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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及其文艺理论，总结中国文艺实践的产物，是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划时代贡献的革命文艺指南。它所具有的真理性的意义，将会在我国和世界文艺史上永放光辉。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句句是真理。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总有自己的历史认识的局限，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也有过理论的严重失误。例如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必须结合历史实践去区分真理与谬误。对于毛泽东思想包括其文艺思想，自然也应如是。 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于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年代，也即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从备受列强欺凌和侮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摆脱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翻天覆地的时代。旧秩序被埋葬，新秩序被建立，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历史巨大而深刻的变动，并没有现成的指针。中国的革命家们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理论，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去摸索和寻找正确的途径，从中产生自己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建构自己的切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包括文艺方面的理论。当时就提出“平民文艺”的主张，提出文艺领导权的问题。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还提出了文艺家应该到工农兵中去的呼吁。左翼文艺的蓬勃发展中，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左翼文艺指导的必要性，提出文艺为革命服务以及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到30年代末，不仅革命文艺在苏区、白区和后来的人民抗日根据地均有蓬勃的发展，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许多宝贵的经验。1939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新文艺伟大成就时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原则，实际上也适用于新文艺的建设。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相当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论著，并有时间去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广泛经验与教训。他撰写了从政治、军事到文化等多方面的理论著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他还阅读了《鲁迅全集》。那时，大批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他们在推动人民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和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曾做过许多调查研究，找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谈过话。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正由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密切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这篇讲话，虽然着重谈的是文艺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却涉及文艺的多方面规律的认识。如涉及文艺本质规律的文艺的观念形态性、审美创造性、社会功能性，文艺外部和内部规律的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以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提高与普及、继承、借鉴与创新、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等的关系问题。《讲话》从多方面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批评论、生态论的原理。正由于毛泽东对文艺的基本理论问题都做出深入的思考，他才出色地结合文艺实际，从理论上深刻地解决和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 《讲话》首先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基于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的唯物史观，《讲话》指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认为人民才是文艺的“工作对象”。因此提倡文艺家必须熟悉人民，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讲话》又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而且指出，文艺与现实生活“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因此，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毛泽东就深刻地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原理，阐明了文艺源于生活又可能高于生活的审美创造本质及其审美功能的特质。毛泽东还出色地运用矛盾论去研究和分析文艺内部和外部的系列矛盾又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指出正确处理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创作中提高与普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互动和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创作中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区别与统一等关系的重要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有关方面的规律。《讲话》指出文艺可能起“伟大作用于政治”，要求文艺创作中“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它主张文艺作品既要提高，也要普及，并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同时又給普及以指导”。《讲话》还认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文艺批评存在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非抽象不变。它提倡文艺家要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指明，“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等等，如果我们联系文学艺术史的实际，都不难认识到《讲话》的深刻真理性。毫无疑问，《讲话》所阐明的上述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讲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自然与当时整个民族的关注重心在于政治，在于当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有关，也与毛泽东认为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有关。《讲话》当时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认为“在现今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论断，当然与那个时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中，确实少有文艺家能够超政治而独立的情况相关。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考察，这种论断却不够周延，未免把复杂的文艺历史状况简单化了。由这种论断后来推演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更忽视了和平年代文艺常有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丰富多彩性以及没有政治内容的、可能为不同阶级欣赏的文艺作品的客观存在。因而新时期邓小平总结在这一问题上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不应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认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论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阶级斗争既可能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可能表现为文化斗争、思想斗争。作为经济基础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通过政治中介才能反映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去，后者也要通过政治中介才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艺与政治虽然存在质的区别，也并非相互隶属，但文艺鲜能脱离政治，而且能够反作用于政治，这同样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因为，文艺家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情感，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任何时代的国家政治机构也总不同程度地要求文艺为其利益服务。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新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样的论断，阐明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包括对文艺发展的支持作用；后来他在《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中，在近年才发表的他的书信与谈话中，更提出许多新的思想。其中，重要的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重大文化方针的提出。早在1950 年他就给戏剧界书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后来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更阐发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关于“双百”方针，他说，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无疑是很正确的思想。可惜，1956年毛泽东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先是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来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都视为“封资修黑货”而一概打倒，从而完全抛弃了上述正确的方针，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与科学都受到灾难性的损害。但这从反面也恰恰证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双百”方针的正确。 体现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从而产生实事求是的理论的典范。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文艺运动的完整的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先后被翻译到许多国家去，受到各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对世界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历史的新的进步，自然也与前人的历史功绩分不开。今天，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思想，继承其正确的科学论断，扬弃其已被实践证明的错误的部分，并从他的实践和理论的失误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的惟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们光大和发扬前辈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财富的惟一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促进我国文化和文艺的进一步的繁荣。 原载：《文艺报》2013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