一绝，由结构、语调、语言所 形成的叙事风格也呈现出中西合璧、古今融会的别样姿态。尤其是《金锁记》，以其心 理刻画的深邃老辣与文体的圆润别致成为无可争议的经典。 如果说张爱玲的一度被遮蔽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上海沦陷时期，她在有着日伪背景的 刊物上发表过作品；50年代初赴港后，出版过带有反共色彩的《秧歌》与《赤地之恋》 )，后来她在大陆文学史上的出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绝对化政治标准的放弃，那 么，沈从文、冯至、汪曾祺等人的诗化小说的被看重，则根源于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在崇尚血火交迸氛围与雄壮粗犷风格的时代，40年代的诗化小说在文学史上找不到应有 的位置，更谈不上新的发展。只有到了审美追求多元化的新时期，沈从文的《摘星录》 、冯至的《伍子胥》、汪曾祺的《复仇》等小说才能重新浮出水面，为学术界所看重。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谁也不能说经典已经“一网打尽”，谁也 不能说经典的神韵已经一览无余。重新确认经典与阐释经典的工作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向前演进，也只有经得起重新解读的作品才成其为经典。 二是建构现代文学史的需要。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自然科学的重要创 新，常常是从基本问题切入的。其实，人文科学也是一样。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问题远 比主义更重要，而文学的基本问题通常就潜藏于文本之中，尤其是经典文本。在这个意 义上也可以说，文本比文学史体系更重要。如果套用歌德的话，可以说，体系往往是苍 白的，而文本之树常青。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中，试图以时髦的观念、方法框定文学 创作的宏论与构架可谓多矣，但其学术价值则让人怀疑。宏论本身经过几十年的淘洗， 甚至只有几年的工夫，当初咄咄逼人的气势就已烟消云散，一度鲜嫩欲滴的青翠变成凋 零败谢的枯黄；一些以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著作，当时觉得构架合理、井 然有序，今天看起来则显然与历史相去甚远；还有一些以现实主义等方法来梳理、架构 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是否真正贴近文学史原生态，也大可推敲。相反，以生命感悟与审 美眼光解读文本的文学评论，至今仍有其动人的魅力，切实地、个性化地阐释文本等典 型现象的文学史著作，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经典解读是一个必须牢牢打实的基础。体系只有建立在 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解读的基础之上，才是坚固而壮观的，反之则像沙上宝塔，好 看而不耐久。譬如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说左翼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潮，以 此建立起一个30年代文学史框架。诚然，左翼文学思潮在30年代十分活跃，涌现出诸如 鲁迅后期杂文、茅盾的《子夜》、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夏衍的《上海屋檐 下》等优秀作品，但据此便把左翼文学认定为主潮，则缺少足够的文本根据。事实上， 代表30年代文学成就的作品，多数并不是左翼作品，如巴金的《家》、老舍的《离婚》 和《骆驼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沈从文 的《边城》和《湘西》、何其芳的《画梦录》、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新月派与现代 派的诗等。30年代文学总体上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关心民生疾苦，抨击专制 制度与封建礼教，主张人性解放与个性解放，艺术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左翼文学的 特色在于更加关注社会运动，正面表现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反抗，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命 名的非左翼文学(从五四传统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人的文学”或个性主义文学；从思 想角度来看，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文学；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可以区分为京派文学与海 派文学；从创作方法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新感觉派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现代派诗等)则 凸现文化姿态，在题材的广阔性与艺术的创新性上，比左翼显然更胜一筹。左翼与非左 翼，有差异，也有过冲突，但除了御用文学之外，大都属于异轨同奔，相辅相成，共同 创造了30年代文学的辉煌。像这样，一旦深入到文本世界里去，左翼主潮说就自然消解 了。正是在重新解读经典的基础上，近年来的文学史构架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将左翼 文学视为与京派、海派或与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共同构成30年代文学主潮的一 个部分。 三是确认现代文学价值的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的推进，在世 界范围内，经典文学的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研究的领地一点一点地被迫割 让给文化研究，即使在看重传统的英国，大学里讲授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的课堂也比从前 冷清得多，而电影电视与传媒文化之类的课堂则常常爆满。曾被种种磨难耽搁了现代化 进程的中国，正在快马加鞭追赶世界潮流，急剧地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此背景下，中国 文学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模式化、浅薄化、泡沫化的流行文化恣意泛滥，篡改成语和 文学经典的广告、楼盘与影视招摇过市，文学欲望化、粗鄙化现象愈演愈烈，民族的审 美素质令人堪忧，甚至连最需要文学语言表达个人情愫的手机短信也要人专门制作以供 选择。经典文学价值受到怀疑，尤其是现代文学的珍贵遗产面临着种种挑战。 第一种是商业化的挑战。现代文学以其巨大的历史容量、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多彩的艺 术创新，堪称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在影视剧本原创力不足的情况下，影视界近来频频 涉足现代文学，进行着方兴未艾的改编。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像是建造了一座在 千家万户都设有窗口的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至少可以普及现代文学，使人从中汲取 多种养分，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目前推上银屏的情况来看，并不容过分乐观， 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文本被做了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人物性格、情节结 构被改得面目全非，或是仿佛被做了劣质的美容手术，非但没有使作品焕然一新地走上 银屏，反倒落下了难看的伤疤与深深的隐痛。有的改编对原作浅尝辄止，根本没有发掘 出原作深刻的内涵，没有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的影视作品以现代作家为主人公，但对 原型做了严重的歪曲，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关心民族命运的文化人被抽空了思想与文化 风骨，而变成一个只知道苦苦追求个人感情生活的公子哥。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被简化 了、割裂了、幼稚化了。这种改编遵循的不是历史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而是商业化的 标准。在此标准下，为了强调某个侧面而牺牲整体，为了趣味而损伤元气，为了利润而 玷污真实，现代文学被庸俗化了。也正是在这种标准的制约下，有些肤浅的、模式化的 言情小说被改编成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而一些极具发掘价值的作品，诸如茅盾的《动 摇》、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等，却由于种种缘故，尚被冷落在影视的视野之外。 第二种挑战是来自不同方面的粗暴否定。有人通过给“大师”重新排座次或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经典作家的地位进行“颠覆”；有人对左翼与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予以整体 性的漠视与贬低；有人“理直气壮”地宣布同新文学传统“断裂”；有人更是“气冲牛 斗”地给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写悼词”，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 丁玲、端木蕻良等，从人格到创作横扫一片；有人对鲁迅有什么深刻思想与文学建树表 示怀疑，称“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 ”云云。这些出自中青年作家或学者的否定性论断，大半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为 一鸣惊人而标新立异，为了争取话语权利而不顾历史事实与文本实际。如果说他们还有 什么标准的话，那么可以说既不是历史的标准，也不是理性的标准，而是情绪化、私人 化的主观标准。一些媒体乐于为此大开绿灯，在其仅仅提供信息平台的“公允”态度的 背后，掩饰着扩大自身影响的利益动机。 第三种是来自教育方面的挑战。许多年来，一批现代文学作品被列入中小学教科书， 尤以鲁迅为多，这当然是现代文学的自豪。但在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譬如一些中学生表示不喜欢甚至反感鲁迅，原因在哪里呢?难道鲁迅真的过时了吗?或 者鲁迅只属于涉世较深的读者群，而与少男少女无缘?当然，丰富的阅历对于理解鲁迅 的确是有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本在今天的中小学生看起来，也的确有一些语境 、文体等方面的隔膜，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学生反感鲁迅的充足理由。问题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是篇目的选择。鲁迅杂文的一些篇目，已经沿用了多年，最初选目时强调的 是战斗性。而实际上，鲁迅杂文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的世界，换一个角度去选，会选出既 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更适于中学生阅读的篇目。二是有些注解带有片面性、主观性的 痕迹，今天看来已经与历史真相有相当的距离，难以服人。三是教学方法的刻板。鲁迅 作品，尤其是小说与散文诗中象征性较强的作品，富于多义性，而在教学中通常预设出 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学生在阅读时所产生的不同于“标准答案”的想法，往往受到否 定或讽刺。这不仅无助于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鲁迅，而且严重地妨碍了青少年独立思 考能力的培养。中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本来阅读量就有限，加上教育中的偏差造成的某 种程度的误解与逆反心理，所以，他们一旦看到媒体、尤其是网络上传播的一些否定性 的煽情言论，便很容易轻信并起而呼应。从高等院校中文教学的反映来看，不少刚入学 的新生对鲁迅还抱有过去留下的印象，但经过比较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之后， 对鲁迅的热情陡然高涨，这说明教育方式的科学与否对教学对象的影响何等之大。从我 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能够接受高 等教育。如果中小学教育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与阐释不做些改革，将会使现代文学失 去一大批年轻的读者，现代文学的丰富资源将面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有责任倡导重读经典，把读者引到原原本本的经典世界中去，并 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历史语境与经典的深刻意义和艺术韵味阐发出来，使这笔宝贵 的遗产能够为今人所认可并承传下去，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其在历史认知 、审美熏陶与净化心灵等方面，对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中国能够充分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并且藉此增强中国文化同异域文化进行平等对话 的能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三 文本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经典文本尤其如此。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或研究者个人的思想 倾向、文化视野或审美品位上的种种局限，每个时期的文本解读都难免会有文本信息的 漏读或误读，这就给重读经典留下了极大的可能性空间。经典常读常新，这已为古今中 外的文学接受史所证实。即使是早已确认的经典，随着解读者的历史眼光与知识构架的 变化，解读的视角、深度都会有所不同，往往会对经典有新的发现。我们应该真正深入 进去，将历史、文化还原与审美感悟融为一体，进行开放式的多重解读，以期尽可能全 方位地把握其生命信息。 历史还原是寻找可能性空间的基点。把作品还原到它所产生的历史环境与所表现的特 定语境中去，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经典价值。如茅盾的小说《动摇》，描写了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某地的大动荡。以往对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与不敢正 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复杂局面有关；而一旦沉潜到历史深层，触摸到历史真实，就 会情不自禁地感佩茅盾的卓越胆识与遒劲笔力。过去的解读，往往把局势的混乱仅仅归 罪于投机派胡国光的蓄意破坏与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实际上，无论是从作者的创作动 机来说，还是从文本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当时革命党人中 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激进盲动情绪，恨不能早晨一觉醒来便能看见人类大同，因而主张无 条件支持群众所有要求与行动的革命党人大有人在，赞成“解放”婢妾尼姑孀妇并为之 设立所谓“解放妇女保管所”的决议，也终于在县党部会议上通过，为后来胡国光等人 将之变成淫乱所埋下了伏笔，使“共产共妻”的谣言有所坐实，败坏了革命的声誉。其 二，群众盲目的复仇情绪和无限的欲望像一座一触即发的活火山，因而，胡国光的偏激 主张每每能够得到多数的赞同。土豪劣绅造谣说革命就是“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 公”，南乡农民也很容易信以为真，要将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分而有之用之。他们攻进 土豪黄老虎家里，抢来18岁的小妾，又把一个将近30岁的寡妇、一个前任乡董家的18岁 的婢女、还有两个尼姑带到群众大会会场，争执不定之后，便用古老的抽签办法分配妻 室。宋庄的夫权会前来干涉，南乡的农民便集合起一千多人的大军去扫平夫权会，吃了 “排家饭”后，立刻把大批的俘虏戴上了高帽子，驱回本乡游行。这些“俘虏”未必都 是土豪劣绅及其走狗。县城的群众大会上混战一团，“解放妇女保管所”干事钱素贞被 扯破单衫裤，身上满是抓伤的紫痕，动手的未必只是一小撮流氓。盲目的复仇情绪和膨 胀的占有欲望显然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两重原因的艺术性揭示，表现出茅盾作 为一个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进程的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也看得出国民性批判主题在政治 题材中的展开。 国民性批判乃至整个民族性格重构的命题，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等就已经有所提及， 但把民族性格的重塑当作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并在3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持之以恒地不 断推进的，还要说是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再到40年代，许多作品都或明或暗 地包含着这一母题的生命信息。[1]《动摇》以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作品 的相类描写，从表层来看，都是暴力题材，但只要仔细地把它们同古代文学的暴力题材 比较一下，就会看出鲜明的差异。譬如《水浒传》，宋江杀阎婆惜、杨雄杀潘巧云、李 逵烧烤黄文炳，然后取其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等等，都赋予道德的正义性，寄予一种 欣赏的快意，而丝毫没有人道同情可言。而上述现代作品，对暴力显然有了分析的眼光 ，对盲目的报复心理持一种批判态度。诚然，报复是一种人类共有的心理，但也许是长 期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过于严苛的缘故，盲目的报复心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常常出 场，一旦出场，就演成各种各样的惨剧。疯狂的复仇，人民本身也是受害者，如张献忠 的滥杀无辜等，就在民间留下了恶名。《阿Q正传》的结尾，阿Q从人山人海的看客的眼 睛想到他曾经遇到的狼。一旦机缘凑巧，那种狼一样的眼睛就会变成狼一样的嘴巴，以 冠冕堂皇的名义或毫无来由地把本不该去死的阿Q活活吃掉。《动摇》、《科尔沁旗草 原》里无辜死去的人们就是明证。这些描写留下了一面阴郁然而真切的镜子。社会的发 展应该尽量避免阴暗、极端情绪的刺激和蓄积，从而减少血的成本。这一点对于今天尤 为重要。这样的解读可以使我们看到左翼文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也能够从中看出现代 文学的人性品格对古代文学的超越之处。 文化还原也是解读经典的重要途径。任何经典作品，固然闪烁着创作者的个性光芒， 但无一不是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晶。用心寻绎其文化原型及其演进轨迹，将会拓展 经典的认识空间，也有助于把握文化传统的脉息律动。关于鲁迅小说，海内外的研究著 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2]，则独辟蹊径 ，借助历史学、思想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种方法，对鲁迅做了富于原创性的还原 式研究。 丸尾常喜把“鬼”的影像作为视点，进入了一个幽邃广袤的文化原型世界。如对《孔 乙己》的考察，从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追踪传统的鬼影。孔乙己因窃书挨打受 到人们嘲笑，他在为自己辩解时说出“君子固穷”之类“难懂的话”。“君子固穷”在 孔乙己的语言系统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丸尾常喜溯源至其出处《论语·卫灵公》，并旁 及《史记·孔子世家》等，认为“固守其穷”与“固有穷时”二说虽有相通之处，但在 孔子本身恐怕是偏重后者。夫子之道大矣，故天下难容。孔子当年说“君子固穷”时， 承认道路坎坷有之，以自信而自负亦有之，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抑或有之。那么孔乙己 把它挂在嘴边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怎样的场景呢?是颠簸求仕不遇明主的干禄者群像 ，还是任重而道远的理想主义者群像?恐怕只是把那遥远的君子之梦作为阿Q式的精神胜 利法，姑且安慰自己空虚的心灵。“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这 句话，原出《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君子并不能把“多能”奉为目标。有的研究 者认为，孔乙己说此语与原意无关。丸尾常喜则认为，孔乙己无意识中用传统士人的价 值观念安慰自己不必以不能“多能”为耻，从而减轻社会舆论加给他的心理负担。“孔 乙己越是被紧逼穷追就越是失去口语，代之以文言。他正是在文言文构建的他的观念世 界里才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参与现实中与民众共有的日常世界的 通路。”社会的凉薄固然加害于孔乙己，但反过来孔乙己的君子情结也加重了社会的凉 薄。在寻绎出孔乙己身上的经典文化阴影的同时，丸尾常喜也发现了民俗文化的鬼影。 “在民众中间，孔乙己头脑里的知识没有任何权威，这就势必铸成了在柜台前站着喝酒 的孔乙己的‘寂寞’。”如果民众看重那些知识，纵使科举落第，孔乙己与民众的关系 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民众衡量价值的砝码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能否用那些知识换 来科举的功名，若被科举拒之门外，在民众心目中就只能是“科场鬼”的落魄凄惨形象 。这样，短衣帮在咸亨酒店对孔乙己的哄笑与他们看舞台上的“科场鬼”时的笑就有了 相通之处。 在阿Q身上，丸尾常喜捕捉到多重鬼影：第一重是积淀在国民性中的“亡灵”，具体说 来，就是等级意识以及愚昧、保守、狭隘、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精神性的弊端；第二重是 民俗文化中的鬼，即孤魂野鬼、饿鬼、幽怨鬼；第三重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男女之大防”之类正统观念之鬼。多重鬼影相叠，构成了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精神历史 与民俗世界的深广的艺术空间。古老的超度幽魂的宗教意识衍生出“幽魂超度剧”、“ 英雄镇魂剧”等“鬼戏”，目连戏就保留了一些“鬼戏”的原型。丸尾常喜十分重视目 连戏在鲁迅文学世界的作用，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曾用一半篇幅分析目连戏中“人”与“ 鬼”之间的渗透。第三章阐释“阿Q = ‘阿鬼’说”时，更是把目连戏作为重要参照系 ，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与目连戏所保留的“灵魂超度剧”具有同构性：(一)“鬼” 的生涯的陈述；(二)审判；(三)团圆。另外，从阿Q“恋爱悲剧”中的挨打出逃、而后 在静修庵菜园里发现萝卜等场面中，也看得出对目连戏的化用。从阿Q的名字到其生活 背景，从其精神风貌到其行状，从整体结构到作品细节，从创作动机自述到读者审美反 应，通过各个方面的周密考证与深入阐释，丸尾常喜一步一步向“阿Q = ‘阿鬼’说” 迫近。 《祝福》里的祥林嫂向叙事者“我”提出三个问题：人死后究竟有无灵魂，是否真有 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论者一般仅仅将这些提问视为祥林嫂愚昧或恐惧的表征 ，丸尾常喜则从这里切入，联系到中国传统观念中“鬼”的两义性——对于有的人来说 是“转世”，对于有的人来说则是永生，通过本土儒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及民俗文化 的原型追溯，对祥林嫂的生存境况与心理状态进行深入的阐释，并探讨了祥林嫂之死的 宗教意义，进而触及了人类永恒的救赎问题。虽然丸尾常喜富于灵性的“假说”与细密 的考察并非没有质疑之处，但以“鬼”的影像作为视点，深入探究文化原型，的确拓展 了鲁迅研究的空间，其观点与方法对我们都有启迪意义。 现代文学经典千姿百态、蕴含丰厚，重读的方法自然不应该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而 是应该开拓视野、灵活多变。既要根据经典的特点选择最切合具体对象的方法，防止“ 跨元批评”的生硬、隔膜，也应尝试用多重视角对同一个经典予以观照，避免“一元批 评”的狭窄、单一。如丁玲的《水》，以往人们多注重其农民觉醒反抗的内容，近来也 有学者指出这篇作品在描写上吸取了电影手法。其实，如果换一种视角，还会发现它在 表现自然的力量与人同自然的关系方面亦有新意。再如《金锁记》，可以从心理分析的 视角切入，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可以用叙事学的方法予以解读。文学 经典毕竟不同于其他经典，社会意义与文化蕴含要索解，属于文学本色的审美分析更要 加强。近年来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宏观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另一面，也带来了审美 研究受到冲击的负面效应。不少年轻学子提起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背景来侃侃而谈， 但很难进入文学的审美层面。在此背景下，尤其应该加强审美分析。结构、语调、语言 、意象、象征、意境、声韵、节奏、幽默、讽刺、悲剧、喜剧、戏剧动作、舞台美术、 音乐设计、表演导演等等，文学艺术宛如传说中的海底龙宫，深藏着璀璨夺目的珍宝， 一旦深入进去，细心赏鉴，定会感受到融会古今的中国现代审美智慧的无穷魅力。审美 空间的深度拓展与审美教育的大力普及，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救 治语言乏味等文化弊端。 【参考文献】 [1]秦弓.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 社，2002. [2][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M].秦弓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5.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