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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贵州大学中文系走在全校的前列，要求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在高年级开设选修课。我当即报了“电影”。 我自认为有文学做功底，学电影不会很难。当我看了几本参考书如苏联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在1938》、夏衍的《电影论文集》、袁文殊的《电影随想录》等之后，我才知道，一旦把电影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时就不像我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了。听说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朱玛开设了“电影文学”选修课，我也看过他编写的教材，于是动了外出进修的念头。 我一边在川大进修一边联系更为专业的北京电影学院。我在川大进修尚未结束，电影学院就来了通知函，说已原则通过，但须提供一篇电影评论文章，我当即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式的“电影评论”提交该院审核。就这样在川大进修刚一结束，我又于1983年秋季马不停蹄地向我向往已久的京城进军。 在北京电影学院，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比较专业的学问。整整两个学期，除上午上课外，下午和晚上都在北京电影资料馆看片。不仅大开眼界，系统地观看了在当时条件下很难看到的大量的中外名片特别是外国的纷纭复杂的不同流派的代表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感性知识；而且能够听到许多著名学者和教授的精彩讲课。如全国著名影评权威钟惦■先生、黄式宪教授、著名电影学专家郑雪来、电影评论家陈荒煤、著名电影导演谢飞、著名导演郑洞天教授、剧作美学专家王迪教授、戏剧学院戏剧理论家谭■生教授、著名电影翻译家理论家周传基教授等都为我们专门开课，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学习固然紧张，但受益匪浅。当然也还得力于该校丰富的专业藏书与最新资料，我一边进修一边备课，1984年学成归来即于次年下半年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较为成功地开设了“影视理论与影视艺术鉴赏”课程，在极为艰难的教学条件下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总算没有辜负学校信任，也没有让学生失望。1989年，我因率先填补了省内高校无影视类课程设置的空白、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教学效果优良获首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当然，这也跟学生积极热情地有效配合分不开。 我深深感到，在大专院校从事教学工作没有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你站在讲坛上不是表演，不是念作品，更不是放电影，而是在传授知识，讲道理，讲你的心得体会和研究所得。所以教师是绝对要作出牺牲的，你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作品，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时间，即便有点时间搞点创作那也只能是一种体验，不可能全身心地扑在上面；你只能全身心地扑在教学和研究上。教师真的有点像蜡烛像渡船像云梯。但我很坦然，因为既然认定了教师这个职业，这一层是早就应该想到的。在学校教书就注定必须淡泊名利，否则就不要在学校工作。正因为想透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做到一门心思地扑在教学上，45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痴心教学，恪守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年终评审均为优良。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之余，我还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影视艺术与传统语言文学及其写作的交叉点与结合部上另辟蹊径，潜心钻研，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较为新颖的课题。先后在省内外有关报刊杂志如《电影创作》、《当代电影》等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评论200余篇。其中，有10余篇已被有关学术类文摘期刊全文转载或存目，如《关于喜剧电影的幽默情境与艺术真实》、《纪实美学在影视剧中的生成和发展》、《电影流变轨迹与未来命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的初始原创及其相互融会的发展趋向》、《动像视听传媒及其艺术形式的运动性和逼真性美学特征》等。 论文《“叙述”与“说明”刍议》、《试论电影与小说的人物心理刻画》、《影视观念对传统文学与戏剧创作的反叛和影响》、《试论影视剧作的“中介性”与“内视性”》、《后结构主义与影视评论写作新变》等，先后获省级学会一、二等奖。《影视文化与传统语文》、《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的初始原创及其相互融会的发展趋向》先后获贵州省政府第2届和第6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以主编、副主编、编委、特约编辑等资格与人合编、合写、合作编辑出版专著、教材、读物数十部，多获省社科奖。近期出版的专著《影视美学原创与影视评论写作》2004 年获中国高校影视教育委员会影视研究学术二等奖。 我一生的治学目标、治学方向与治学座右铭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梯攀桃李织锦绣，舟棹栋梁济环宇”。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