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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红太阳”歌曲专辑在音乐市场上的出现和迅速流行，早已在文学阅读市场上沉寂多时的红色经典，突然又勾起人们对历史往事的记忆，文艺市场上涌动着一股强劲的红色经典热。起初的文艺评论界并没有对此做出及时的分析和评论，直到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一拨又一拨地在电视荧屏和书刊报摘上大行其是后，关于红色经典的学术争论又沸腾起来。本文无意加入这种争鸣的热闹中，只就红色经典热所揭示出来一个隐性问题进行探讨。那就是，在已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什么造成了红色经典的阅读沉寂？今天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 一 创作于建国初期的红色经典曾在问世后便点燃起了大众阅读的激情，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就仿佛燃尽了蜡油，熄灭了的灯火，陷入沉寂之中，很少有人问津。本文从文本自身、话语背景、文艺市场等方面对这种阅读沉寂的分析，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盲视、审视、漠视和轻视。 （一）盲视：红色经典的文本缺陷 关于红色经典的认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红色经典自身存在着题材和性格简单化、情节和叙事公式化等艺术缺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文学创作实践所遵循的，是被狭隘化、主观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哲学观念和定义规范。“尤其是当作家们思维的焦点落实到现实关系中的人上时，这种缺憾便迅即导致一种思维和操作的简化倾向。即往往将人仅仅定位在政治（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机械地简化为阶级的符号”[1]。在红色经典中，作家也往往以阶级差异来塑造人物，人物形象因阶级出身而泾渭分明。判断人物是革命形象还是反动形象，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看一看他的阶级属性就能一目了然。先进与落后也并不在于个人对事实和真理的认识深刻与否，而是由其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对具体政策的态度差异来规定。在这种人物阶级出身论的标准与操作原则下，小说中的人鲜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人物的话语表达刻板地体现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先验规定，性格刻画也只能是附属于人物的阶级属性。语言与思想的表达，性格与行动的刻画，都基于自身的社会阶级基础，也都“合乎”自身阶级属性的规定，人物成了阶级的代表和化身。因为出身贫农，所以马老四、刘雨生、梁生宝们能吃苦耐劳、大公无私、境界崇高；因为出身中农，所以弯弯绕、菊咬筋、糊涂涂等，注定要带着自私、顽固、盲目等特征；施展阴谋诡计的则肯定是富农出身；至于为非作歹、疯狂破坏、穷凶极恶的则肯定是地主阶级了。而且，在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和“现实反映”方面，也表现出一种历史盲目性。这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热情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和农村现实斗争生活图景的“红色经典”中。正是“红色经典”所代表的这种机械反映、盲目追随的现象，强化了读者对其“反面认识价值”的阅读感受。 （二）审视：“文革”后文艺反思与新思潮冲击下的文艺再评价 造成红色经典断代阅读，与“文革”后文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20世纪80年代后兴盛的文艺思潮不无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国家强制意识和作家自我意识下，文学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国家社会话语体系，文学的政治性比较明显，阶级斗争工具的意味也比较浓厚，从而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出现了文艺创作为社会政治服务走向某种极端化的倾向。“文革”结束后，在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极左思潮的历史反思及文艺界对红色文学和革命样板戏的反思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和武断结论，似乎“文革”及其以前出现的事物都带上了极“左”的影子。“新时期以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开始，可是，最终却同样地陷入了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的思路”[2]。红色经典和其它艺术被当作极“左”政治的文学化身，成为新时期文艺批评的对象。 应该说这种批评之声是和新时期兴起的西方文艺思潮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以前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在新的批评理论面前，以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中那种国家话语的姿态正是他们要竭力消解的对象，个人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人道主义、人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标志。红色经典中以集体主义、国家救亡、民族解放、牺牲个人等为标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成为了新时期文艺批评“口诛笔伐”的焦点。如果说在鲁迅看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中到处只写着“吃人”二字，那么新时期批评者则认为，红色经典及其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则恰巧是“缺人”，“翻看整个红色经典，什么都发现了，就是没有发现个人”。在这种否定性的反思和人性话语的笔伐下，“红色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艺批评的反面教材。 （三）漠视：当代文学史教育与研究的断裂 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然而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史而言，较之于20世纪初的文学启蒙与救亡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多元化，建国后和“文革”时期的文学历史，则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文学史教程中习惯性地用人文启蒙精神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拉上“直通车”，而将“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遗留在原地孤立起来。大学的文学史讲授中，也常常把“建国后初期和文革十年”这一段历史心安理得地粗略介绍或省略不讲，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优秀文学作品因而也没有文学史，这样“当代文学”就出现了断裂。就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学生来说，对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水准存在着疑虑，他们潜意识地对这段时期的文学抱着一种漠视的态度，尽管他们并没有深入到文本中细读。20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着对红色经典等当代文学研究视域的漠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构成学科优势”（张颐武语），研究红色经典，显然是有些不识时务。 史书的编写，都要受到当时的历史人文环境及包括非学术文化因素在内的诸多制约、干扰和影响。“文革”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程，对红色经典存在着漠视的倾向，或是对前一段时期的文学历史整体否定，或是只简单地进行粗略概括的介绍。正如文学评论者所说，如同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史叙事以救亡、民族国家、政治为主体一举否定了启蒙、个人、文学的意义，新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则接续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非此即彼的传统，建构了以启蒙、个人、文学为主体的新时期文学。“虽然两种文学史观的结论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却惊人一致——不是粗暴的肯定，就是同样粗暴的否定”[3]。 相比较于80年代出现的当代文学史那种粗暴否定的论断式教材，20世纪末，洪子诚和陈思和教授分别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更逐渐成为大学的使用教材。然而，这两个版本尽管避免了以前当代文学史的那种粗暴否定编写观和史学判断，但就其整个著作体系而言也存在着一些对红色经典的某种漠视。 以陈本为例，从陈本的序言中可以看到陈对红色经典的评判：“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主流是在国家意志的笼罩下进行创作的，不能幸免为现在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做宣传的色彩，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有许多作品是不值得保留的。”[4]在这样的整体性判断下，陈从民间立场的分析角度出发，在选择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时，更多地强调其民间艺术特征；选择作品分析时，更多地是对当时影响不大或未能发表的“潜在写作”作品进行分析，而很少涉猎在当时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作品，例如《红岩》和《创业史》等。正像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更像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以“规范性、学理性、学统性之统一”作为框范的教程——因为编者“以个人的一己之见取代时代的共识”，“为诠释自己预设的理念，而在史材的选择上避重就轻，以民间替代经典，以边缘冲击主流，以隐形否定显形，以无名替代共名，这种做法，不论有多少具体考虑，都不符合那时代的文学现实和阅读接受现实”[5]。 （四）轻视：大众立场与精英姿态的双重逃离 “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写作”是文艺界比较时髦的话语，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内部也开始形成大众立场与精英姿态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大众化和纯文学的层级化分化了阅读市场，红色经典在这种争执中面临着文学阅读市场归属的尴尬。 “文学的大众化”是市场条件下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如果从文学作品文本分析来看，红色经典应该更能体现出大众化的话语特征和叙事方式以及审美情感。然而文学市场上流行的大众化并非真正的“平民化”，更不等于“贫民化”。追求阅读市场的“文学大众化”，主要诉求于文学的个体性、私秘性表达，较之于红色经典那种宏大叙事、崇高悲壮和对国家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大众化更倾向于对个体情感的抒发。大众文学稀释了红色经典中所推崇的崇高美感，弱化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倾向于表达个人的情感和世俗欲望，以求得阅读市场中大众情感宣泄的认同。以宏大叙事、广阔社会生活为背景的红色经典，显然无法避免在越来越走向休闲化、情感化、私人化的大众化阅读面前的无人问津的尴尬。 面对大众文化的挑战，以“纯文学”自命的“知识分子写作”阶层，则坚持自己“阳春白雪”的文学立场和家园守望，不愿文学“屈就”于市场的商业化操纵，固守着自己的纯文学信仰。与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的舍弃相比，“纯文学”坚持者对红色经典则是保持一种逃离的姿态。这种逃离，一方面是对“红色经典”“沦为”政治附庸的不堪回首，以及对那个年代的作家身份地位和遭遇的惊悸。相比较“红色经典”作家们自觉向国家话语看齐，坚守“纯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阶层则自觉地与国家话语保持某种距离，也对与国家话语有密切关联的红色经典文学采取远视的视角。另一方面，坚守“纯文学”写作的阶层更对流行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的写作姿态保持旁观姿态，对大众化保持距离，同时对于红色经典作家们身体力行、投身社会生活的热情也保持某种距离。 红色经典既远离了大众文学的阅读趣味，也远离了“纯文学”写作阶层关注的视域。它的“国家、民族、社会、道德”等话题，既不是大众文学关注的对象，又勾不起坚持“纯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趣和好感，以求得利润为生存之本的文学出版机构也更不会冒着市场风险而对红色经典给予过多的关注。红色经典在这轻视与逃离中渐行渐远。 二 20世纪末的书刊市场上，相关红色经典的书籍出版重新出现繁荣的征兆，先是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接着其他出版商也争相效仿，其装帧也更为考究起来。书摊上红色经典无人问津的阴霾渐渐淡去，光顾这些书目的不仅是中老年人群，还有青少年与儿童，再加上影视界方兴未艾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文艺市场上氤氲着浓郁的红色经典“沉渣泛起”（批评者语）的味道，与长期以来的阅读沉寂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末红色经典再度走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从历史语境、国家意识、文艺市场、文学内部四个方面将其概括为四个词语来表达，那就是：顾视、重视、窥视与慎视。 （一）顾视：世纪末语境的历史怀旧 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和阅读复燃，首先缘于人类跨越世纪末这一历史背景滋生出的历史怀旧情绪，为“红色经典”提供了再度走红的历史语境。 这种怀旧是世纪百年行将结束前的一种心理情结。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也是一个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化的世纪，在历史的巨指行将翻过这一页的时候，落寞与感慨、悲壮与苍凉、惊悸与感伤，总使人躁动不安。在展望未来、对新世纪充满美好憧憬的同时，随着对过去的感伤和回忆、缅怀与留恋，在文艺界出现了某种文化视角、审美取向回转的现象，一批“老房子”、“老照片”等以“老”命名的文艺作品迅速涌现，形成了一种“世纪末”的文化心理情结。对于那些从革命战争和社会初期建设年代走来的人而言，红色经典是一个能唤起文化记忆的历史文本，能使他们回想到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春岁月，回想起共和国成长的往事。“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本，具有所谓‘互文本性’，而这种‘互文本性’，作为一种附加在红色经典上的历史感，正是吸引他们的重心”[6]。 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历了市场经济迅速取代计划经济的重大社会转型期。在一切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也逐渐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这与革命和建设初期所凝聚和坚守的革命信仰发生了急剧的冲突，并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某种失落。加之金钱利益催生下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弊端的急剧增加，人们对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象产生不满和质疑，更加诱发了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曾经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象征；重温红色经典，也是对被时间洗去血泪和苦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缅怀，以在日益商品化和金钱化的今天，重新体验艰难困苦而斗志昂扬的革命年代，焕发对精神信仰的力量，寻找世纪末的心灵慰藉。 在世纪末的这种历史语境中，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曾铭刻在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作品，自然就成了人们怀旧情绪的依托。我们看到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历史的阅读中获得了对青春岁月的激情和心灵的安慰。 （二）重视：与国家意志的暗合以及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 尽管文艺反思中清算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政治话语依然存在。就我们所处的特殊国情而言，红色经典强烈表达出的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坚定信念，为其与国家意志合谋提供了充分的合作空间。红色经典的创作者，本身对共产主义事业怀有不容置疑的热爱和执着，红色经典因为“红色”的追求与坚信，基本上都有一个忠于革命或忠于祖国的英雄人物，强烈地体现出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品质。因此将红色经典重新搬上荧屏与舞台，能获得巨大的政治支撑。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国庆50周年、澳门回归等等一系列节目的时间背景就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演出明显地打着政治的旗号。20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也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出版部门同时也开始大量重印、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 国家重视红色经典，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也有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就国家政权建设而言，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目标中，文学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自然也被纳入到了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建设的高度。然而，国门打开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涌入，全球化浪潮的蛊惑，金钱利益的驱使，人们对物欲的热切追求逐渐消释着社会在长期历难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族文学精神的某种迷失。而在红色经典作品中，鲜明地烙上了中国士大夫关心国事的传统心理和精神旨趣，并且表现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投入到建设新生活的奋斗中去的精神风貌。在当时艰苦的时代环境和严峻的国际背景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经典作家们积极探索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征的文学道路，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立足中国现实的优秀作品。这一批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压迫、求生存、求解放、求幸福的伟大斗争和建设历史，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儿女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制度而敢于牺牲的崇高品质。这是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精神之本。国家对红色经典的重视，也正是出于实现民族文化精神复兴的需要，以力求坚持民族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保持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窥视：市场与文艺的合谋 20世纪90年代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不可否认，在它后面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消费需求永远是推动市场运作的动力支柱。红色经典热是90年代末的文艺市场怀旧消费和崇高消费催生的结果。 在对怀旧消费的利用上，我们看到了文艺市场化两个本能特征，既迎合观众口味，又制作时尚风潮。对于中老年而言，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能够唤起他们的文化记忆。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斗争和劳动的动态画面，而是一幕又一幕重新在内心闪现的历史。对于年轻者而言，他们阅读红色经典就像聆听传奇故事那样，充满着惊险与刺激，并在战士的冲锋陷阵中获得心理的快感，红色经典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能够带来某种娱乐效果，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时尚。从商业区商店门口站立的促销员那“红卫兵”的装束，就可以看出这种时尚对于市场的魅力（注：据2004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题目为《也应拉响“文革”灾难的记忆警报》的新闻报道，10月3日该报记者在国美电器北京木樨园店看到，6名扮成红卫兵模样的女促销员正在商店门口招揽生意。）。 市场的怀旧消费，与文艺对崇高的呼唤也密切相关。世纪末，“揭露权力运作秘密的官场小说，展览身体咀嚼感官知觉的欲望小说，沉入历史自我深思的历史小说以及快餐式的网络小说，从各方面努力迎合现代中国人失落又无止休需要刺激的味蕾与胃口”[7]，然而它们却缺乏坚定高昂的信念，弥漫着悲观与灰色的景象。在一系列“身体写作”、“欲望叙事”、“隐私揭秘”、“大话名著”、“轻松阅读”的极力贩卖和肆意发泄中获得短暂的快感后，人们感到的是更大的落寞和空虚。没有崇高、没有深刻的思想与意义，既无法支撑文艺的大厦，也无法满足人们心理的需要。相反，那些具有浓烈的英雄主义与乐观进取气息的红色经典，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具有史诗般的英雄主义风格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的情怀，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品质，能够激扬士气，催人奋发，给人以奋斗的力量和乐观的情怀。 在这背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庞大的魔手悄悄地向文艺招摇。市场是一个见风使舵的能手，它能敏锐地把握文艺和其它行业的风向标，善于投其所好，并且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进行自我发挥和创造，以求得最大利润。红色经典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对市场具备某种“潜价值资源”，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稀缺的英雄情怀，而且红色经典中按那个年代的英雄模式而创造的遮蔽和掩盖了其个性化和情爱故事的英雄人物，又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和卖点。正是那些精明的演出经纪人，洞察到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绪，摸准了年轻一代的审美口味，也看好了红色经典的内在艺术质量，进而不遗余力地人为烹制出了这道红色经典改编热的世纪末精神大餐。 在一定程度上，文艺界是乐于借助市场这双“上帝之手”扩大文艺的声势和影响的，在能容忍的限度内，对市场操纵下的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保持了某种缄默，甚至是支持。正是在文艺与市场的合谋下，红色经典经过“商业化运作”，再度走红。显然，说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事实上，是指红色经典在影视圈内带来的改编热潮，它反映的也依然是读图时代文学市场对影视传媒力量的借用。 （四）慎视：抛却政治话语后的文学艺术价值 红色经典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可以说，它那巨大的历史感、较高的艺术性，是其再度走红的内因。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深入，世纪末，“文化思想领域的告别革命终于使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透过那道‘红色’的屏障而释放出来”[6]。这是红色经典再度走红的基本前提。如果抛却对其政治和阶级意识浓厚缺陷的批判，单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红色经典具有巨大艺术价值，具有文艺精品的特征。如《红旗谱》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反复锤炼一二十年；《三家巷》从主题酝酿到创作完成历时长达17年；《红岩》经由报告会——报告文学——长篇回忆录——长篇小说，其问世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志的磨砺；《保卫延安》在4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数百次，据说仅涂抹过的稿纸，都可以拉一马车。那些被称为样板戏的革命音乐剧，更称得上是精益求精，不仅制作十分精良，而且从舞台布景、演员表演动作、音乐韵律等都独具匠心。 与其反映的巨大的历史内容相适应，红色经典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建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体现了中国文学中自《史记》以来关注历史重大事件的传统。红色经典的作家们真诚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热情参与社会进程，体现出与社会和生活紧密相连的精神特质。就拿“十七年”时期的优秀作品为例，它可能因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而直接影响其真实性、深刻性，但是，由于作者“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能经得住时间的磨洗”，而且“红色经典对现代理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转换、改造和普及无疑是相当成功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解决民族化、本土化问题仍具深意”[8]。“时至市场化体制确立的今日，这种积极的时代良知和艺术使命意识，尤其是其执著的艺术信念和‘精品’意识，可谓红色经典创作者留给文坛后来者的有价值的精神遗产。”[9] 在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中，市场出于吸引观众眼光的需要，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偶像化，增加浪漫情调；在集体主义精神中挖掘个人英雄主义，在传统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这引起了文艺界的反思。在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影协、视协合力举办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上，各界文艺评论家、戏剧理论家以及高校的专家教授发表了对改编红色经典的看法，指出改编创作上“直、露、多、粗”是对经典的亵渎，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注：据南方网讯报道，2004年5月25日，在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影协、视协举办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上，文艺评论家李准于会上提出了改编红色经典要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著名导演谢铁骊认为，任意地删改剧情，删添主要人物，创作上“直、露、多、粗”的都不是真正的改编，而是对经典的亵渎。）。由红色经典改编问题而引发的文艺争鸣，也使红色经典的走红真正回归到了文学领域自身。 三 红色经典经历相当长时期的阅读沉寂并再度走红，正是这些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其沉寂与走红的原因分析，对于解决有关红色经典的困惑性话题以及新时期文艺理论建构等问题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而且对文艺与政治关系以及文艺与市场的认识也提供了某些启示。 就其阅读沉寂而言，尽管红色经典文本自身的缺陷，严重地阻碍了读者的阅读，但不可否认，更多文本之外的因素，也限制了红色经典的广泛流传和大众的认识。我们在反思红色经典与政治的关系时，一边极力批驳了红色经典沦为政治附庸的自我地位及其品性的丧失，并为此而不愿回首；一边却又套上另外一层政治的外衣，忙于给红色经典贴标签，以求自我的反省和认识，而结果却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一起倒掉了”，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以至于陷入了重重围困之中的红色经典，很难依靠文本自身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来左右读者阅读与否。红色经典阅读的沉寂，也揭示了我们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和教学的必要，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当下的大学文学史教育？断裂的文学史教育对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虽潜移默化，但却相当深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后现代话语对“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纯真爱情”、“道德情操”的消解和嘲弄中，社会道德滑坡、灵魂堕落、信仰弃置、价值沦丧的颓废气息弥漫中，文化与市场、政治与文艺又寻找到了共同话语，红色经典正是在这多种力量的合谋下又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但显然，我们也能清醒地看到，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并非是文本阅读的繁荣，而更多地显示了影视传媒的力量，它是在“读图时代”的文艺市场上，借助图片、音响、色彩视觉冲击效果而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分析红色经典阅读“冷”“热”的主旨，既不是要否认批评文艺反思结果和文学市场化价值，也不是要重温历史旧情，重叙“激情燃烧的岁月”。目的仅在于，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特殊阶段的文学作品——红色经典阅读的“冷”“热”原因分析，以求得认清左右文学（红色经典）阅读的因素，理清认识，从而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思考。一方面，它给文学的创作者提供了某种警示：文学的自我评价，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更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学自我品性的保持，既不是对政治的极力靠拢，也不是对政治的简单远离。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课题并没有完成，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文艺市场化”的呼吁保持警惕：文学与市场的结合，并不是文学繁荣和健康发展的简单机遇。市场以攫取利润为目标，见风使舵的本性决定了文艺与市场的结合并非能起到1+1＞2的作用。就红色经典的改编而言，并非是市场对文学的鼎立相助，而是一种积极地利用。它充分地利用了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叙事效应，以满足观众的观影快感。也正是这种对消费的极力追求，造成了今天红色经典改编中对原著精神的极大歪曲。文学毕竟是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它有别于以商业化为明显特征的市场，文学一味地向市场靠拢，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追求的精神盲目与混乱无序。“读图时代”的文学该如何理性应对，是文学理论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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