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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这么多年来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喜欢，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开拓性、精彩跌宕的故事情节、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宏大缜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取胜，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更重要的是整本书都以极精彩的语言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神话般的智慧。新《三国》让三国迷深感失望，尤其为其中的语言所“雷”倒。 其表征之一是：过多的白话，导致了语言韵味的降低。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十分重视作品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景外之旨、象外之象。小说家多强调“言不尽意”、“言外之意”，十分看重读者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想象力的发挥，文本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空白点”。金圣叹把这些空白的点叫做“妙处不传”。他说：“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然而又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即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则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与我笔墨都停处也。”【1】语言的这些空白结构，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也使文本产生了无穷的韵味。也一并成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含蓄、矛盾、丰富和深刻。 文言作为古代记载历史的官方语言，也被看做是上流社会交往的权威语言，是当时社会推崇的正宗的书面语言，其本身就有典雅、高贵、庄重、神圣等色彩。更何况汉语的造诣精深，能够从文法、语境、修辞等方方面面对语言进行抽丝剥茧地分析，而语言背后的精髓更是耐人寻味。小说《三国演义》使用近于文言的过渡性语言，以浅近化的文言与纯净化的白话相结合而形成的，既保留了文言文凝重的特色，又使得语言精炼流畅，别具一格，雅俗共赏，作品主要是吸取文言传统，同时又吸收民间语言，冶铸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面语言，很富表现力。如关羽战华雄一段：“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只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并未写其交战场面，而只是用“如天摧地塌”几字，关公之神勇不言而喻。赵云大战长坂坡，作者三处写到了其随从及坐骑的变化。第一处写赵云杀到天明，“回顾左右，只有三四十骑相随”；第二处是救出糜夫人后，“引数骑再回旧路”；第三处是“云提剑插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孤身。”从“三四十骑相随”到“引数骑”，再到“只剩孤身”，暗示了他冲锋陷阵时的奋不顾身，一心救人而无暇顾及其他。精彩的描述点出了“赵子龙单骑救主”的主旨。如此绝妙的语言，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老版电视剧《三国》中的台词也是颇接近原著的，知而不言，以表情的变化，事态的发展，让观众自己去揣度。 然而新版演员的台词多将事情说的太透，如曹操杀陈宫一回，原著言：“操有留恋之意。宫径步下楼左右牵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宫并不回顾。”曹操的不舍之情表现的恰如其分。新版则演得过于拖沓，二人一路对话颇多，却陡然减少了悲凉之气。经典的文学语言，要话中有话，言外有意，让读者读来百般滋味在心头。新版《三国》运用大量白话甚至一些太过露骨的话，这种方式固然有助于大众接受，但经不起细细的揣摩，细细的把玩，细细的推敲。语言韵味全无，招来批判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表征之二是：人物和语言对不上号。既是对经典原著的改编，我认为人物语言一要符合个人的身份，二要符合具体某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可以说主要靠的就是语言和动作，语言出了毛病，人物也就自然跟着立不起来。以语言彰显人物的性格，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颇有成就。第三十回有曹操见许攸一段：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曹操吐言，即现奸诈与多疑，可以说在对许攸推心置腹中又包含着虚情假意。与此同时，小说《三国演义》还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百步穿杨、重见天日、茅塞顿开、毛骨悚然、强词夺理…丰富了民族语言成语的宝库。 然回顾新版的台词，着实雷人不浅：比如曹操说：“要杀就杀，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呢？”、“天下的愚夫蠢货，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吗…我居然把猪狗看成了龙凤”，“生子当如孙仲谋”，好好一句话到了新三国那里，曹操：“生孩子就应该像他这样”。 想想看，能够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曹操，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有相对水准的语言才符合他的身份。我们说，通俗的带有现代色彩的白话文固然易于为大众接受，但太过肤浅未免让曹操的话语太失水准。再看董卓，虽是一个反面角色，但不至于如此粗俗，在原著中更无不堪之语。可剧中董卓的语言简直是粗俗不堪：“在各路诸侯当中孙坚是个英雄，只要他一死，中原的诸侯都是猪狗鸡鸭。”，自称“ 咱家”，骂人“那个王八蛋！”。这恐怕就不只是凸显人格，适得其反也就难怪受众唏嘘声一片。顾彬在《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一文中曾提到：“一个中国作家没有去探究语言本身的内部价值，他或她只不过随意取用随处看到、读到或听到的语言。这是日用语言、街头语言，当然，也是传媒语言。”顾彬把这个语言归结为“水龙头语言”。拧开了水龙头，索然无味的语言水一般哗哗流出。或许新版三国语言尚未达到如此程度，但不管是基于何种目的的改编，语言的提炼、琢磨和研习都不可少，否则定成笑柄。 其表征之三是：语言的时空超越。老版电视剧《三国》，编剧对语言的处理还是比较合理的，鉴于小说《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原著语言的生动性可能稍嫌不够。电视剧把原著叙述性的语言转化为可视听的人物对话和动作，人物对话则文白杂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语言特色，加之演员们演技的高超，台词节奏起伏跌宕拿捏的到位，将原著史诗般典雅的语言转换成具有审美力的戏剧语言，增加了真实性，也使的剧中的角色更贴合受众的期待视野。每集开篇用旁白，结尾用画外音讲述故事的背景和情节发展的来龙去脉，保证了绝大多数普通观众能听懂。因此不得不说，老版的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 茅盾曾言：虚构的艺术形象必须表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不能让作品中的人物有后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能让他们说出只有今天才能有的词汇。但在新《三国》中，刘备的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出自于清人顾炎武之口，袁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本是唐朝高适《别董大》中的诗句……这样的常识错误数不胜数，各种不合时代的话屡屡被三国时代的人脱口而出。要知道三国演义虽然是战争小说，但其中的文戏和对白可谓最经典的，而历史影视剧的经典之处，也莫过于其所塑造得一个宏大的文化历史氛围。老版《三国》的语言虽然也存在一定瑕疵，但片中台词沿袭了古语的风格，简练而不失内涵，常常引用小说中的原话，又游刃有余。相比较而言，新版中的此类语言简直就是对原著的超时空解构，可以说是给浓厚的历史氛围捅了个窟窿，更不要奢谈语言的神韵。 清代袁枚的《李觉出身传评语》中云:“文似看山不喜平。若如井田方石，有何可观？惟壑谷幽深，峰峦起伏，乃令游者赏心悦目。或绝崖飞瀑，动魄惊心。山水既然，文章正尔。”[2]影视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台词也可以说是整个艺术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艺术作品没有细节犹如人有骨络而无血肉，这种魅力的产生主要靠的是语言。没有生动活泼的语言，作品就会苍白无力，也就不能产生艺术的感染力。一流的叙事作品是不仅能让人记住故事、记住人物，也应该用好的语言写出一种深刻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哗众取宠必然会淡化了情感，浅薄了人性，遭到批判。 “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来自于所表述的对象内容，同样也来自于他对对象、内容所采取的表述形式、方法，来自作者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和方法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呈现出来。影片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在形式上也有很突出的表现，艺术的形式同样会决定作品的审美价值。”【3】台词是影视剧的重要表现形式，台词对白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然纵观新版的《三国演义》不只是“雷人语”与“超越语”并存，甚至存在明显的语法错误：“陶谦杀害了主公家父”、“好歹也还是我本宫的客人”…类似的话，着实让人失望，也给对这部作品期待值原本很高的受众当头一棒。电视剧,虽然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门类；但既是改编自古典名著的电视剧,便也自然不同于普通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更受大众的关注，其文学性更强,对文字、语言的要求也就相应的要高些。影视不仅是大众娱乐的消遣工具，仅仅是依靠一些时髦庸俗的语言去迎合大众，而且还要给人以认识和教益，培养艺术情趣,陶冶性情品格,获得美学享受；还要领悟吸收文字语言方面的技巧魅力,进而提高文字、语言的摹仿和表达能力。从这方面出发，新版《三国》的语言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即便新版《三国》中的语言有着那么多的遗憾，现在却受到了空前的追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问题。历来，四大名著就备受人们重视注重，因为它带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化作用，还有数千年的“忠孝礼义”的潜移默化。如此的篡改原著语言，弃其精华，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深入思考一下，观众们批判的恐怕也不仅仅是“电视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与传承。“文不甚深”不可肤浅，“言不甚俗”不可庸俗，创新固然是好，但不应该全盘抛弃传统，彻底的改头换面，否则失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长此以往，弄假成真，正如有人所说“误知比无知更可怕。” 参考文献： [1]金圣叹：《金圣叹全集》（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251页。 [2]转引自胡红梅：《文似看山不喜平,尺水微澜意悠长——浅谈古典诗词的鉴赏》 ，《现代语文》2007（11）。 [3]贾磊磊：《影像的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6页。 原载：《山东文学》2010年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