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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看到电影《最爱》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觉得片名多少有点词义生僻的感觉。直到近日看了影片，深感震动。我感到，这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深刻、锐利、强大与温暖精神的优秀影片。 《最爱》展示了一个特殊农民群体在灾难和绝望面前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世界。他们因为贫穷、无知和“血头”的操纵，为卖血而染上艾滋病。面对随时而至的死亡，他们中有人灵魂堕落，自暴自弃；有人卑鄙龌龊，落井下石；有人道貌岸然，心底阴暗。但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得意和琴琴，却以他们对歧视和的抗争，对相爱的追求，对绝症的顽强抵抗，唱出一曲平凡中震撼的真善美的正义之歌。 影片的内容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但影片的故事几乎没有涉及农民致病的社会原因，而是从一个展示农民精神世界的角度展开，从农民自省、自爱、自己解剖的角度展开，严肃而震撼。影片从头至尾有一个同样染病的农民孩子作为叙事主人公，加强了一种农民精神世界的剖析与裸露的意味。可贵的是，这种类似“农民性”的展现，并不都是负面的。这里既有严肃的揭露和批判，更有热烈的歌颂和呐喊；生命无可挽回，精神世界却阳光普照。 影片对美丽心灵的表现集中在琴琴和得意身上。得意与火车赛跑嬉戏的场面不是寓言，就是一个农民内心强大的一种放大的表演。他不甘心被疾病灭亡，他要证明自己有力量，他要追求生活，他有向往，但他又是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民，他的村庄与铁路为邻，他以这种方式表达内心情绪，是夸张的，也很符合人物性格，生活中也不乏这样视冒险为儿戏的农民。难得郭富城，作为一个香港著名演员，长期生活于繁华世界，却将一个农民演得形神兼备，包括他的勇敢、胆怯、追求、忍让、抗争、无奈、爱美，而又不得要领，充满性格的丰富性。琴琴和得意相互以“爹”、“娘”互称，表达了在孤独的俩人世界中，除了俩人的爱以外，还要找回更多的、已经逝去的父母之爱。俩人沉浸于此的欢娱，给沉重的气氛带来一份轻松。琴琴照顾高烧中的得意，成为影片的高潮。镜头重复着琴琴一遍一遍地打上井水，一趟一趟地端盆于床前，一遍一遍地挤毛巾给得意冷敷。但得意还是不停地呼唤着“冰”，琴琴最终一次次跳进冷水桶中，用泡凉的身体给得意降温。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医疗价值、希望的救助，却是充满人情、爱情温暧的关怀。它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行为，但又充满了一种精神震撼。它是艺术化的关爱方式，又是一种朴素的拯救表达。然而结局不是得意去逝，却是琴琴死去，给人一种意外，也是一个震撼，凸显了一种“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境界。琴琴似乎是章子怡演过的电影角色中戏份最多的一个女主角，尽管我觉得章子怡对农村妇女的表演把握似乎不如巩俐，但她对商琴琴人物处境的表现，精神世界和情感的表现，还是颇为打动人心。 影片一些配角的表现使作品显得很饱满、有回味。濮存昕演的齐全，牙齿微豁，长发凌乱，黑皮夹克，似笑非笑的造型，活脱一个农村“血头”的样子。他给得意和琴琴送去结婚证书，又劈头盖脸地臭骂得意快死了还结什么婚。是他给全村的灾难牵线，无法挽回，又有一点良心发现的兄弟情意，悄悄在得意家门外放上一袋米。戏不多，但形象难忘。歌手蔡国庆饰演琴琴的前夫小海，把一个自私无情男人的面目可憎演绎得令人切齿。陶泽如演的农村小学教师和农民长者形象，在危难中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执着地捍卫公共利益，成为影片光明的一个方面。蒋雯丽演的粮房嫂，不服气染病又为大家服务而偷了一袋米，却还是先他人而去，让人长叹。王宝强演的染病农民，整天拿着个破喇叭，在村民中传递毫无科学的治病消息，给人一种“含泪的笑”的感觉。 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最爱》没有涉及疾病的社会原因、社会救助，只是表现染病农民的精神世界。导演站在同情农民、歌颂农民的立场，从他们最普通的、缺少文化的，甚至是粗糙的生活行为中，发掘出美丽、高尚，发掘出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最爱》对农民不幸的同情和对农民心灵富有感染力的呈现表明，有作为的中国导演与人民的精神联系更加密切，对生活的认识更加理性并保持着对艺术的激情，并没有以商业追求为第一目标，而这正是中国电影的希望。《最爱》的感动人还说明，崇高不只有一种方式表达。影片选取的角度很小，琴琴和得意这样的人物更属人微言轻，但他们却显示了崇高的表现可以有丰富的多样性，美的样式一定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文艺的表现本来就无需全而又全，不应负担过多的功能，文艺需要小中见大，往往要感动而后有为。如果《最爱》能引起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心、帮助，能激励科学家对攻克艾滋病的动力，能唤醒与人为恶者的良知，那将是《最爱》效益的最好实现。 原载：《文汇报》2011-08-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