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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众通俗艺术样式的电视剧，表现技法固然重要，但表现内容常常有着艺术选择的优先性地位，能够让电视剧不至于没落为十足的市场杂耍决非其表现技法，而首先在于它关注什么、力图表现什么。当下荧屏宫斗剧、穿越剧、谍战剧、军旅剧、情感剧混杂，但是却惟独缺少正面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特别是时下公共领域重大话题的电视剧。从这个角度来看，2012年播出的《青瓷》和《浮沉》在题材选择、内容表现上毋庸置疑地脱颖而出。 商战剧骨架的合理构建 这两部电视剧均由小说改编，但在重要情节上多有删改，直接影响着受众对人物的评价。《青瓷》在这方面更为明显。讨论其中的变化及优劣不是本文的主旨。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剧创作对文学的借重意义确实不同反响。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及中国经验有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它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但又有着独特的中国背景。这给把握和表现这种独特的当下中国经验无疑带来了巨大挑战，创作者除具备思想家的敏锐、艺术家的情怀之外，还需要深入了解当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因此，当下题材格局配置上的“戏说化”和“琐屑化”特征不仅有创作者的“不为”因素，也同时包含了“不能”乃至“无能”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商战题材电视剧之所以难写，除了要把商人、企业家的情感生活表现得生动感人外，最重要的是支撑起大情节的“事件”和“冲突”，它们不仅要符合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认知和期待，还要富于审美冲击感和价值。 《青瓷》《浮沉》所设置的“事理”是扎实可信的，拍卖行的权钱交易、雅贿现象、地产开发商、承包商和国家执法机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冲突都被表现得入情入理。《浮沉》围绕外资对国企的合围环环相扣、互争雄长，人物个性、人性深层的东西都被处理得细腻入微、富于张力。 二元对立模式的有效突破 文学母本的丰富不仅赋予了这两部电视剧公共话题大叙事的表现内容和扎实的“事理”，更贯注了深厚的“情理”，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当下社会最敏感的诚信与规则问题，对金钱、道德底线、爱情、友情、亲情等都进行了审美反思。“事理”与“情理”的有机结合，让这两部商战题材电视剧的品质获得了基本保证。 两剧的大骨架以细针脚为根基，这使其“大”而扎实，细腻却并不“琐屑”。《青瓷》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有新的审美突破，张仲平和颜若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张世故、圆滑，对外对内瞎话都随口就来，为了利益不惜卑躬屈膝、讨好卖乖乃至行贿。但是，这个人物又有其可贵的一面，做事不走极端、尊重生命、有真情、重底线、爱护家人，这使这个一天到晚瞎话流舌、惟利是图的商人成为一个调色板，而非泾渭分明的概念。他的多色彩和复杂性，恰恰是当下斑驳陆离的社会霓虹灯的投影和反映。《青瓷》对张仲平这个人物的表现虽然仍有皮相和肤浅之感，但从电视剧史的角度看，他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审美价值。 《浮沉》没有让乔莉成为另一个“杜拉拉”，女部下借助和主管上司的恋爱而升职的浪漫桥段在该剧中被冰冷的职场现实所击碎，却由此使乔莉在心智和情感上不断走向成熟，在一再经历的信任危机中，这个职场新人走向了一个真诚的、有担当的人生之路。作为女性，乔莉的精神人格独立、面对虚伪强大的内心、面对挑战极大的勇气都是荧屏上前所未有的，同时这一切并不以剑拔弩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她就是那个不脱孩子气、充满了成长烦恼的职场女孩，但这个女性身上又潜藏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而王贵林作为当下国企改革者的形象，更是充满了平实却不平凡的审美质感。他的身上，不再有“乔厂长”、“代理市长”们“走进暴风雨”式的激昂澎湃，也不再有《世纪之约》国企改革者雷默式的精英和启蒙姿态，这个改制的牵头人从始至终都是朴素的，有时甚至是尴尬和寒酸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平民厂长，是不加一点儿光环的真正草根。面对7个亿的改制资金，他不可能像身为好友的经济学家于志德那样始而看做是自己经济理论的实验地，继而又因私欲膨胀将其看成是让自己和情人远走高飞、移民他乡的油水。在他的眼里，这些资金是血，是生命，是一个个普通人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他的可贵，更在于篇末并不浓墨重彩却掷地有声的一笔——在成功改制3年后，他平和从容地离开，让更年轻的现代经理人去执掌和管理企业。这样的改革者是充满新意的，他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悲剧的改革英雄，或因制度缺陷、机缘巧合而沦为改革的牺牲品，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渡人物，而是理性执著、懂韬略有担当、知进退有真情的当代管理人，这个形象平实中的高大和厚重是值得认真评价和总结的。 两剧的反面人物颜若水和于志德也都不同于以往反腐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他们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都有自己的真情，颜若水生活上的严谨自律、于志德对初恋情人的真情都是真实的，但这些人性的“优点”并不足以掩盖他们身上固有的贪婪和缺乏底线的禀性。该剧对反面人物人性复杂性的把握和拿捏是比较适度的，而他们的犯罪动机不约而同地指向当下移民潮的大背景也颇为耐人寻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3年0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