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剥削乃是基于资本的垄断，而‘文化’的统治乃是基于对彼此不断衍生的语码的垄断”。
    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价值”概念，表面上十分类似于菲斯克所提到的文化经济中的文化价值。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菲斯克看来，文化经济中，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而非货币。“意义和快感”是文本的文化价值，而不是金融经济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菲斯克在此强调的是，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他要求时刻意识到文化产品“与市场中其他商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菲斯克过于强调这一点，对他来说，文化价值转化为商品价值，文化经济资本转化为金融经济资本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在其考虑之外了。而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价值所强调的正是符号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可相互交换性——符号是一种商品。
    不过，需要在此指出，当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解构这一可交换性，试图为其象征交换的回归铺平道路时，他实际上又回到了和菲斯克相似但又更为后现代的立场上。鲍德里亚将符号的“所指”称为“能指的形而上学”。正如我们上文看到的，鲍德里亚运用索绪尔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语言学“能指/所指”理论，实现了符号与商品的连接。他对所指作为能指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以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为依据的。但这理论依据是后期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者认为：符号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并不是所指构成了能指的最终指向，作为基础结构而存在。而是符号的指涉物从根本上是无法存在的。能指不断地指涉另一个能指，形成“能指链”上的“延宕”。所指作为被指涉的始终在“漂浮”。所指都变成了能指，所以只有漂浮的能指。而对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包括前期的罗兰·巴特)来说，尽管所指和能指之间是任意性关系，能指总要意指某一所指来形成符号并指涉某一事物。而且，总是存在着所指系统，能指系统以及语言之类的“结构”潜藏在语言符号的内部或者文化的深层，制约并生产着所指与能指的意义以及言语活动。根据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鲍德里亚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对于“所指”的理解仍然是自然化的，没有认识到“所指”本身也是能指，所谓所指系统也就是能指系统。所以，他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所指称为“能指的形而上学”。瓦解了符号交换价值中的“所指”，鲍德里亚就颠覆了这一形而上学，完成了他走向象征交换这一纯粹符号交换的第一步。
    最后，鲍德里亚要通过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召回象征交换，那EcEV/uV＝sr/sd/sbE这个公式就表明，象征交换的“召回”必须对整个价值领域进行颠覆，而这个价值领域中的所有“价值”的根本就在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解放的可能性存在于使用价值的解放，即共产主义的到来。但是在符号价值统治的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思路本身仍然在价值领域中打转。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型社会理想中，象征交换是与价值无涉的符号交换。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现与整个价值领域的断裂。因此，他的思路不是使用价值的解放，而是使用价值的消解。正如凯尔纳所说：“博德里拉(即鲍德里亚，引者)实际上设想着——或是梦想着——历史的另一次彻底断裂，其彻底程度不亚于符号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那场断裂。这场断裂将构成向符号社会的回归，博德里拉把这种回归当作他的革命出路。这样一来，他势‘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他的符号交换理想来反对支配着资本主义(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逻辑、统一逻辑以及工具理性逻辑。”
    如果说，SgEV/SbE＝EcEV/UV这一公式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表明了：如同抽象的交换价值对于多样具体的使用价值的简约化、理性化过程一样，符号交换价值对于多样的象征交换也是一个抽象化、简约化和理性化过程。那么，EcEV/UV＝＝sr/Sd这一公式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表明了：如同所指是能指的形而上学，使用价值也是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永远是具体的、特殊的，交换价值则是抽象概括的。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交换价值。但是反过来，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使用价值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
    可以存在没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不包含在等价的交换逻辑之内。马克思将这称为使用价值的“不可比拟性”。戴阿宝指出：“马克思是从劳动的性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和价值的性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关系的。”马克思指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这个“质”是由具体的有用劳动生产出来，而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量”只是抽象的、没有“质”的差别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交换价值。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就像商品的抽象等价物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仍然包含着等价交换性。”“将所有的商品视为有用的价值，它们之间就可以比较了。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有理函数的公分母，具有相同的抽象规定性。”而“只有集中于单一的个人象征交换行为(礼物、赠与)的物品与商品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比的。”因此，“正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使用价值是隐藏在商品的‘先天’价值之下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意义上讲，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
    三
    这里的关键点，我们认为在于“将所有的商品视为有用的价值”。鲍德里亚这里说的是使用价值的“有用性”，或者“效用”。所有的使用价值无论多么特殊，都具有“有用性”，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相同公分母”。正因为都具有“有用性”，所以使用价值就不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是能够被抽象化，就像交换价值一样。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为不可比拟的，鲍德里亚说这是唯心主义。因为，使用价值似乎“既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也逃脱了“阶级的历史规定性”，它是最为客观的和自然的。但实际上，使用价值不是客观自然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物恋的社会关系。对于使用价值的追求，就是对于物品的“有用性”/效用的追求。而只有象征交换中没有这种“物恋”。而正因为使用价值实际上也是抽象的，所以它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基础。在批判的立场上，鲍德里亚称它为。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
    这之所以关键，因为正是这里鲍德里亚误解或者误读了马克思。他把马克思使用价值的“有用”抽象成了“有用性”。“有用”和“有用性”是不能等同的。比如说，笔能写东西，这是笔的“有用”。大米能吃，这是大米的“有用”。它们都有“有用性”。但是，这种抽象的有用性不能取代具体的“有用”。笔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吃”的。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不可比拟性”是“有用”的不可比拟性，而鲍德里亚说的使用价值“可比拟性”是“有用性”的可比拟性。需要指出，这里出现的关键差别就是纯粹符号逻辑与商品逻辑深层差别的体现。在符号学原理中，“笔”和“大米”作为“能指”确实可以互换。我们可以用“笔”这个能指去意指“可以吃的一种白色谷物颗粒”这个所指。在这个纯然的语言符号游戏中，“笔”确实是可以“吃”的。但是这种纯粹语言学逻辑层面的成立，是不能落实在具体物质层面的。毕竟，谁饿了也不会拿一枝真正的笔去吃。而这正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做的事情。对于马克思的“劳动力”，鲍德里亚也做了同样的事。他认为“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正’功能，它的‘使用价值’完全是该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加倍繁殖。它的暴力根本只完全停留在符号层面，而不是能量层面”。当鲍德里亚这样做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符号逻辑对商品逻辑的“覆盖”。
    瓦解了使用价值，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终于取得了合理性，即纯粹理论意义上的合法性。这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由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关系建立的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形态批判也就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彻底被瓦解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产生就是由抽象的交换价值对具体的多样使用价值的取代造成。这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关系所取代的基础。在马克思这里，与“假”相对的“真”，它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保证就是使用价值。通过革命解放使用价值，就是求得了“真”，这是人类的希望——共产主义。而当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指认为和交换价值一样具有“抽象规定性”，他瓦解了使用价值，这个“真”的基础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也就消失了。在他的纯粹符号逻辑视野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所指/能指。沿着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揭示出来的所指实际为漂浮的能指这一逻辑，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其实已经如同所指一样都变成了漂浮的能指。使用价值根本上就不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只是交换价值建构的形而上学。这样基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基础上的真/假区分也就消失了。意识形态从此“终结”。在后现代的超真实世界中，没有意识形态，一切都是拟像——后现代社会中的符号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