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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对立的两种研究方法或学科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对立更显得明显。确实，比较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经历了多次严峻的挑战，其中就包括来自各种批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挑战。因而它时常使得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们对其存在方式和理由发生怀疑。2 0世纪后半叶以来，比较文学逐步进入东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并迅速地在那里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门学科依然受到来自其它学科领域的挑战，因而导致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感到忧心忡忡。有些学者认为，面对各种后现代理论以及近几年来异军突起的文化研究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末日已经来临；另一些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比较文学的范围正在扩大，其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它的作用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逐步被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所取代；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甚确定，它的学科地位势必被一般的文学研究所取代。如此等等。但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比较文学形成的最强有力的挑战主要来自文化研究。本文旨在从这两门学科领域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之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和相通性，进而消解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正在受到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挑战，这使得文学和文化市场变得日益萎缩起来。显然，作为一种目前在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支学科和跨学科学术话语，文化研究的特色是从理论阐释和分析批判的视角来研究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通俗文学。文化研究学者尽管有不少本来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但此时也大都力图去发掘那些长期被压抑的边缘话语力量，他们很少关注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传统意义的“文学”正在毫无节制地扩大，以致于竟然把那些非精英的和非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了进来，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就英语文学界而言，英国文学的传统由于英联邦或后殖民地写作的冲击而日益变得“混杂”和不纯。文学研究话语充满了从其它学科借来的各种文化概念和理论术语，文学理论再也不像过去那么“纯净”了，它正在被更具有包容意义的“批评理论”所取代。实际上，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们都热衷于探讨经典文学现象以外的任何东西，即使他们偶尔也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但只是将其当作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分析的众多研究材料之一种，其目的并不在于丰富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基于传统立场的比较文学学者便对当前这一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之境忧心忡忡，他们甚至预言，鉴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比较文学总有一天会消亡，或者干脆被文化研究大潮吞没。 为了对上述的担忧作出回应，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情势，以便提出我们相应的对策。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入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传播媒介的无所不及的渗透性，均对严肃文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客观上为大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面对大众文化的挑战，一些严肃的学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并从理论的视角对各种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现象进行阐释和分析。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大众文化的崛起对经典文学及其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作为一门以研究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比较文学，自然也不可能免除大众文化以及对立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理论思潮，因而一些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竟然怀疑起中西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为了对这些悲观的观点和无所不为的观点予以回应，我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文化研究一定要与比较文学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吗？ 确实，我们应该承认，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典文学及其伟大的传统，它容纳了以后殖民及流亡文学为对象的种族研究，以女性的性别政治和怪异现象为对象的性别研究，以对某一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考察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和以当代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为对象的传媒研究。但我们不容回避，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方法始自英国的文学研究，不少文学研究者就对文化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自觉地扩大了变得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域，把文学现象放在一个广阔的跨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这样实际上并没有损害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反而使日益陷入危机之境地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狭隘的领地，更加焕发了勃勃生机。 显然，从事文化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或者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文化本身的问题，或者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现象，或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切文化现象，或者干脆关注所有的大众传媒现象，等等。因此，文化研究赋予我们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视角，它应该对其它研究领域采取一种宽容而非排斥的态度。如果我们承认，早期的文化研究仍然给予文学研究，或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的各种文学的比较，以相当的关注，那么当前在英语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则完全被诸如种族、性别、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等非文学现象所主宰，它对文学研究实行的挤压和排斥的策略，并且本身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在北美，就其学科建制而言，比较文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几乎沦落到被文化研究吞没的边缘，因而可以理解，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发出这样的担忧：在迈入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我始终认为，既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从事文化研究，那么能够缩小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因为就其本身来说，文学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且与文化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所热烈讨论的理论课题实际上都来自文学研究；同样，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学者都曾经是英美文学或比较文学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因此，这两种治学方法没有必要彼此排斥或相互对立，沟通和对话是有可能实现的。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疆界已变得日益模糊起来，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碰撞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 就我们所从事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我们也不应当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长期以来，在比较文学学科内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东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得到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承认。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初是由欧洲人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标榜欧洲文化之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后来由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日益强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才改头换面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但依然试图主宰并重构东方文化。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对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存在于西方人头脑里的“东方主义”观念仍然有增无减，不少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斯宾格勒和赛义德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这种“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予以了严厉的批判。比较文学学者自然也受到一些事实上的影响。杜威·佛克马也许是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对文化相对主义之内涵提出修正的，他所参照的是中国文化和文学，通过修正，以达到使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都认可文化相对主义之目的。佛克马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以及在中国各主要大学发表的关于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的演讲也证明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吸纳和认可态度，他和不少西方汉学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即中国文化和文学有过自己的辉煌历史和遗产，但后来在很长一段时期被故意边缘化了。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受到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这倒使我们很容易从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来进行中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崛起，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传统的文化，中国文化及其文学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目。所以，尽管中西比较文学现在仍处于困难的境地，但它必将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当前中西比较文学遇到的困难在于，仍有一些中国学者有意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国际学术同行交流，或者更具体地说，不愿与西方汉学界的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地，自认为其研究成果是世界一流的。试问，这样封闭做出来的学问未经比较和考察，怎么能断然宣称是有创新性的呢？这样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就呢？当然，有时针对外来影响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将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推向不恰当的极致，就有可能重新在东西方之间造成对立。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长期以来，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直认为， 1 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自满自足、很少受到外来影响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也许他们会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作比较研究。我认为，这样的结论至少是武断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比较文学的另一个方面，也即以平行比较分析彼此间并无事实上影响的两种文化传统的文学在主题、人物形象、叙事风格以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相通之处和差异的平行研究。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文化上的复杂现象的出现，平行比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这样做对于探索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又可经改造后用于解释东方和其它地区的文学现象的共同诗学或阐释理论是有益的。确实，有些西方批评理论，如现象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经过中国文学接受者的创造性转化后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中国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从而使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鸦片战争和2 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才使得中国逐步打开大门向全世界开放，致使大量西方学术理论思潮和文化概念蜂拥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文学写作和理论批评话语的“被殖民”和西化。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确实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而有学者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的翻译文学，因为这本身也自成一体，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自1 9 1 9年以来就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声音，因而患了“失语症”。假如说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什么又要我们去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呢？这些学者实际上忽视了另一个不争之实：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相互的，在这段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西方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由此看来，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照样可以从两个路径着手。 虽然，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对国内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资料，著书立说，试图向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教学和译介研究之现状。毫无疑问，他们的努力弥合了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造成的文化隔膜。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大大胜过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事实上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因此，在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时，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历史上中西文化的偶然接触和碰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动和互相阐发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意识地、系统地向西方乃至全世界介绍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以填补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教学和研究在世界各国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这样的发展：首先，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其中有些作品已进入大学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其次，西方的汉学在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承认，这两种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任何一种恐怕都难以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传播。由此可见，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比较文学研究，以及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之影响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尽管仍有一些学者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未来前景持怀疑态度，但我始终认为，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积极地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上的复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有相当一部分人文学者确实认为，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以便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趋同成为一个模式。在这些学者看来，为了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和渗透，我们也应当抵制经济全球化时代产生于英语文学界的文化研究的侵入，否则中国文化就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文化上的渗透总是互相的，它往往有着双向的发展轨迹，因此不存在所谓单向的一方施于另一方面的影响和另一方被动地接受这种影响的现象。一种文化在接受他种文化之影响的时候，往往从主体接受的角度对后者进行选择和改造，因而最后产出的只是第三者：通过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而产生出的一个变体。 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者都感到一种压力和挑战，尽管这一时期的无序状态曾一度使我们感到困惑。但目前，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中国文化已开始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却又领略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严酷的市场经济法则的“威慑”。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进程，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学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中西比较文学究竟有无前途？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我认为，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或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使之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经济全球化有两个逻辑起点：在经济上，西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社会，但在社会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机制仍很强大，如果我们借用“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那么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只是被动的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的声音。实际上，从最近比较文学界出现的中心东移的趋势就不难看出这一征兆。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的举行以及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在中国的成立，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 6届年会在南非的举行以及第1 7届年会将于2 0 0 3年在中国香港的举行，以及日本学者川本皓嗣的当选为国际比协主席，等等都说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包括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比较文学并没有萎缩，而是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它要担负起的历史重任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承担的。对此我始终抱有乐观的信念。 原载：文艺报/2001年/04月/10日/第00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