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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学研究的深入、研究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对资料的利用。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善于利用资料,分析资料的可靠程度,进而剔除不可信的资料成为研究工作能否逐步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否则盲目地使用资料会削弱晋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影响其研究水平的提高,甚至会使研究走入歧途。 作为研究晋地的学问,晋学研究 的资料主要产生和保存于三晋这一区域,其中以碑刻、地方志、家谱三者为大宗。山西现存明清及民国的碑刻与地方志、清代民国的家谱较为丰富,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碑刻、地方志、家谱的史料价值高低具有相对性,在研究中必须认真鉴别,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以求合理利用。但在近年来的晋学研究中,对碑刻、地方志、家谱资料不加辨析地盲从却经常能够见到,这种倾向在外省的地方文化、地方学建设和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务必引以为戒。对碑刻的利用 山西民间现在散存着许多明清和民国碑刻,但大部分是寺庙宫观(民国年间废庙兴学,许多改建为学堂)内的功德碑,其中多有精品。如现存于临汾市安泽县府城镇高壁村的通玄观(主体为清代建筑,已严重损毁),现存金代石碣2方、元碑1通、清碑3通、民国残碑1通,合成一组道教历史资料;其中1方金代石碣为兴定元年(1217年)尚书礼部赐通玄观牒文;元大德三年碑阴之“通玄观记”,记有当时周边6县的13处道观名称,成为研究元代该区域道教历史的珍贵资料。现存的碑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绝对不敢把碑文所记完全等同于历史真实。比如晋城市阳城县山头村的水草庙(建国前期在庙内办过学校),主要为纪念广禅侯(当地人指传说中当地两宋之交的一位民间兽医常顺)而闻名,其庙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现存的系列碑刻都是清代民国的,最早为顺治十六年。据曾在此教学的一位教师回忆,庙内原有大小碑刻六十余通,1976年全部拆毁改建成教室;他于1959年曾抄录过其中的几通碑文,其中的一通明代碑刻(碑现已不存)碑文称元太宗七年修广禅侯大殿,至明成祖十六年(1418)又整修大殿,并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宋金交战于平阳年余,宋军战马万匹生病,常半村牧医常顺将其治愈,宣和二年(1120)钦封广禅侯。(详见阳城县广禅侯学术讨论会筹备组编《全国首届广禅侯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1987年9月)。这通抄录的明代碑文所记的宋代和元代的事,值得琢磨,其中关于1114年宋金大战于平阳一带的历史记述是明显错误的,其时金还没有建国,再者北宋末年宋金也未曾大战于平阳。过去就曾有人轻信此碑文写过历史研究文章。这通抄录的碑文对于研究民间信仰、民俗文化有一定价值,已有学者写过研究文章《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进行文化开发也可以,阳城县与山西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广禅侯传奇》,编著出版了历史小说《兽医广禅侯》。可见,有的碑记内容从属于民俗文化现象,应该用民俗文化学的视角去思考,不符历史实际的碑文内容千万不敢用作史料研究历史。对地方志的利用 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最基本的资料,内容最为详尽。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山西现存的地方志(省、府、州、县志)主要是明清及其以后的。一般来说,地方志记载编纂时代的内容时可信度相对就高些,某些资料可以补充它书记载之缺失或疏略。但利用后代编纂的地方志来研究前代历史时,就得小心谨慎,甄别辨析材料。比如,辑自《永乐大典》的洪武《太原志》古迹目载有榆次县金代有煤窑三十座,并有具体地点,这是极为少见的金代煤窑史料,是研究山西乃至中国煤炭开采史珍贵的资料。再如,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刘恕(1032-1078年)曾在宋仁宗时任和川(今属临汾市安泽县)令,而现存的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新修岳阳县志》和民国《重修安泽县志》俱作“英宗时以进士知和川”,当误。(详见李裕民师《刘恕年谱》,载氏著《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先生推算刘恕始知和川的时间大致在宋仁宗至和元年即1054年前后。北宋知县的任期一般为三年。宋英宗到1063年四月才即位)。现存明清两代及民国时的地方志在记述前代历史时属于二手资料,研究时不妨查找更早的资料,以早期资料为主,当时的资料最好,适当参考后代编成的资料,以免以讹传讹。当然,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家谱的利用 山西民间现存清代、民国家谱较多,对家谱内容史料价值的判断也应区别对待。大致距离家谱编撰时代较近的内容信息准确度较高,如世系、族人年龄、履历、婚姻、墓地,对于研究基层社会结构较有价值。某些收录、保存于人物传和艺文中的诗文整篇或残句对于文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的内容可以起到补史的作用。如笔者不久前从地摊上寻得的民国二十二年续修襄陵(今属临汾市襄汾县)李氏家谱(抄本),谱中抄录康熙六十年、嘉庆二十三年所修家谱内容,始祖李岩,其中记八世李本隆第二子李宦“乙亥地震殇”、九世李宠长子李寄德“地震殇”,可以作为研究康熙乙亥(1695年)平阳府大地震灾情的资料。但家谱中追述远代祖宗名人的事迹时,主观感情因素往往较重,牵强附会、夸大其辞者甚多,比如攀附历史名人当远代祖宗、夸大家族贤能者功绩;远代祖宗情况不详时,往往均称其祖先明朝初年自洪洞大槐树移民而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因此使用时应慎之又慎。如笔者所见临汾市乡宁县七郎庙村杨氏后代所编的《重修杨氏家谱》,谱中尽管转录了明清两代《杨氏家谱》的一些内容,但罗列的家族远代祖宗仍然包括杨宗保在内。代县杨忠武祠所藏道光和光绪版《杨氏族谱》,杨宗保仍列为杨业孙辈,正如新编《杨氏族谱》序言所称该谱的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绝非全部,可见主编者的态度是严谨理智的。 由于有山西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近年来的晋学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步。但与此同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除上述对碑刻、地方志、家谱等资料不加辨析地盲从外，还有混淆历史与文化现象、研究中的主观感情压倒理性思辨等等。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对晋学研究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不仅会损害学术本身,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只有坚持科学,崇尚学术,科学规划,扬长补短,晋学研究才能再上新台阶,晋学才能立足中华学术文化之林,才能实现文化兴晋的发展目标,惠及后世。 原载：《光明日报》2009-1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