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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电影中，无论是古装黄梅调，抑或民国轶事剧，甚或抗日题材电影，绝大部分都在其清水湾片场流水线完成。是以，从画面质感上来说，无论何种类型，总能找到对应的布景来作为解决方案；从影像质感上来说，则切断了观众通过镜头认识真实世界的可能。所有的故事，都天然存在于布景中，银幕上的中国河山，只是一种浮华的想象。 在上世纪70年代，异军突起的是由《天下第一拳》《精武门》《唐山大兄》等直接带起的动作/功夫片。相传当时80%的香港电影都有打斗桥段，而这些影片大多数都将背景放置在民国初年，内容无非是变种的江湖恩怨、小子学艺，其核心仍旧是对武林（当然是尚未消逝的近代武林）的一种想象。 1973年李小龙逝世，此类功夫片渐成明日黄花，与此同时，香港的市民电影开始崛起。对当时的新一代观众而言，他们已经对深具移民背景的为上一代所痴迷癫狂的黄梅调电影与传统武侠片产生厌倦，更喜欢许冠文的《半斤八两》这样十足本土化的电影。所以，当时的功夫片虽然汗牛充栋，但一年到头，票房最高、最受欢迎的却是嘉禾出品、许冠文许冠杰兄弟的小人物喜剧片（《鬼马双星》《摩登保镖》等片五次登顶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在这些市民电影中，出现了大量香港街头的真实面貌：人潮涌动的上班高峰、劳心劳力的建筑工地、香港郊区的山地风光，被完整摄入了影片镜头。在喜剧外衣下，许氏兄弟一方面极尽反讽社会心态之能事，另一方面也落力展现基于香港小市民本身的语言与形体塑造，讲的故事都是投机心态、为两餐工作、活在当下等主题。这比起虚无缥缈的塞外漠北或才子佳人的江南如画，要来得实际得多。《半斤八两》片头的升斗小民蒙太奇展示，今日看来依旧振聋发聩，在许冠杰《半斤八两》主题曲配合下，简单明了，直接犀利。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新浪潮出现了，许鞍华、徐克、章国明、谭家明等一批兼具留学与电视台背景的新锐导演，用颠覆以往的影像结构与叙事方式，对香港电影工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再也看不见虚假的古中国图景（哪怕是古装武侠题材，也刻意将具体时代背景虚化，甚至另造一个“未来世界”，比如徐克的《蝶变》），而是直接出现了更为明确的香港地标与在地风土，比如唐基明的《杀出西营盘》里的西营盘街市，比如徐克《第一类型危险》里对“挤逼的香港地”的详尽描绘等。这些影片直接将“对准香港街头”作为一种天然的美学追求与态度，呈示出这一代香港电影导演鲜明的本土意识与艺术追索，他们的艺术灵感来自视野更广阔的世界电影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等皆成为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来源。 在新浪潮电影之外，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呈现香港地理与人文现实的作品，当属蓝乃才导演的《城寨出来者》（1982）。开头主角童年的一段，外景地直接拍摄其时仍存在于香港的“九龙寨城”——这片承载着香港殖民历史中特殊面向的“三不管”城中城，乃是香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块飞地。“黄赌毒医”百业杂陈的格局是片中主角兄弟生长的环境，亦是其时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随着1993年城寨被彻底清拆，《城寨出来者》中开头的长段实景便显得弥足珍贵。作为其时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影片的内景固然是搭出来的，但在开首的追逐桥段中，观众随着摄影机镜头穿梭在九龙寨城的大街小巷，在极度挤逼的空间中，观察一个当代的历史记认。今日在城寨原址上建成的九龙寨城公园的陈列馆中，有大量其时的历史图文资料，而《城寨出来者》无疑为1980年代香港电影在“记录城市”上的影像功能转型，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百花齐放，类型片高度发达。在新艺城公司出品、制霸香港票房的《最佳拍档》系列中，主角许冠杰与麦嘉不断在香港各大地标建筑上演惊险戏码，比如帝国大厦，比如尚属挤逼的火炭路，主流商业娱乐电影同时兼具极强的城市记认功能。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重看，这些都成为80年代城市风光的符号。同样值得一提是林岭东的《学校风云》（1988），将背景直接放在靠近启德机场的中学，开头就是超低空飞过学校上空的飞机。启德机场如今早已停用，而港人的那段记忆，亦只能在胶片中寻觅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有一段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出现了包括《新不了情》《甜蜜蜜》《女人四十》及《笼民》等影片，大量出现了极其草根的市民生活场景。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1995）中，大段场景来自萧芳芳饰演的女主角生活的大埔地区，菜市、敬老院、旧楼……在完全聚焦新界地区港人生活的同时，影片亦以乔宏饰演的曾经参与抗日的老兵公公之口重述历史，间接指出了港片“情节剧”年代对古代、近代中国的历史想象已基本陷于荒谬的话语困局。而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更是全程将焦点放在香港最底层的老人群体，当他们如困囚笼一般在大厦中分割床位成为“笼民”时，亦揭示了香港繁华表象背后贫富分化严重问题的存在。影片不吝笔墨，以三个小时长度，展示了“笼民”的背景与生活（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本地人亦有因各种历史原因来港的内地移民），同时痛斥虚伪的议员政治（议员们装模作样体察民情来换取支持，但无意介入笼民们生活改善的进程），最后大楼被清拆，“笼民”们悲情收场，这是香港电影迄今最现实主义的一笔。 近二十年，港片市场萎缩，产量与质量双双下降。香港城市化的高度发达，致令旧风物日益减少，电影里的香港真相，抵不过合拍片的热钱攻势。除了杜琪峰等少量作者依旧坚持再现香港风物，或如郭子健等青年导演自觉代入个人记忆来呈现一个个体化的香港之外，事实上再无其他值得称道的现实性浓厚的影片了。这也令今日回望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香港电影有了更丰富的追索含义，破旧立新的二十年，热烈拥抱在地性的一页，终究还是翻过去了。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 原载：《文汇报》2015-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