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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詹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传到当代还活在我们当代而不自觉的那些东西，叫做传统。经典在当代永远有一个不断重读的问题。是否所有的重读都可能被歪曲?原汁原味的孔子在哪里？这是个形而上的问题。 ●经典应该是作为规律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现的。不是反过来，因为现实中有用才是经典。 ●通过娱乐的方式让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个东西不是经典。它是另外一种衍生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对大众的接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那么多没有机会接触经典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就是通过娱乐来的，通过评话、说书、唱戏包括连环画之类了解的。 经典走进大众生活的意义与疑虑 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目前，社会上似乎又掀起了新一轮文化经典热。一方面，在民间，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如“阳明书院”、“孟母堂”一类的读经班的出现，以及相关的系列教材如蒋庆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另一方面，在高校等学术机构，也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所，而《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创办了“国学”专版。还有一个明显标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热播，以刘心武为起点，他开讲的《红楼梦》，包括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似乎概括了传统文史哲经典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三个方面。那么，文化经典在今天的风靡到底意味着什么？传统经典与当代社会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当广大民众参与到经典阅读中，并且是以放松、娱乐的方式来接受经典，把阅读变为一种“悦读”，就像一家出版社推出的悦读经典丛书一样，而经典的阐释者也同样以娱乐的方式来传播它时，这究竟使经典和大众联系得更紧密了，还是因此把经典的本味遮蔽掉了，歪曲掉了，从而使大众在表面接受经典的同时，其实是背离了经典？如果不是背离，那么这样的“悦”“读”得失在哪里？如果是背离，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阐释和阅读方式？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经典是不是能够走进大众生活？现在争论很大。于丹的书我没有看过，先讲一个朋友。他身患绝症，换了两次肝，却每周坚持讲课，他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不一定是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他把所有经典都融化到现实生活中去了。他认为经典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意义就是经典，如果在今天社会中失去意义了，就应当废除。有生命力的经典才能够激活人们在生活中的智慧。他是用很通俗的方法讲很深的道理。这个方法与经院式的研究是不一样的，但值得重视。再退一步说，民间也有自己流传的接受经典的方式，比如过去乡间有多少人是读书识字的？但他们通过戏文、说书、故事等民间的方式也接受了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而且是活生生的，与生活的概念是相连接的。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对经典的阐释我比较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所有的传统都活在当代。我也对“传统”二字望文生义，传到当代还活在我们当代而不自觉的那些东西，叫做传统。经典在当代永远有一个不断重读的问题。所有的重读都是歪曲的，原汁原味的孔子在哪里？这是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一代人不说要回到真正的孔子里面去，晚明和清初都要回到真孔子那里去，结果获得的是大堆死的文字。每个字都得到准确的解释，儒家精神就没有了。后来发展到今文经学，康有为完全就是独断论了。学术中哪个是真论语，哪个是真解释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多听众怎么认同你。这种学术争论的问题在于听众，在于时代是否接受。和当代对话不容易，可能有一两个人击中了时代的当下，那么他的东西成了主流了。我们作为个人要有很宽厚的心情去听别人讲。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经典当然应该走进现代社会，问题是怎么走进去？在我们讲经典和大众生活时，经常走的路子是强调励志，强调其对于人生的指导作用。于丹走的也是这条路，她似乎变成了一个心理医生，来医疗人们心理的疾病。有报道说广东省妇联请于丹给白领和妇女同志讲心病如何医治。把文化经典当成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指南，这恐怕是有问题的。《论语心得》扉页上就讲，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后面还有一段话说，圣贤的意义在于我们子孙后代来实现圣贤的教诲，不管是痛苦还是欢欣，由此来形成我们的民族魂。我就想起鲁迅，他恰恰认为我们应当洗刷传统包括儒家对我们的创伤，才能够形成民族魂。有人调侃说，于丹这么做孔子很生气，我看生气的恐怕是鲁迅。当然不是说鲁迅对于传统的观念一定是正确的，但是鲁迅揭示的传统文化对大众精神所造成的创伤，这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像我们现在这样讲经典，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把它作为精神指南对不对？其实，圣贤人格本身是有问题的，近代提出的新民新人，鲁迅讲立人，都是强调要把圣贤的人格变成平民的人格，都是认为圣贤人格已经过时了。冯友兰极力推崇圣贤人格而且做了最充分的论证，但最后也感到圣贤人格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所以写了《新思训》说新的生活方式是对于一般人来讲的，经典是对圣贤人格的，对一般人不合适。胡适就讲过，辛亥革命以后，我们有了很多伟大的人格，他举了孙中山、蔡元培等，说这些人格不是孔夫子赐给我们的，是革命的结果，是新的思想、新的潮流的结果，他指出我们现代的人格还是要在现代社会涌现出来。儒家有很多人生智慧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现实生活的至圣先师。现在我们看待经典有点包治百病的意思，《论语心得》其中就存在误导，比如它讲孔子为什么能给现代人快乐和精神上的安慰呢？因为你没办法改变世界，例如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但是你看问题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的观点其实和阿Q精神没什么区别。 王安忆（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我想在这里提出我的怀疑，就是大众真的需要这些经典吗？或者说这是大众自己决定的一种需要吗？易中天讲《三国》我看过几集，说史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历史就像故事一样，包括陈思和说的民间艺人，说话的基本材料就是史。但是哲学这么说，我就挺怀疑的。所谓经典应该是包含有恒定的性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否可以这样演绎呢？我不得不对大众传媒深抱怀疑。我记得一二十年前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电视风云》，写一个老电视人，在电视行业几乎做了一辈子。他最后发现自己一生完全是在虚拟生活。电视这一种强大的传播能力，使得他虚拟的生活真的进入生活里面去，最后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自己犯罪犯大了，他使人们生活在虚相里，人们被电视这超强权话语所控制。我最近越来越发现，这故事就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于是，很多现象，我都不敢相信它是真实的。比如于丹和易中天有这么多的粉丝，是不是证明人们真的需要他们呢？现在的选秀，超女超男出现了，也是那么热烈，这真的那么符合青春的需要吗？刚才陈思和讲到传统在民间流传下来的方式，我的怀疑是大众传媒真的代表了民间传播？我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呆过，我倒真的是看到传统怎么存在着，传统是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比如我呆过的内地，特别重视伦理关系。当时我所在文工团的两个乐手一个骂了另一个的娘，被骂的便哭了起来，他说母亲受到辱骂，他不能不揍骂人者，但他一出手，对方肯定要被打死，因为那是个体质孱弱的人，所以他为难得哭了起来。严格的伦理关系，是出自于人们依赖家族家庭、立足社会的生活方式，不是出于诠释。张文江认为经典是作为规律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现的。不是反过来，因为现实中有用才是经典。我理解张文江的意思是，经典是真正反映了大自然的运动方式，所以，才能够不期然地与现实重合。 陈卫平：我想插一句，这样的需要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于丹已经把《论语》改造成一本安慰失败者的心理读物，这符合现代竞争社会的需要，但她是不是在解读儒家文化的经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詹丹：王安忆提出了传统经典与现代生活语境相遇的问题。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学者在引用、讲解传统经典时，往往并没有顾及两者的差异性，那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好像孔子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当今生活的。比如今天我们提到和谐社会，一般会引用《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或者“和为贵”之类的话，却没有仔细考虑，儒家所说的“和”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差别前提下的一种“和”，所以才会成为贵族而不是百姓的主张，也因此使得这个“和”成为体现等级制度的“礼之为用”。我们有些人这样不顾社会背景、不加区别的来把“和而不同”引用于当下社会，既歪曲了历史，也是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当代中国判断：文化经典热产生的深层背景 曹锦清：我认为，对经典重读的争议背后隐含着对当代中国的判断，是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展开、阶层的分化、各种矛盾的展开，尤其是对当代政治形态的判断。由于对这个判断的不同，引起了对经典本身以及阅读方式不同的看法。这里我想提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和冲突》，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对理解当代中国也有启示。他讲的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化推动现代化，第二阶段是排斥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他在判断中把现代化和西方化作了区分。套用到中国，中国现代化确实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农村提取剩余来进行城市化、工业化。这个过程从中央的判断来看在2005年大体结束，所以就提出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领乡村思路，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化史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新发展观是民族现代化的第二阶段理论，而第一阶段就是获得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自信。第一阶段的实际进程已经抛离了传统，传统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随着现代化、都市化、个体化的进程而分崩离析。然而，事实上，我们又不可能从西方国家来获取价值，来安慰那些非西方国家国民的心灵，所以它必须回到传统来解决当下的心灵困顿。由于这个原因，第二阶段中要求回到本土化，和西方化保持距离，进一步推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我们获得了政治独立，经济上缺乏自信，于是开始要求获得文化的自信。于丹现象是不是反映了当代对思想的需求，要回归到传统的价值引领方面来？其实，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对传统经典的重视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走向，不是如全盘西方化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而是在复归传统中，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来寻求依据。所以，蒋庆也好，于丹也好，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传统中国五千年的政治智慧虽然被“五四”学人在观念上埋葬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依然起着作用。 王晓明（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今天的题目“文化经典与大众生活”，其实还联系着另一个题目，就是“文化经典和精英生活”。从某个角度看，所谓精英和大众的差异，在现代社会是扩大了而不是如通常理解的那样缩小了。现代社会重新形成了文化经典与大众以及与精英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由于接触文化经典的方式不同，经典成了区分精英和大众的一种工具。这并不仅是说精英读经典而大众不读，而是说精英和大众以不同的方式读经典。于丹和易中天们所表现的，是大众读经典的方式，精英则另有别的方式。以美国大学为例，它的一流大学和社区大学有很大差异，社区大学所教授的知识，大多是实用性的，是要教你能适应当代生活的实际需要，说得粗俗一点，就是培养各种级别的劳动力，非精英的“经济动物”。一流大学则是要培养非经济动物的“精英”，要学生具备对人生、对世界、对人类历史的宽阔的认识。怎么培养呢？很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读经典，而且请最好的教授来教经典，不是那种通俗化的、搞笑的讲法，而是往大处讲，往高深处讲。现代社会正是精英统治的社会。在这里，不同的接触经典的方式，从一个方面表现了文化资源（其实也不仅仅是文化资源）分配的严重倾斜。所以，当欣喜于大众的经典阅读热的同时，我们还要把视野扩大，把当今精英和大众阅读经典的不同的方式放到一起来看，这样才能看清这个新现象的全部含义。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我想提一个事情，前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有三种传统。一个是几千年形成的儒家文化传统。第二是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传统。再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传统。这三种传统有三种价值观。前面一种是强调道德和伦理的，第二种是以平等为最高价值的，第三种是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他又提了如何打通这三种传统，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普遍人们认为他说的很有趣，可是打通的可能性在哪里？这三种传统之间会互相矛盾。在我看来，这三种价值观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组合方式，而且也是当代中国需要探索或者说正在探索的。比如希望把1950年代后形成的平等的价值观和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价值观之间做某种结合，而这个结合的范式来自于北欧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似乎大多能满足这两种要求。一是它保障了个人自由，这当然是建立在个人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自由，二是分配又能做到相对平等。另一种声音，是如何把儒家和平等之间形成某种连接，从而构成儒家社会主义。我们看到，从最新一轮对传统经典的解读里边，包含着对现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新东西，之前新儒家往往会把儒家文化引向审美，那是一种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审美纬度，无关于社会整体，后来是以亚洲四小龙为总结，强调了传统价值有和现代化相结合的可能，这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最近看到中山大学有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前有两股势力在合流，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强调传统经典的重新接受和解读的，在和新左派合流，结合起来好像构成了儒家社会主义。另外就是和个人自由联系起来的，构成了儒家资本主义，这三者关系按照两两组合，出现了不同形态，而这些形态的构想都和当代中国紧密相关，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的不同判断而产生的不同解决方案。这些构想，似乎都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解读有关。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确实，今天的传统文化热，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共同需求。从高层讲，如曹老师讲到的，中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一定自信之后，它开始向文化上寻求自己的资源。从“大国的崛起”，到“盛世修典”，都反映了执政者取得自信后，确实想在文化上打自己的牌。而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牌，就是传统文化，因为它既能够立于世界之林，也容易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现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都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小康社会”的“小康”，“和谐社会”的“和谐”，等等。从百姓层面讲，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确实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道德滑坡、规范失衡、人心不古等现象，有些人有种种困惑、苦恼、不满，因而在这个时候，特别希望和向往用传统经典的力量，来挽回人心不古的局面。这样上下联动，传统文化热就日趋高涨。文化经典走近大众，不但是大众需要，也是经典本身发展和不断被激活的自身需要。 普及经典：深刻性与娱乐性如何统一？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于丹是用通俗性来普及儒家经典的，但是问题在于，不能用通俗性来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对于中国传统经典，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都会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恢复经典原来面貌的问题。 诠释经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这两种方法按照西方来讲，一种是古典诠释，一种是现代诠释。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在中国古代对于经典的解释，这两种方法是交替使用、双向同构的。由此才使得经典成为历史的典籍，所谓“六经皆史”，同时又使得其具有生活教科书意义。因为在整个诠释经典的过程中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所以才使经典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代意义。但即使是“我注六经”，注的再好也能够找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应该是可以谅解的。于丹的书的确很轻松，对于大众来讲，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不通俗，就走不出学者的圈子，但是现在很多类似于丹这类通俗都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通俗。其实通俗应当顾及到思想层面，这两者并不矛盾。比如于丹在通俗化的讲解中，举了一个豪猪的哲学。这个例子当然是叔本华用过的，说一群豪猪到冬天在一起取暖，但它们身上有刺，靠得太近就要被对方刺痛，而离得太远就没有取暖的可能。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距离，她引用这例子来解释中庸，说明处事之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我想于丹可能忽略了鲁迅也用过豪猪这个故事，他也是以此来讲中庸的。但是鲁迅的解释是，如果豪猪刺碰在一起当然不行，但如果中间一只不是豪猪呢，那豪猪肯定会往它的身上靠。而这没有刺的动物也只能听凭豪猪来刺了。于是就引用孔子的两句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来说明所谓中庸的虚伪性。在鲁迅看来，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弱者还是应该有抵抗精神的。在此，我们当然不是要比较于丹和鲁迅谁深刻，仅仅是想以鲁迅为例，说明通俗与深刻统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通俗的名义来牺牲讲解的深刻性。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其实对于于丹的东西，我一点都没看过。而易中天我认识，也看过他的东西，觉得他讲得蛮好的。刚才詹丹也讲到，刘心武上“百家讲坛”是现代传媒工具真正体现大众教育功能的一个标志。原来电视都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从刘心武开始就不是单纯地上课了，而变成了一种娱乐，把一个经典作品讲得很好玩，这里肯定会涉及到专家对这些问题的质疑。近千年中国文化传统都是通过两种渠道来保存的，一个是通过精英的渠道，一个是通过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现在是通过各学科的教育。这就需要准确，要求把握经典的原义，通过这样的教育来联系实际加以运用。中国几千年历史，历朝历代的文学文化能够保存下来，这同精英教育有关。但中国的读书人是很少的，靠他们来传播经典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还靠什么？对于大众来说，永远靠的是娱乐。易中天讲三国的时候，我就在想，古代对于曹操、诸葛亮等《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大多数都是通过说书人讲故事了解的，通过戏曲的传播，不知不觉已经演化成另外一种艺术。包括说书、评弹，过去我在读《水浒》之前就是听说书、评弹的，就是我们在正式接触到经典之前，所接触到的是被歪曲的娱乐化的。通过娱乐的方式让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个东西不是经典，它是另外一种衍生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对大众的接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那么多文化水平低下、没有机会接触经典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就是通过娱乐来的，通过评话、说书、唱戏包括连环画之类了解的。而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有损害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如果一个人以后不读书了，去农村或者学徒种地做买卖去了，那么他多少还是积累了一点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有用的。而这些和经典没有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不需要对经典有一个传承意义，如果他将来进入精英阶层了，对于整个文化具有传承使命了，就会纠正那些错误知识。对于一个文化经典的流传，特别是这个复杂的、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事实上是通过不同层次来传播的。既有专业的精英教育，也包括台湾流行的蔡志忠漫画，还有像于丹的演讲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把多层面文化变成一元化。几个博士出来指责于丹是没有道理的，她讲的《论语》是在公众平台讲的，对那些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讲坛的观众讲的。反过来博士是在高等学府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精英文化层面，一个是大众文化层面。还有报道说，有的学校领导鼓励教授要向于丹学习，也这么教书，课堂上也生动活泼，这也是有问题的。于丹的东西搬到大学做学术讲座，就好比让教授到农村讲经学，这都是不看对象做事情。所以对大众来说，于丹、易中天到中央台做的文化普及工作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尝试，实际上是取代了过去的戏曲、评弹、评话的作用，通过通俗讲座的方式来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对当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有好处的。改革开放20年来，对传统文化普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现在通过最通俗的方法来普及，还是有必要的。但这不能与学术研究、精英教育混同起来。 孙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前者对经典抱有一种极大的敬畏感，强调恢复经典的原貌和本义；后者重在阐释今天我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更具有一种个性色彩和现代感。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妨同时存在，并按各自的规律和规范去要求它。对“我注六经”的成果，就要按照“我注六经”的规范去要求它，看它在恢复原汁原味的经典上做得是否准确到位；而对“六经注我”的成果，则按照“六经注我”的规则去要求它，看它是否在不背离经典的大前提下，更切合当下时代和大众的需求。这里有一点要指出的，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心得体会，要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经典原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专一探寻文字背后的隐秘，或是抓住片言只语任意比附，或是搞实用主义的活学活用。刘心武、易中天、于丹三位，可以说都是在通俗层面进行“六经注我”的一种尝试。三个人各有招数，刘心武主要是利用大众喜欢打探隐秘的心理，把《红楼梦》解读成写“宫闱秘事”的秦学；易中天极有幽默感，他善于把古代的人物故事和今天流行的时尚话语有机结合在一起，“放噱”后产生会意的笑声和掌声；于丹则善于把艰涩的经典调制成心灵的鸡汤，安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衡和失落的群体；应该说他们对文化经典走近大众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借用一下以前用过的两个熟语，可以称“我注六经”式的原汁原味的经典为“内典”，“六经注我”式的生发开来的经典解读为“外典”；“内典”是原典，是核心层，“外典”是生发演绎出来的衍生物，是拓展层；学者和文化人可以各尽所能，各尽所长，选择自己解经的方法，这里虽有文野之分，却无高下之别。但作为听众和读者，必须从“外典”走进“内典”，从欣赏阅读经典的衍生品，到阅读原典本身。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普及了经典。 除去媒体，普及经典还有哪些渠道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现代化导致精英和大众的阶层差异加大，这种差异在古代也是存在的。虽然古代科举对于平民身份的限制比较少，但读经还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老大了不工作，几年一次参加科考还是需要成本的。所谓社会现代化应该是打通传统社会中的种种等级差异的。比如国民教育，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国民”层面上实现一个最基本的教育平等。国民义务教育应该由国家花钱而不是由公共教育机构用来赚国民钱的。就文化教养来讲，义务教育应该让国民平等地得到最基本的经典文化的普及教育，这是一种国家责任。看其他一些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中多有基本的经典文化的普及性传授，比如文学名著、古典音乐、世界名画，相关的教学成本都由国家埋单。现在经典文化在不同阶层间的突出的分化，与我们公共教育的这方面欠缺有关。再一个是传媒，我国的公共传媒全面市场化。名教授、权威专家们“精品化”，往往被高价请去给有钱人上课，而一般人不花钱，就只能通过传媒接受大众普及版的、类娱乐化的“经典”。精英——大众与经典文化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慢慢地分化了。如今大众普及版的经典文化在国家电视台、出版业、授课者们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链了。我们的国家电视台由国民税金支撑，就有责任不计收视率、不计利益地请真正的专家来为国民讲授经典文化。还有一个是公共图书馆的问题，如果公共图书馆无法保证让更广大公民阅读经典的话，要打通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也是有问题的。总之，从平等享受经典文化资源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做得不够的。 孙逊：让文化经典走进大众生活，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媒体讲座只是众多渠道中的一条，仅靠这一渠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渠道主要靠新老媒体的造势，热则热矣，但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和措施上的落实，多少带有几分“虚热”；当热度退去，到底能沉淀下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颇让人担心的。讲制度上的保障和措施上的落实，首先想到的是教育。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正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长达十六年的时间跨度内，正是文化经典大有可为的时期。例如我们的教材，小学学哪些经典，中学、大学又学哪些经典，各占多少分量和比重？彼此既不要重复，又能体现一种由浅入深的坡度，这样十六年下来，每个人都有几十篇经典在肚子里打底，就会有一定的文化底气。再有考试制度，这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过去主要考四书五经，所以人人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现在不可能也不需要恢复到以前的科举考试，但各级升学考试中，能否有一定比重的有关经典的内容？我认为，抓住了教材和考试这两个关键点，在青少年人生观形成的这段时间里，经典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目前某些教材中去经典化的倾向，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无的放矢。 除去学校教育，社会更是一个大课堂。如上所述，一个人从学校出来，已经有几十篇经典在肚子里打底，他一旦走向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再没有了经典的踪影，那他再有定力，慢慢也会变俗。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在于媒体的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经典热、国学热，这是难能可贵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例如举办和经典相关的知识竞赛、辩论大赛等。现在电视上各种“秀”的节目很多，为什么不能省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有关经典的节目呢？上海有家中学生报，几年来，坚持举办中学生古诗文大赛，影响慢慢越来越大，对在中学生中倡导阅读、背诵和理解古诗文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节目在电视上放也会有较高的收视率。推而广之，做有关经典的知识竞赛和辩论赛节目，不会没有收视率，而它要比真人秀节目有意义多了。至于搞那种形式上的祭孔复古活动，未免又有点离谱了，在今天并不足取。 原载：《文汇报》2007/10/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