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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话题，进行一场讨论，切合当前的需要，这个题目很好，很多人会对此有话要说；但同时，最好还有个相对应的题目，那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典”，鼓励有些人的不同的意见发表。两个题目相配，议论起来可以避免片面偏颇，避免凌虚蹈空。之所以邀唤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来讨论为什么读经典，这个邀唤之所以得到不少人热情响应，显然是因为若干年来，相当数量的人不怎么读经典了，读的人和所读的经典的数量在明显减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少读或者不读经典，而且这种趋势似乎还在蔓延扩张呢？这就需要深入调查、仔细研究了。 我是赞成提倡读经典的，而且主张对于经典要细读、精读、反复读，从容讽诵，悠游浸润，沉潜默会，意往神驰。但是，我不赞成停留在笼统地提出一个“读经典”的口号。就问题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 我看到，很有声望的学者在很有影响的大报刊上慨叹，说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很多人没有读过“十三经”。“十三”经当然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经典，可是，现今的青年学者是不是一定都要读完全部“十三经”？对于少数专业的研究者来讲，有必要；对于多数青年学者，包括文史哲学科的多数青年学者，就不一定非读完不可。比如，对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学者，对于研究国外文学、史学、哲学的青年学者，是不是每个人一定都要读《孝经》《尔雅》《公羊》《谷梁》，那是很可以商榷的。对于人们公认的经典，只需要、只能够有选择地读一部分。 我还看到，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媒体上，有人宣讲《三字经》，说它是儿童启蒙经典，不少幼儿园、小学让孩子们背诵《三字经》。《三字经》应该作为今天中国少年儿童阅读的经典吗？《三字经》的贯穿思想，是“三纲者，君臣义”，“君则敬，臣则忠”，教训小孩子“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它也讲述了很多知识性内容，但是，21世纪的中国的孩子，还要到几百年前的塞满陈旧内容的蒙学读物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历史知识、天文知识吗？鲁迅曾经提出，多读外国书，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这当然是矫枉过正的激愤之言。但他说，凡阻碍民族国家发展的，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都坚决踏倒。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共同呼声。他们的这些话，看来今天还有现实启迪意义。有些曾经的经典，经过时间的无情侵蚀之后，正当的位置是文献室、博物馆，不宜以原来的形态向国民、尤其是不宜向儿童灌输。 经典是有两重性的。第一，它是人类此前某方面文化成果的结晶，包蕴了可贵的经验和智慧。第二，一旦成为经典，它也就固化了，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卡尔维诺给经典下了十多条“定义”，都是正面的，他好像不愿谈经典的局限性。只有第七条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我们是否可以补充说，经典是这样一些书，由于其权威性、号召力，被后世君主高度重视，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被强化其负面性而抑制其自然健康的本性，因而常常是以扭曲的面目出现在后世读者面前。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控制者、支配者，会把自身的利益，强加在对经典的阐释之中。例如，早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等，汉代的经师、宋代的理学家，先把它们神圣化，然后把它们的内容褊狭化。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逐渐被当做抵制改革、反对进步的重要武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也就是要打倒儒家经典。虽说是片面、偏激之举，却有其历史必然性。时至今日，重新号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读儒家之经典，不是明智理性的举措。对于经典，还是取分析态度为好。 我的理解，经典之所以要读，之所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族徽，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各个民族，整个人类，从蒙昧时期走到今天，我们现在得以享受高度文明的成果，这中间有无数的个人和群体贡献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回首望去，经典，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长河上的路标。离开这些路标，我们就难以把握民族文化史、人类文明史，也难以对今天的文明成果有深切的体认，进一步的开拓创新就缺少由之出发的奠基石。 1938年10月在陕北，毛泽东问贺龙、徐海东，看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这三部小说没有，并且说，“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就不算中国人！”只看过其中一两部，只好算“半个中国人”。(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这话并非正式论著中的论断，而是有人们熟悉的毛氏语言的幽默。贺龙当时回应说，他没有看过这几部小说，但他“不是外国人”。岂止“不是外国人”，没有看那几部古代文学经典，不妨碍贺龙做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一个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不过，不接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格的理解、把握必然受到不小的限制。建国之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印发古代诗文，给不同的高级干部指定史书的具体篇目，要求许世友把《红楼梦》读五遍，这就不能用幽默风趣来解释，这就证明他认为，读经典，是高级干部不可或缺的功课。可惜，毛泽东指定的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其实，他自己在青年时代，就认真研读过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许多当之无愧列入世界文化经典的书籍。 不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不读世界各国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很多成员不读本土的经典，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 若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我以为，重点不应问责于青少年和其他普通百姓，重点要考问许多方面的社会评价制度，考问某些媒体对于读书、读经典的宣传推介。各类各级考试，考的是些什么内容？人员晋升提拔，对于读书有着怎样的要求？下大力气去有系统地阅读经典，一般不会有助于提高考试成绩，甚至往往是相反。至于媒体的引导，拿文学经典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主持下出版许多种，校勘注释者、翻译者大多是国内一流学者；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与欣赏”节目，撰稿人大多也是著名学者和作家，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而这样高质量的经典新版本，不如当年那么多见了。近几年非常红火的“百家讲坛”之类，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们都听到过一个故事，说亚历山大国王多禄米曾经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对于繁复的演绎很不耐烦，于是问道：“有没有简捷一些的途径？”欧几里德回答，“陛下！原野上有两种道路：供平民百姓走的崎岖小路和仅仅供王者走的坦途。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走同一条崎岖小路！几何学里，是没有王者大道的！”现在好了，不但是王者，平民百姓也不必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口不绝吟，手不停披，而是斜倚沙发，啜饮咖啡，听那饱含包袱笑料的讲说，就可以了解经典。既然如此，一经“戏说”，经典本身也就少人问津了。 或者有人会说，现在文化产业化，机制不同了。内行大专家讲，收视率降到很低，换了人，收视率直线上升。也许如此吧。可是，英国广播公司(BBC)1975-1977年制作播放过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讲的是当代哲学，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是马尔库塞，讲乔姆斯基的是乔姆斯基本人，讲奎因的是奎因本人，其他的也是如此等级的学界泰斗。这并不是大学或研究院的高端论坛，而是“以观众不具备哲学知识为前提，又能在他们中引起兴趣和获得理解的节目”。这个节目没有使收视率降低，而是被认为“标志着广播电视的新发展”，因为主持人明确地对抗“将所有素材弄成消遣性内容的倾向”。(麦基是该节目主持人，他将节目内容编成《思想者》一书，参见他为该书所写序言，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解读阐释经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严肃对待，认真探讨，也不排除可能的活泼和生动；一种是麦基所不取的“转移、排遣、挑逗”，不在乎经典本身。后一种会使人远离经典，而不是亲近经典。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