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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热潮席卷了整个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出场，无疑是对文学研究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反叛，它所体现出的广阔的观察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整体性分析和阐释的范式已经使文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代文化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亲密接触和实践交汇所产生的张力仍然在文学研究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廓清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而把握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的脉动关系，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文化研究这一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思潮，还是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研究的理念、特点、规律和发展方向，都是必要的。 一、文化研究的双重血统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研究在上个世纪的中期就已经出现。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他的那本小册子《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化研究有着双重血统，他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潜源追溯到了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和英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前者以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神话集》(1957年)为主要著作，后者主要以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和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年)为代表著作。在《神话集》中，巴特对许多当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通俗文化活动进行了分析，从职业摔跤、汽车、洗涤用品的广告到法国葡萄酒和爱因斯坦的大脑都在巴特的分析范围之内。巴特的意图是破除这些文化现象中的“神秘感”，他要说明的是通俗文化中那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其实是基于一些基础的程式和某些社会的含义而存在的。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是英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以“文化与社会”为主题，论述了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40位哲学家和作家，分为三个时期，主要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文化的“经验”分析结合起来，从这些哲学家作家的社会情境和他们自身的经验来分析“文化”的整体特征和特殊的“文化”的承传过程。威廉斯强调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化来自于人类整体的生活经验，是人类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概括。他把他的方法称作是“文化唯物主义”，并且以此来反驳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霍加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的《识字的用途》是一部有着自传性色彩的著作，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记忆与劳工阶级的文化氛围结合起来，目的是记录自己经验和记忆中的“民族志”，因此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的研究传统，为劳工阶级的文化意识研究树立了典范。 从这两个理论渊源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文化研究理论的特点。首先在这个理论渊源中，早期的文化研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有一定的联系。雷蒙德·威廉斯和霍加特都出身工人阶级，他们又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重要成员，他们的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英国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产物。威廉斯和霍加特都强调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中涌现出许多反映工人阶级文化的作品，如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等。在他们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文化始终是一种受压迫的文化，他们探讨这种被压迫的文化与阶级的关系，一些理论家则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比如霍尔在他的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中，就运用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撒切尔主义”与左派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文化分析。在这些理论家的影响下，早期的文化研究成了一种广义的文化政治的研究，早期文化研究理论的这种政治性在以后的文化研究中得以发展，所以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主的身份政治研究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成了文学研究中的主题，这正是延续了早期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 其次，在早期的文化研究理论中，巴特、雷蒙德·威廉斯和霍加特都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巴特曾对当时通俗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和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民族志”式的分析，都对大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重新的定位，这也是与早期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相关的。我们知道，在英国的文化语境中，从19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马修·阿诺德开始，到20世纪的剑桥教授利维斯，一直有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截然划分，在阿诺德对“无政府主义”的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深深忧虑中，“大众”(Mass)成了一个庸俗世故的代名词，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则成了裹挟着工业革命的沉渣、处处释放着市侩平庸之气的文化形式，所以，当代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说，在英语语境中，“勃克对‘猪大众’的鄙夷不乏多种多样的后继形式”。[1](P143)文化研究旗帜鲜明地向这种鄙视大众文化的传统观念开战。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和霍加特，他们把文化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结合起来，强调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的作用，把大众文化纳入到人类共同文化的存在范畴之中。威廉斯最后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这个定义很重要，它把文化与最普遍和最广泛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只要是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主体，就都是文化的占有者。文化是基于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的概括，因此，文化占有的主体就不再有“少数”和“多数”之分，文化也不再有“文明”和“文化”的差别，它是人类共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超越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把文化占有的主体与最广泛的大众联系起来，“大众”有了不同于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所批判的意义，它不再是“乌合之众”，也不再是较多受工业革命影响的过度商业化的“庸众”，而是文化的共同的占有者。威廉斯和霍加特都强调，工人阶级是这种大众中最广泛的群体，而工人阶级的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他们的手中，“大众文化”是工人阶级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明显的注解，“大众文化”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他们“经验分析”的重要镖靶。对他们来说，“大众文化”不再是一个只是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领域，而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新的症候，是当代政治的主要角逐场，因此，在他们那里“大众文化”既不同于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的理解，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 最后，在早期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化唯物主义”和“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方法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和特点。“文化唯物主义”重视文化与生活经验的关系，霍加特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则把来源于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分析，它们构成了文化研究基本的方法基础，那就是从最基本的经验、个案出发而不是从一定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个案、具体的文化经验在文化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比如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是从具体个案开始，赋予理论一种批判的能力，最终达到一种有效地分析，这正是文化研究独特的方法论内涵。因此，从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上看，文化研究的理论是文化个案批判，文化研究的理论就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这种实践把研究视线转向摇滚乐、流行时装、麦当劳等文化个案现象，而不是那些长期以来在学院和学科中规定好了的文化经典，它更多地关注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和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聚焦于“我是谁”或文化上的“我们是谁”的问题，而不是按着那种学院研究传统和学科规范要求探讨宏观的总体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因此，早期的文化研究理论更加注重具体的文化经验的理解和分析，从而对那种从一定的封闭体系与理论规范出发来研究文化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学院和学科观念表现出了明显的拒斥，体现了一种试图走出学院、逃避体制的制度化约束的研究趋势和愿望。约翰生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研究就发展的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2](P9)。特纳也曾经指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对学科的挑战，所以，它不再希望成为一个学科。”[3](P640)这既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人文环境对文化研究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研究在这种背景中努力冲出樊篱的结果，它是对当时学术机制和规范的反叛和挑战，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路向，那就是以大众文化研究为中心，打破学院体制那种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走学科整合、学术研究多角度、宏观化、社会化的路子，从而体现了它的政治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精神。 二、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天生就和文学研究有着亲缘性的关系，那些文化研究的先驱者都曾经在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他们的理论资源，比如马修·阿诺德、利维斯、巴特、威廉斯、霍加特、霍尔、E.P.汤普逊等。他们既是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人，同时又是出色的文学研究者，是出色的批评家。所以文化研究并没有拒斥文学研究，而是把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特殊的和重要的参照和资源。 文化研究向文学研究的“入侵”也是与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的大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具体说，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背景和现实，从而使文化研究能够轻而易举地“越界”。经济全球化以及它所导致的文化全球化使文学研究的资源利用更加便利，使文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所需要的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备，但是它的冲击和引起的困惑也更加明显，比如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使文学研究受到商业经济的过多影响、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势相伴的文化强势对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威慑、文化全球化的一体化结果造成的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规范的一致性压力，等等。所有的这些冲击和压力都迫使文学研究的范式和策略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吸收了早期文化研究过程中的视角和立场，在阶级、种族、性别的立场上广泛关注文化身份的对抗政治的研究，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从而使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和文化立场更加明显，使文学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研究的烙印。 文化研究向文学研究的全面渗透还是与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自觉引进和借鉴分不开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中期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最突出，但是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一些欧美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文化研究中吸收养分，并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引进到文学研究过程中，这些理论家包括当代的杰姆逊、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伊格尔顿、米勒、拉尔夫·科恩、戴维·伯奇、巴特·穆尔-吉尔伯特、詹姆斯·克利福德、斯坦利·费什等。他们往往把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批评理论的应用结合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和考察文学的对象。由于他们的努力，文化研究的范式和观念渐渐在文学研究领域传播开来。 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的兴起还是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媒的发展分不开的。一方面，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西方当代一些学术刊物，如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疆界2》(Boundary 2)，和一些文化研究理论著作，如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 Cultural Studies Readers， London： Routledge，1993.)、劳伦斯·哥伦斯堡编《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 London：Routledge，1992.)等，都对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作了大量的介绍和引进；另一方面，随着当代传媒的发展，当代文化研究已经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巨大的演练场，而当代的大众文化有着巨大的覆盖面，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广告、建筑、绘画等一些具体的文化和艺术门类都在它的探讨之中，也自然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之内。文化研究对这些对象的过分青睐，不但大大削弱了文学经典在社会中的影响，使经典的概念变得苍白而虚幻，而且很自然地会导致文学研究边界的模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开始了向文学研究渗透的过程，并导致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和文学研究观念的变革。 三、范式转换与观念变革 斯图亚特·霍尔有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他提出文化研究有两种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曾对霍加特和霍尔以后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霍尔认为，文化主义注重人的经验，在具体的研究中，强调文化经验的分析和对具体的个体体验的记载；结构主义来自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注重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中各种相对自主的部分是如何结合成一种结构的整体的。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文化主义也不等于整体的文化研究，但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具体的应用中与其他的理论，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种族与族群的研究等相互融合，从而使它的视野更加广阔，而且有意识地强调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和勇气和对具体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因此，文化研究的范式具有明显的反体系、反制度、反规范的特征，它强调理论的批判性、理论的现实性和理论的介入效果，对那些构成一定的政权结构的制度化的体系曾一度深恶痛绝，强调打破那种系统的逻辑的研究方式，有意识地开展跨学科、反学科、宽口径的学术研究。 某种程度上，文化研究影响文学研究的正是它的这种在研究范式上的反体系、反学科、蔑视规范与制度的颠覆性的主张，从而使文学研究在范式上也开始了转换。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文学研究中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一直到结构主义以来的过于狭窄和精细的文本研究范式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对更广泛的文化文本的重视。 在文化研究的启发下，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文学的构成和意义，关注具体的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文化政治内涵。比如雅克·里纳尔就提倡一种“小说的政治阅读”的研究方法，他曾把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嫉妒》放在社会学范围和意识形态表现的交汇点上进行考察，目的就是分析这部作品的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女权主义、解构批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这个转换的痕迹更加明显。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曾对20世纪的批评理论作了鸟瞰式的评介，他最看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常常与社会主义左派中的其他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4](P9)因此，在文化研究的促动下，文学研究已经倾向于从文本形式分析转向社会整体文化解读的研究模式。 与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整体文化视野相联系的是文学研究对象的改变。大众文化是文化研究的中心，正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如果文化研究缺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那就好像出演《哈姆雷特》缺少了王子。[2](P31)就在文化研究把目光转向摇滚音乐、肥皂剧、香烟广告、新款服饰等文化现象时，文学研究也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5](P45)因为在文化研究向文学研究渗透的过程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大众文化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因此，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界限日益弱化，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那种以文学经典研究为构成主体的学科规范已经遭到了普遍性的瓦解，当代文学研究已经逐渐打破以往的学科界限，开始走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交叉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注重在跨越学科界限走多学科交流的研究过程中开展跨文化研究，这正迎合了当代文化研究的趋势。 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研究都在深层次上由人们共同承认的范式所制约，而研究范式的变革往往意味着科学革命的开端。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则说，范式的转化可以在文化内部引起一场巨大的崩溃，在知识的心脏打开一个深洞。[6](P43)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政治性旨趣、开放性精神和批判性特征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导致了文学研究整体观念的变革，它促使文学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更加有实践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它的意义也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的局势下，文学研究更应该在价值与理性的关怀中思考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联和走势。福柯就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倾向于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作为基本单位，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7](P4-7)而德里达也曾批评美国的“耶鲁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的解构批评，认为“耶鲁四人帮”的批评实践只在那种封闭的文本上做文章，从而成了美国封闭政治的帮凶。为此，萨伊德曾主张，“文学批评的本质应该是向各种形式的暴力、专制和权力的滥用开战”。[8](P29)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研究的精神导引正是这种对具体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现实的关注，所以杰姆逊直言，政治视角构成了“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9](P8)虽然文学研究不能完全在政治的舞台上讨生活，但在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文学研究的确应该思考如何让文学的精神和力量走出学院、走下讲堂，如何让文学研究与现实、与社会、与实践更加契合的问题了，就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文学研究应该“将臀部露给政治之父看”。[10](P64) 四、启示与挑战 文化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谈论和实践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是继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之后，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中又一个新的焦点，因此她的启示也更加明显。在很长的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一直局限于概念辨析、学说综述、系统虚设、理论扫描的空泛议论和爬梳，而缺少言之有物、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满足于在一种理论的神话和学院的规则中寻章摘句，而缺乏有中国语境与中国经验的有效契合，当我们对西方的理论流派、理论观点、理论学说趋之若鹜之时，我们的文学研究更失去了反思历史沉疴、直指当下弊病的精神和勇气。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精神反叛的标的，更是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和开放性特征打破了那种理论高高在上、一味俯视具体文学现象的局面，它剥夺了理论的光环；文化研究深入大众青睐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则沉重地打击了那种长期以来的精英文学的优越感，它粉碎了精英文学的神话，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因此，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冲击下，传统文学研究的疆界正在扩大，关于文学的普遍价值观正在被广泛的文化经验所同化，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人为的价值鸿沟与理论争吵正在被一种综合的文化视角所消弭。而且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与批评的实践，因此它拒斥了概念、定义式的学科特征和本质主义的理论分析，正在把文学研究从学院、学科的传统和条分缕析的规范框架中独立出来，使文学研究更加关注现实经验中的具体问题，因此文化研究正使我们在一个更广阔和更现实的层面上注释文学，正在使文学研究这一本来充满生机与生气的学科重又焕发出生命的光彩。正像法国学者托多洛夫说的那样，归根结底，作为人文事业前哨的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现实实践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不应该满足于“使读者瞠目结舌、自惭形秽和对作者推崇备至的权威性论断”，[11]正因为此，文化研究带给我们的必将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她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一直在高唱：“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应该时时刻刻地体现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之中。 但是，波澜壮阔的文化研究同时也对文学研究的版图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文化研究声势日隆的情形之下，人们在这个时候不禁会问，文化研究已经向文学研究全面倾轧，纯粹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多久？在文化文本整个地抢了文学经典的风头的时候，文化研究是否该为它的越界负某种责任？其实，正像美国学者卡勒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必一定存在什么矛盾。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考察，文化研究从文学的研究中获得了资源。而在文学研究中，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一定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文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收获。至于那些担心文学的研究会消亡、文学以及文学的影响将不复存在的忧虑，正是文化研究所反感的那种“皮将不存，毛焉附之”的学院心态在作祟。 但是文化研究如果真的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在文学研究领域全面抢滩，看来也并非易事。在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课题，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准学科的形式，因此，当初坚决地寻求从学院、学科、制度、规范中独立出来的文化研究，现在又面临着被再度学院化、学科化、制度化的挑战。从学科中跨出的文化研究曾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冲击，但它获得了文学研究的普遍青睐也是事实，如果文化研究重走学院化和学科化的路子，文学研究将如何呢？文化研究是否还会得到文学研究的赏识？文学研究是否会重回精英理念、重拾经典立场？那时的文化研究又如何来面对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如何来评判文化研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并积极应对的。这或许是文化研究留给我们的又一课题。 [参考文献] [1]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L.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1992. [4]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 [美]卡勒.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 [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8]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9]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1] [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原载：石油大学学报2003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