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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深秋的重庆，举办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重庆市三峡川剧团演出的《鸣凤》令人难忘。该剧在舞台上呈现出青春诗意，被媒体评价为“现代青春版”。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年轻、美丽、纯洁、善良的鸣凤在“被毁灭”前，美丽的惊人、善良的感人、纯洁的动人、年轻的疼人。《鸣凤》里所表现的高墙深院内年轻丫鬟们的命运——美丽、年轻、纯洁、善良、活力被丑陋、苍老、污秽、恶浊、衰朽所压迫、所淫虐、所毁灭。整场演出就是对这悲剧喊出的控诉，唱出的挽歌。 悲剧的力量来自典型性，该剧的这一典型性集中体现在鸣凤身上。在丫鬟当中，她是不肯俯就命运的一个，但因被侮辱与受损害的地位，而生的内心仇恨与隐忍的恭顺，却与丫鬟群体是一致的。鸣凤的悲剧力量来自她代表丫鬟群体命运的普遍性意义，更来自她以死抗争命运的行动。 川剧《鸣凤》用了“虫”的形象来比喻丫鬟们，演出的引子《虫虫飞》定下基调，后边鸣凤投告无门时虫儿复现、暗夜流萤成为整个舞台的核心意象，是导演查明哲为整个舞台形象的创造找到的“形象种子”。婉儿与鸣凤，原是巴金同名小说《家》和曹禺改编话剧《家》中的原有形象，但在川剧《鸣凤》中，却成了“一群与一个”的形象结构。高墙深院，暗夜流萤的挣扎微弱复微弱，鸣凤投湖之前婉儿的冤死及此前丫鬟们的悲情，都让从小在高府长大的鸣凤历历在目，事事在心。 川剧《鸣凤》设计了高墙、巨门、人影等舞台意向，这是丫鬟们生存空间的场面表现，与“高墙深院的暗夜流萤”的意象配合起来呈现得十分贴切精彩。舞台既空灵写意，如高墙巨门；又实用多适，如六棱平台可以是园林花台、亦是荷池芳岛，成为浪漫扁舟、化做觉慧书房。随意组合，变化多端。 如果说细碎的功能满足了该剧舞台叙事与场面抒情需求的话，那么物象造型的硬片软景就表现出了高府高墙巨门的威压感，那形象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它提供了高府丫鬟们噤若寒蝉、战战兢兢形体表演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门之巨，表现在打更人李驼背在吃力、滞重、缓慢地推拉当中，缓缓推开、慢慢闭合，渗透的是悲剧冤情被重门深掩的意味；而墙之高，一道纱幕垂下便形成了深宅大院的森严气势。伴随着喉咙里呼噜带喘的咳嗽声，行将就木的高老太爷佝偻的身影，被反打逆投的背光投射在幕墙上，高老太爷的巨大影子就与高墙的形象合二为一，互为转注了。 一直以来，人们对话剧导演涉足戏曲颇有微词，导演查明哲正是“涉足戏曲剧目很多的话剧导演”。而川剧《鸣凤》则体现了话剧导演的新思路，该剧既保留了川剧的鲜艳、靓丽和率真，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同时，融入了四川清音、甚至小调的元素，丰富了川剧音乐但又不喧宾夺主。在情节叙述上，采用戏曲典型的单线叙述的线性结构，尤其是保留并发展了川剧帮腔在剧目演出中的功能意义。川剧《鸣凤》帮腔者，台前幕后，以帮腔者(局外人)、伴舞者(花仙子)、丫鬟群体(剧中人)的不同身份、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出现在演出中。“帮腔”的姐妹们唱的是鸣凤的处境，倾诉的是共同的不幸；鸣凤以死抗争，保存的是女儿家的清白，祭献的却是许多纯洁善良的女孩子为心上人珍藏的无私的爱。 鸣凤投湖前曾经去找觉慧，那是求告无门的她惟一的希望。望着窗上觉慧伏案疾书的身影，一叩窗未能说清事情，二叩窗深悔打扰心上人，三叩窗表达诀别的勇气与决心。这三叩窗，采用的是戏曲程式里常用的一波三折，情感上一咏三叹，成为川剧《鸣凤》最具表现力与写意化的场面。导演不但给够鸣凤戏份，让她唱够演足，吐尽心曲，表达衷肠，而且还“放大了鸣凤的心理感受”，让生活常识里固定不动的房子转动起来，让观众和鸣凤一道围着觉慧的书房360度转动，舞台不动，观众不动，但是鸣凤动，觉慧的书房景物也在转动。这一来，在大段抒情中已经停顿的剧情节奏，就因为视觉中的舞台变化、视点增多得到了缓解。 川剧生活气息浓郁，历来为观众所称道，川剧《鸣凤》再次给观众留下了这样的鲜明印象。隆学义的唱词和语言，时而麻辣滚烫，时而乖俏幽深。唱得响、传得开，成为这个剧目台词的亮点。当然，稍不注意，有些机智精彩的唱词，可能就离开了戏剧的规定情境，未见得是此情此景中人物该说的话。那李驼背与王妈有一个颇为招揽观众笑声“调情偷嘴”的情节，在某种层面上即体现出川剧演出中一味追求场面泼辣、细节生动的噱头而缺少控制的劣势，稍嫌旁逸，经不起戏剧整体立意与情节结构逻辑上的推敲。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