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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电影《金陵十三钗》在氛围基调与重大情节上对小说原著的改动，一方面受到题材本身所凝结的国族政治主旨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好莱坞叙事模式的模仿，迎合了商业消费的需求。但以国际化制作为标榜的《金陵十三钗》在美国仍遭到恶评，这说明，诉诸直接感官，向商业消费妥协的景观化历史叙事，依然生存在消费文化与国族政治的多元夹缝中，容易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夹馅。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曾批判到，“类象”的生产使“历史”商品化，从而削平历史的深度，“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进入视觉文化时代的历史叙事，常常难避取悦感官、取消反思之嫌。电影《金陵十三钗》在氛围基调与重大情节上对小说原著的改动，一方面受到题材本身所凝结的国族政治主旨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好莱坞叙事模式的模仿，迎合了商业消费的需求。但以国际化制作为标榜的《金陵十三钗》在美国仍遭到恶评，这说明，诉诸直接感官，向商业消费妥协的景观化历史叙事，依然生存在消费文化与国族政治的多元夹缝中，容易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夹馅。 《好莱坞报道者》首席影评人Todd McCarthy认为，影片“在南京大屠杀如此阴森可怕的事件中注入性幌子”，“是对一个经常被戏剧化的历史瞬间过分算计、毫无说服力的再创作”。美国电影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manuel Levy批评该影片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灵感，而是张艺谋制造的一个混乱、严重失衡、过度炫耀某些场景的电影大杂烩。这些评论切中电影《金陵十三钗》向商业消费妥协的软肋，即为了追求故事的可看与好看，影片添加了过多戏剧性的场景，甚至改变了小说原著严肃的悲剧基调。 在小说中，那位怀着爱与拯救的理想来到中国的神父英格曼并未死去，而是始终主持着威尔逊教堂的避难大局。由于他的始终在场，整个故事沉浸在严肃的反思氛围中。小说中的军人也不具有英雄色彩。电影中英勇善战的李教官在小说中是一个在撤退大令下愤郁徘徊，不愿偷生，又不知去往何处的中国军官戴涛。戴涛既依赖英格曼提供的庇护，又对他西方文化入侵者的身份保持警惕。戴涛在索要与寻找那颗能保有其作为军人最后尊严的手雷时，与英格曼、法比有过深入的对话。英格曼站在几代传教士的墓地前，为劝说戴涛放弃寻找武器，讲述自己成为拯救者的心灵历程。然而，这番充满宗教意味的爱与拯救的空谈，显然无法改变东方民族被欺凌、国土渐沦丧的事实。随着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入侵教堂，西方对东方的拯救神话丧失了它的传奇力量。为了保护教堂中藏匿的女学生与妓女，戴涛与伤兵们放弃了最后的挣扎，连中国仆役陈乔治也被强指为中国军人而被残杀。这说明，西方所谓的庇护只是一个空洞的说辞。小说以铁的事实粉碎了西方拯救者的英雄神话。 在电影中，假神父约翰取代了英格曼，这个人物从毫无道德操守一下转变为拯救英雄，其转变过程颇显突然。正如西方评论者所言，“这个角色没有带来任何观点或者洞察力”，是一个“等着被填满的空瓶子”。但在精神内涵上，无论是约翰还是英格曼，都揭示了西方拯救者的虚无。约翰的戏剧性转变，消解了小说的文化反思，增添了消费性的看点。事实上，所有外来者的拯救都不可能改变民族的命运。这个人物的定位改编，显然是出于削平历史深度、追求戏剧性效果的考虑。这一迎合消费文化的妥协式改动，不但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反而突显了其中的深刻矛盾，使电影成为一个分裂的、充满意识形态争议的文本。 此前同题材的《黄石的孩子》、《拉贝日记》、《南京南京》所展现的“异域、跨国爱情”、“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在貌似去除国界的表面下仍然隐藏着“国族政治的目的，在对东方民族的拯救中，西方民族主义、价值观、文化优越感以及正面的国家形象都获得了再次传播的良机”。陈林侠因此认为“抛弃国族政治的"抵抗"意识而专注"超越"行为，表达的恰恰是文化消费活动所承载的政治意味，而非历史存在、现实仍然存在的客观的国族事实”。与此相比，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历史表述虽试图向消费文化妥协，倒并未对西方的价值观作廉价的献媚，相反，着力于来自被殖民国家底层的自我拯救，忠实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放弃了此前同题材电影中曾经出现过的诸如侵略者的人性发现、西方人的无私拯救等表面超越实则潜藏着西方文化优越感的价值表述。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性与战争的关系。严歌苓在《悲惨而绚烂的牺牲》一文写道：“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出于这一叙事意图，构成小说主线的是妓女与女学生之间的尖锐对立与冲突。在性的问题上，她们一为圣洁，一为污垢。而面临战争的强暴，圣洁与污垢相互转化，并同样成为异族征服者觊觎的对象，也成为应当被保卫的民族情感的象征。这一主题在电影中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女学生与妓女的冲突被改成小摩擦下温情脉脉的互相帮助、互相拯救的关系。显然，出于对商业消费的妥协，电影简化了对性与战争暴力之间关系的反思，而致力于使故事情节更跌宕起伏。有选择的改动之处，往往使国族政治的主题让位于商业消费的要求。这确乎是影像历史叙事的缺陷所在。由于对题材本身所凝结的国族政治意识形态争议采用了一种躲避的态度，电影主旨变得暧昧不明，而其对东方民族隐忍与牺牲的审美精神的提升与强调，则是要在历史叙事与消费主义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