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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是‘长影三杰’跟‘四王’都到了。”提前半个小时，不大的会议室里就坐满了人，都是熟人甚至是好友，彼此之间聊起来都坦率而活泼，对于重大问题又不乏严肃与认真。10月30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研讨会召开，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艾克拜尔·米吉提主持，王朝柱、王兴东、王必胜、王一川“四王”以及李准、梁鸿鹰、赵葆华、韩志君、刘一兵、顾小白等知名编剧、剧评人、学者齐聚，从理论与创作实践角度出发，畅谈电影剧本及编剧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倡导创作“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增强道德荣誉感”的作品。 基本没有发表剧本的地方 一方面是各种文学作品风生水起，急匆匆向剧本改编方向冲去，仿佛一朝被改编，鸡犬可升天，情节越来越少，对白越来越多，编剧市场一时貌似繁华。而另一方面，令人意外的是，真正的剧作却几乎没有容身亮相之处。研讨会现场，中国电影编剧协会会长王兴东提出了“已经基本没有发表剧本的地方”的问题。这也彰显出《中国作家》作为文学类杂志开辟影视版的重要性，作家也将容纳进剧作家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王兴东强调，发表剧本具有五大作用，一是保护剧作的发表权和版权；二是保护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三是为进一步研究剧本经验和剧本评奖提供了蓝本；四是为教学和发现人才提供创意范本；五为复拍提供备份。“现在评剧本奖都只看片子不看剧本，以前都是要一句句至少读一遍的，必须要看剧本。”王兴东说道。 编剧的脊梁骨不能太软 电影的综合性导致了它的复杂性。编剧与导演的博弈由来已久，现在已经慢慢演变为剧本一旦写完就与剧作家脱离了关系，完全成为导演手里任意修改的道具。导演若有锦上添花的能力自然是好，不过恰恰有不少导演在擅自改编过程中太过随心所欲，忽略了基本史实，使剧本的价值大打折扣。对于这一问题，《辛亥革命》及《第一大总统》的剧作者王朝柱谈起来分外义愤填膺，他指出：搞电影的脊梁骨多数太软！他的《第一大总统》曾请一位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英国人来做导演，结果，该导演为了票房要请宋慧乔来主演，这使王朝柱格外愤怒：“全中国7亿妇女，就找不出一个演员来？”他与导演谈了40多分钟，最后说：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带上剧本就走了。王朝柱感叹道：“电影剧本不要崇洋媚外，上世纪30年代最穷的时候、民族灾难最多的时候，我们不也拍出了《渔光曲》吗？”很多剧作家的作品拍出电影后与原作风马牛不相及，对于剧作家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王兴东批判起现状来也并不含糊，指出导演是二度创作，剧本才是一剧之源，现在从影片字幕到海报署名，一律以淹没编剧、本末倒置习以为常，以侵权和篡改剧本为荣耀，还写上大大的“导演作品”几个字，其实都是违法的，因此应该加强对编剧权益的保护力度。 导演需要自由的创造空间，剧作家希望保持作品的完整性与原创性，如何在这二者间协调，确实是值得长久探索的问题，然而不论如何，保持一定的底线，尊重史实，是导演和剧作家需共同遵循的原则。王兴东提议，数字时代，编剧可以走自编自导的道路。如果编剧与导演之间无法达成一定的妥协和调和，又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这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有质量才有力量 剧本发表不出来，导演随便拍，同时也因为编剧市场的混乱，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电影质量的下降。我国电影数量已经位于世界第二，质量与票房却令人堪忧。国家电影审查委委员赵葆华也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电影到处为博人一乐，我们观众需要快乐，没有快乐的民族，那不是健康的民族，但是如果只快乐、只娱乐至死，那个民族是可怕的民族，那离亡国亡种就不远了。”在他看来，当下一些劣质影片只注重豪华包装，明星出演、大场面、大制作，却没有对生活的真诚与发现，是一种“豪华地沟油”，是有害的，应该对它们亮起红牌。他认为，“作为一个电影编剧，作为一个文学者和思想者，我们应该让作品回到文学的本源，凭人物形象说话，依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传递我们的时代精神。” “电影某种程度上首先是文学，是人性精神的一种解剖和表现。”《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王必胜如是说。剧作家韩志君也强调，对于电影而言，一切技术手段都只是外壳，人性述说和人文述说才是电影的真正灵魂，“观众最关心的是人类自身，是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和多种多样的诉求。离开对人的鲜活描述和对人类情感的深刻表达，任何高科技的手段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将电影分为子弹一样的电影、杂耍式的电影和醇酒一样的电影，其中最后一种电影是最能让观众从中获得较高审美享受和人文情怀的，包括他所倡导的作家电影。如同梁鸿鹰所强调的，要写出能给人精气神的作品，就需要剧作家发展原创，深入生活，打开生活面。 劣质电影、流行文化及商业化运作也影响了剧作家的创作观念。北京电影学院刘一兵结合教学谈到青年编剧存在的问题，即脱离生活。当他让学生谈构思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好几个是穿越的，好几个双胞胎姊妹分离的，不幸失忆的。“我们要让学生们知道什么是电影，这个有一定的困难。怎么让学生亲近于我们的民族、老百姓，亲近于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难题。因为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有很多都是胡打乱造的，吊着维亚满天飞，搞笑的，但是真正的百姓生活没有。”青年学生是未来编剧的主力，所以刘一兵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去接近生活，比如做社会调查，比如做真实人物传记，因此，“我们编剧还应该探索市场、观众口味，以及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把我们的普通生活，尤其普通百姓的生活编得好看，让观众接受，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1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