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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特征，“日常生活”渐渐被作为一个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新世纪以来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还一度成为学术界持续良久的热点话题。显然，“日常生活”已成为透视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的重要命题。但迄今为止，却很少人在关注这个命题时引入“性别”这个文化变量。许多人总以为性别的问题仅仅关涉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从根部与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走向以及作为其根基的知识谱系的建构相纠结。因为“绝没有一种真理的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或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或含括某种操纵中的权力”①。而性别权力正是权力的源头与最基本的形式。因此，性别视角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介入中国现代性基本命题的另类路径。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来审视20世纪文学有关日常生活的话语（即对日常生活的表述）及其相关的知识背景，以期抵达文学现代性意义诉求的纵深处。 一、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二元对立中的权力机制 所谓日常生活，指以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交往言行为主要内容，与公共社会活动、精神生产相对的私人活动领域。赫勒将它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自我再生产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②。因此，日常生活的缺席将使社会结构空洞化、现代主体陷于“无家可归”的缺失焦虑中；但同时由于日常生活是以传统习俗、经验、血缘关系、自然情感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因素为其根基，这又使它成为阻滞社会自觉文化因素生长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的文化中（农业文明在本质上是个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③。因此，在现代性焦虑中伸展着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事实上始终纠缠着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回归的双重向度。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性起源以来，西方思想对知识精英的影响是由国家、民族层面最终迁延到个人生活的层面。对于“五四”启蒙主体而言，“成为认识和身份源泉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和天启神谕。甚至也不是理性。经验是自我意识——个人同其他人相形有别——的巨大源泉”④。正是对经验世界、世俗人性、感性生活的守护奠定了“五四”启蒙主体面对礼教的基本立场。但就总体而言，启蒙主体却并非一个经验主体，启蒙叙事用以对抗封建礼教的“自由恋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与感性肉身无涉的抽象观念。“五四”启蒙原本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启蒙，并没有深入到作为文化根基的日常生活层面。当这样的观念性启蒙遭遇到日常生活的阻击时，启蒙主体不是选择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放弃。丧失日常生活实践性支撑的启蒙必然遭遇挫折、失败，而这样的失败更加重了启蒙主体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在“五四”启蒙主体的视域中，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获得叙事的合法性。鲁迅的《伤逝》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伤逝》所昭示的私人性日常生活的琐碎、凡庸以及对现代主体生命的磨损已然构成此后文学中有关日常生活话语的强大前本文。 从“五四”启蒙叙事中，琐碎、凡庸的日常生活对先觉的现代个体精神的扼杀；到左翼文学“革命＋恋爱”叙事中，恋爱对革命的瓦解；再到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所启示的人生辗转于“城里”“城外”的无谓；乃至在50—70年代的文学中，对日常生活的遗忘、拒绝成了历史主体成长的必要前提和道德完善的重要标志；直到新时期，文学叙事还在大量制作埋头科研、不谙日常生活的“愚汉”式知识精英的形象（例如《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形象）。可以说，20世纪文学有关日常生活的话语实际上预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及其之间的等级关系。而将这种等级关系与性别阶序挂钩，似乎成了一个普泛性的话语策略。 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中，即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了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无论《伤逝》中终日沉埋于阿随和油鸡中的子君还是《围城》中工于日常心计从不关心“人类事务”的孙柔嘉，“穿新鞋走老路”的她们显然根本无法超拔出日常生活，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即便那些投身社会解放的一代革命女性似也很难摆脱在公共领域依然演绎着私人性日常生活领域的性别角色定规的命运。茅盾在《幻灭》中写到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机关中，在男革命同志的眼里，女革命同志不过是恋爱的对象，仅此而已。“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因此，孙舞阳、章秋柳们进行革命的最重要的场地只能是自己的身体。在左翼文学“恋爱＋革命”的叙事模式中，女性也总是沉湎于日常的琐碎而成为男性继续前进的负担，甚至因此消解男性的革命意志，例如丽嘉之于韦护（丁玲《韦护》）、金佩璋之于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至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那些与男英雄们一样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新女性”们，她们的存在也不过是以自己所携带的些许的日常生活气息给男英雄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通过自我克制来证明对日常生活拒斥的道德力量的机会，因为历史主体的道德完善是要以排除全部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例如，《创业史》（柳青）中的改霞之于梁生宝，《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中的银环之于杨晓冬，《红日》（吴强）中的华静之于梁波，《艳阳天》（浩然）中焦淑红之于萧长春，《千万不要忘记》（丛深）中的丁少真之于季友良…… 而这一时期文本中那些杰出的女英雄形象则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这一点。女英雄们的精神性与她们作为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是水火不相容的，“样板戏”中女英雄的塑造就是通过完全封闭后者来突出前者。那也就是说女性人生的日常性经验是不能导出精神性内涵的，女性必须彻底地去性化、祛除独特的生命经验才有资格问鼎精神生活、公共领域。也许基督教有关圣母玛利亚的叙事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针对女英雄的修辞策略。基督教“强调玛利亚无沾受胎的说法表明，将玛利亚的精神性与作为母亲而被程式化了的日常经验和生殖功能区分开来具有神学重要性”⑤。同样的，在50—70年代最著名的女英雄成长叙事作品《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最后的成长也必须以对女性日常性生存经验彻底封存为前提，脱胎换骨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她不断摈弃日常生活乃至性别身份的过程。 其实，“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像私奔一样，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⑥。作为对50—70年代文学的反拨，新时期伊始，文学就以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回归来确立自己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在80年代早期的现代性想象中，日常生活的物质现代化一直是相当重要的方面，甚至被当成是现代性诉求的全部内容。“漏斗户主”陈奂生刚刚吃饱肚子有了一点余钱，便“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高晓声《陈奂生进城》）。冯么爸有了隔夜的口粮，才能挺起做人的腰杆（何士光《乡场上》），黑娃卖兔毛得了几块钱，马上就萌发了照一张相这样自我确认的精神欲求（张一弓《黑娃照相》）。乡村姑娘香雪对美好未来的所有向往都清晰地聚焦于一只自动开合的塑料铅笔盒——象征知识与高层次现代精神文明的“宝盒”上（铁凝《哦，香雪》）。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个时代主题的呈现中，战胜愚昧的文明之光总是从非常物质性的细节开始，刘巧珍以坚定不移的刷牙、清理环境卫生来响应高加林文明的召唤（路遥《人生》），李幸福正是凭借收音机、擦脸的香油、小圆镜等物件召唤起蒙昧木屋中的盘青青对文明的向往（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门门、禾禾给小月、烟峰带来呢绒衫、碾米机，同时也给她们打开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世界（贾平凹《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正如当时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生产的发展、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他们的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愚昧、卑屈、委琐的精神状态正在被文明、自尊、自信所代替”⑦。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在80年代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性叙事中，物质性日常生活变迁被当作精神觉醒的必要前奏，对丰裕物质生活的向往被看成是精神复苏的重要标识，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物质性日常生活只有在能激起精神的苏生时才获得叙事合法性，才显得格外诗意盎然。这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潜在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对物质性日常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任，坚信日常生活对精神觉醒的意义；另一方面，处于现代性焦虑中的话语主体又对自然、自在状态的日常生活心存戒心。于是，日常生活又成了桎梏精神乃至导致落伍、庸俗、甚至堕落的罪魁，刘心武的《穿米黄色大衣的年轻人》、《醒来吧，弟弟》，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都表现了这样的意向。而在那些表现人文主体（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男性个体）⑧ 精神成长历程的叙事中，主体总是对自然、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保持足够的警觉：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刚刚填饱肚子就立即反省，“难道生活仅仅是吃羊肉吗？”同样的，一旦他借助黄香九的身体满足了自然的欲望，便要迅速超越这一欲望，投身于非日常性的公共领域，“在我又成为正常的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并最终离弃黄香九，“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倾听人民的声音”。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拒绝像索米娅和奶奶那样自然、自在的生存状态，远走高飞去追求“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他”（研究生）终于放弃“她”（女摄影记者）的爱情，独自踏上寻找北方大河的漫漫英雄路……在这些文本中，女性无疑象征一种停滞、凡庸的日常生活状态，虽然温馨却终究要窒息英雄飞翔的热情……不难看出，这样的叙事已然将女性悄悄放逐于日益觉醒的“个人主体”之外。 显然，20世纪文学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所隐含的等级关系及其与性别阶序之间的对应，在这些8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文本中再次出现。女性人生对日常性的守护在带来文学久违了的“人在家园”诗意感觉的同时，也在本文中构成一种对立：超越与滞守、现代与传统、精神与物质、文明与愚昧、灵与肉……正是这些二元对立成就了现代个人（男性）的主体性飞跃，也成就了新时期文学经典的意义空间。 二、现代性历史时间之“他者”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文学一方面对物质性日常生活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坚信日常生活对主体精神成长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对自然、自在状态的日常生活心存戒心，认为日常生活终会销蚀精神意志；那么，随着80年代后期激进的现代性实践的受挫，日常生活所承载的精神性的因素日益剥落殆尽。“新写实小说”将日常生活叙述为导致主体精神失落、认同危机的渊薮⑨。女性人生对日常性的守护也剥蚀了先前的“人在家园”的诗意，显露出其粗俗的面目。在《单位》、《一地鸡毛》、《已婚男人杨泊》、《离婚指南》、《艳歌》以及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懒得离婚》、《烦恼人生》（创作主体的女性身份并非一定能生成一种女性视域）等作品中，女性人生完全沦落为庸常、琐碎的日常性物质生活的异质同构体，“老婆孩子”成了每一个心仪人文理想的男性主体深陷其中、无以超越的一种纯粹客体化的存在。正是这样的日常生活话语，将主体与女性深刻地区别开来。女性人生在磨损男性生命的质地的同时也使自己堕入深渊。“新历史小说”将“新写实小说”的现实空间移至历史中来呈现深渊中的女性情境——偷情、恋物、争风斗宠、他虐与自虐、永恒的宿命与轮回……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沦陷中，救赎几乎是不可能的。苏童的《妇女生活》中，娴、芝、萧三代女人的宿命是任何外部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作为女儿一代的芝虽然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工厂现代化技术革新能手（一种20世纪典型的现代性标识），照片也上了《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但这一切无从改变她对母亲命运的轮回。而在苏童的另一著名“新历史小说”《妻妾成群》中，有着现代教育背景的女大学生颂莲，其人生的轨迹与陈家其他妻妾毫无二致。 “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对女性人生的书写已然有着深刻的互文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以传统习俗、经验、血缘关系、自然情感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因素为立根基础，因而具有重复性、自在性。“新写实小说”将女性人生看成是日常生活的异质同构体，本身就包含了指认其存在的自在性、重复性，即女性人生永恒的宿命与轮回，而这也正是“新历史小说”所着力表现的。这实际上取消了女性在现代性历史时间向度中存在的可能性。因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时间意识，以此来代替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在这种直线的、不可重复的时间中的存在，显然是自为的、主体性的存在。因为自为的、主体的存在总是不断超越自身，超越自己的过去、现在、已然状态去面向未来。而女人被排斥在进化论的历史时间之外，成了一种空间化的、自在的非主体性存在。本质性的女性存在就此成了现代性之绝对“他者”。因而，无论是《妇女生活》中芝所获得的“技术革新能手”身份还是《妻妾成群》中颂莲所受的现代大学教育，都无法改变这一绝对的“他者”本质。 二元对立作为现代性基本的逻辑形式，既是一切现代象征的基础，也是现代性话语的基本框架。任何一个要素要想成为主体就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客体，即造出一个处于弱项的他者才能证实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如果说80年代早期叙事中，女性人生以其自在日常性激发男性个体自为的精神超越，以此来完成一个关于现代人文主体的浪漫想象；那么，“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依然沿用这种二元对立话语框架，却呈现了对日常生活超越的不可能性，以此来宣告曾经激扬飞跃的人文主体的低迷和委顿。这种“不可能性”恰又与叙事对女性人生作为庸俗日常生活异质同构体的尖锐指认密切相关。而“新历史小说”中女性人生永恒的宿命与轮回，俨然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代主体现实处境的一种转喻——传达的是经历“当下”的现代性创伤经验的主体，对现代性历史时间的不信任。而这种时间观念在新时期之初的文本中曾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意味着一个更加平凡的日常性时代的来临，文学叙事对非日常性社会历史场景的撤离，对日常性私人领域的大面积回归，将男人与女人放置于同样琐碎、同样凡庸的生存状态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男性与女性“同一地平线”状态的到来？作为90年代文学最重要代表的晚生代写作⑩ 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当晚生代的写作将个人主体所曾拥有的关涉社会历史“宏大叙事”的一体化、统一性的价值立场，完全移至纯粹的私人性经验世界时，叙事主体的精神性色彩剥落殆尽，赤裸裸的感性欲望便成了叙事主体（同时也是体验主体，在晚生代叙事中这两者常常合而为一）确认自我身份的唯一和最后的途径。于是，欲望的满足与受挫直接导致自我认同的实现与焦虑。而欲望实现的途径便是金钱和女人。女性客体化、欲望化的程度也就成了直接标示男性欲望主体身份的筹码，这样一来，对女性客体化、欲望化的书写便呈现出自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面目。而在主体概念尚具人文内涵的80年代前期，虽然也肯定人的日常性欲望，但日常性欲望的满足是无法直接导致主体的诞生的（日常性欲望主体是非法的），只有对日常性欲望的超越才能成为主体——人文主体。换言之，如果说在80年代前期的语境中，现代主体的核心是具有诗意人文精神内涵的“个人”，那么在90年代，现代主体的核心则已成为日常化、欲望化的“私人”。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话语对日常化、私人化的书写则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样态。众所周知，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以呈现主流中心话语所忽视的女性边缘性生存经验，来追问、解构男权文化主流、中心化价值的意义，其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呈现虽然也滞守于私人空间中，但这种“私人生活”恰恰是对受男权文化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所宰制的日常活动图式的反抗与决绝，俨然成了性别主体成长的飞地，直接从女性的日常生命经验中升华出一种精神飞翔的姿态。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一种极致意义上的反抗是以放弃公共空间为前提的，在拒绝父权传统家庭角色的同时也拒绝了社会角色。“如果说自我在本质上说是个关系性的东西，那么，缺乏构建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必然会阻碍自我力量的发展。”“直到最近，仍然缺乏任何公开的、公共的、富有冒险性的关系领域供妇女们去发展和展现足够的自我力量。”(11) 幽闭的精神空间终究会要窒息性别自我。有关“私人生活”的书写日益使女性主义话语陷入与自己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文化目标南辕北辙的境地。更有甚者，女性写作中的日常生活话语还大面积下滑、歧变为“小女人话语”：津津乐道于梳妆打扮、养尊处优、恋爱性事，对女性琐碎的生存经验的书写不仅丧失了边缘性所应具有的批判与解构的立场，还衍化为对主流日常生活话语中所隐含的性别政治的自觉领受。 三、现代性反思伦理的诡计 其实，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中所隐含的等级关系及其与性别阶序之间的对应、同构，其思想根本在于现代文化二分规则。西方现代文化一直支持女性激情、男性理性这样的父权制文化二分规则，“尽管父权制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权力分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提供理性与欲望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空间分布系统地阐明了这种划分，这种划分被家庭和经济之间的分离制度化”(12)。也就是说，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使父权制的文化二分原则制度化。男性被认为是理性的，女性则是情感的，而理性化是现代文明史的主题，整个现代文化被技术理性所统治着。这样一来，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也就被技术的生产组织合法化。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与其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实际上密切相关。 这种文化的二分规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日常生活话语中得到或隐或显的贯彻，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整个文化象征系统对女性的想象愈来愈拒斥公共领域而滞守日常性私人空间。与此同时，女性自在、自然的生命形式、处于现代性历史时间之外“他者”化的存在状态，还获得了看似正面性的价值认定，被设置为一种现代文化的反思视角，为日益膨胀的现代主体理性提供一个反思性价值参照。也许，90年代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张宇的《疼痛与抚摸》这两部名噪一时的小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一文化倾向。《丰乳肥臀》为我们展现这样的叙事情境：在20世纪漫长的风云际会中，男人们在非日常性场景中忙着征战、杀戮，缔造历史；而母亲和她的八个女儿则在一种完全封闭的、自在的日常情境中沉湎于性爱、生育，延续种群。与《丰乳肥臀》相似，《疼痛与抚摸》实际上也将男人与女人分别置于社会学与生物学两个系统中来表现，男人们在社会历史场景中荣辱沉浮，而“女人理想的彼岸永远是一只床的意象”，“女人的能耐就是如何使用这张床”。如果说，《丰乳肥臀》主要表现一种原始的母性的话，那么，《疼痛与抚摸》则主要表现女人的性爱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妻性。女性以自然、肉体的形象呈现，甚至只是一种自然性征的人格化。这样的肉体可以成为男性欲念的对象，盛载苦难的能力无限的容器，但就是无法成为现代“肉身主体”（现代哲学的转型使先验的思辨主体为肉身主体所替代，即灵魂的肉身化），而只能为现代性进程中日益焦虑的主体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抚慰。这种抚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反思与救赎，以原始母性生育本能、性爱的本能来拯救日益沦陷的男性文明：男人因为身上附着许多社会的东西，很污浊，很多时候失掉了自己，而女人因为是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远离社会，反而活得很本真。 这一文化倾向在90年代日常生活话语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它实际上也是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写作的重要价值诉求之一。这一文化倾向的思想资源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思想资料无疑来自西方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批判、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流脉(13)。马尔库塞、舍勒、西美尔都特别强调女性作为更感性、更接近自然、大地的一种存在，对现代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拯救功能。舍勒说得更加明确，“在历史变易性之界限内，女性类型的任何变化从来没有改变下述事实：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守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14)。这样一种对女性看似肯定的价值定位，实际上更强化父权制文化二分规则以及建基其上的刻板的性别象征结构，即男性——非日常性公共领域，女性——日常性私人领域，男性——精神、意志，女性——肉体、情感。但正如这一思想流脉的代表人物西美尔所言：“我们的文化是从男人的精神和劳动中产生，确实也只适合于评价男人式的成功。”(15) 当现代文化尚未将肉体与情感纳入自己的演进逻辑时，人类生活依然受组织化、理性化原则操纵，那么，被指认为纯粹的肉体和情感性的女性存在无疑只能永远被排斥在现代性这辆“文明和文化大车”之外，那她又何以能够“制动”这辆风驰电掣的大车？不过是上演一出出螳臂当车的悲剧或喜剧罢了。这正是这一脉现代性反思伦理的荒谬之处。 不难看出，这样一套现代性反思伦理明确导向对女性存在的本质主义指认，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例如生育角色、性角色）表述为所谓女性存在的全部生命本相、人性本质，以此来寻求自身逻辑的合法性——再也没有比为一种意识形态提供生物学的支撑更能证明其合法性的了。但正如布莱恩·特纳所言：“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本质的生理结果，而是因为文化把女人的繁衍性阐释为与自然的牢不可破的联结性。当然，‘文化’与‘自然’的差别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分类图式把妇女归入低级的‘自然’范畴，把男人归入高级的社会范畴。”(16) 女性主义学者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en Born）一书中，提出母性作为制度、意识形态和作为经验的区分，质疑那种将性别角色看成是生物本能的说法(17)。母亲也好、妻子也好、情人也好，任何一种性别角色身份都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要求、一种性别经验。将局部的女性人生角色经验（哪怕这种经验为绝大多数女性人生所拥有）指认为唯一普世性的“生命本相”、“人性”，进而演化为一种制度、知识形态，不仅控制文化象征系统中的性别表述，还最终支配日常性别意识，这正是知识生产中的霸权机制的完整运作过程。一如福柯所言：“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18) 四、结语 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实际上指涉了百年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一个一直被忽略然而却又对我们的文化结构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在前现代语境中，女性的性别内涵是通过女性在亲属制度、日常生活中明确的角色定位来确定，那么，当现代性的推进对传统的性别角色造成强大的冲击，使越来越多的女性介入公共空间、非日常生活领域之时，在文化层面，应该怎样从家庭之外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表述女性这一不同于男性的性别内涵？女性这一性别之于公共文化空间到底具有怎样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意义？显然，这个问题在百年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实践中一直悬而未决，文化象征系统对女性角色定位总是徘徊于两个极端，要么是对公共空间中男性性别角色的简单仿制——“男女都一样”；要么就是将父权家庭中的女性的性别角色功能延伸至公共领域——只限于让女性承担一些社会性母职功能等等。当日常生活无法获得叙事合法性之时，文化象征就偏向第一个极端来模塑理想的女性形象，例如20世纪50—70年代的女英雄形象；当日常生活获得叙事合法性之时，文化象征又偏向于第二个极端来模塑理想的女性形象，例如，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形象。 当然，我并不否认私人空间、日常生活的回归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但私域日常生活事实上也以其重复性、自在性为具有稳固性、惰性的传统文化提供根基。现代性首先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转型，即批判、重建。而众所周知，这样的批判、重建在百年文化空间中事实上一直没有充分展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对日常生活秩序的接纳在相当程度上省略了这个重要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形下，将属于私域的日常生活领域作为文学想象女性的主要场域，无疑为男权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立根基础。同时，性别政治也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话语主体经由对日常生活的正视和体验、批判和重建来抵达文学现代性的精神实质。 注释： ① 吉勒·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第163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 ② A.赫勒：《日常生活》，第3、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 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第23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④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⑤ 布赖恩·特纳：《身体与社会》，第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⑥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第13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⑦ 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6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⑧ 新时期文学中以普遍化、中性化面目出现的“个人主体”实际上是男性主体，“大写的人”实际上是有性别的男人，对男子汉气概的模塑与个人主体的建构是合二为一的。同时，“大写的人”还具有明确的社会身份——知识分子。个人主体建构在相当程度上是知识男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参见王宇：《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载《文艺研究》，2006(5)。 ⑨ 当然，与此同时，“新写实小说”也显示了日常生活不可缩减、不容忽视的自在的力量。实实在在的日常流程构成了“新写实”作家对现实、对存在的体认，但这种体认多少有些无奈甚至愤激。 ⑩ 笔者不同意许多90年代文学论者将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也归入晚生代写作的流行观点，因为她们的写作与被作为晚生代写作的典型代表的朱文、韩东们的写作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立场。 (11) 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见《后现代精神》，第1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2) 布赖恩·特纳：《身体与社会》，第97页。 (13)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本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本土性别语境中的广泛接受也是造成这一文化倾向的重要原因。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在此恕不详述，参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第120—12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4) 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89页。 (15)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4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6)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第190—191页。 (17) 参见罗思玛莉·佟恩：《女性主义思潮》，第148—149页，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1996。 (18) 转引自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第1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原载：《学术月刊》200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