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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艺术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 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中国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影响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问题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现当代颓废的艺术往往体现出作家有意识的美学追求。20世纪90年代商品浪潮席卷而来，拜物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在社会上沉渣泛起、蔓延腐蚀着人心，中国固有的传统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遭到挑战，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贾平凹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感应时代的脉动，沉潜在生活底层思考着，在文学创作上提出更高的诉求，对自己固有的创作路子逐渐厌倦，开始90年代“独语”式的个性化写作。有人认为《废都》是“一部缺乏道德严肃性和文化责任感的小说”，“趣味格调上，它是低下、庸俗的”；“思想理念上，它是肤浅、混乱的”；“情感态度上，它是畸形、病态的”。“它本质上是一部颓废陈腐的旧小说”。批评者持有的伦理教化尺度散溢着古典的崇高之美，然则过于偏激的言辞无疑抹煞掉了作品蕴含的深层意味，显然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我认为王富仁对贾平凹的概括很是恰当，“他抓破了自己，也抓破了废都的面皮”。的确，废都文化意象的蕴积得益于作家这种不惜“抓破”“面皮”、“作践自我”真诚坦率的写作心态。其实作家在超越自我的创作过程中，心灵深处也经历着凤凰更生于熊熊烈火的焚烧与熬煎。 贾平凹执著于自我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废都》是精神的颓废、沉沦，到《白夜》简直是荒芜、萧条，进人《土门》是绝望的反抗与虚无的呐喊。《白夜》中夜郎“感觉到了头发、眉毛、胡须、身上的汗茸都变成了荒草，‘叭叭’地拔着节往上长，而且那四肢也开始竹鞭一样伸延，一直到了尽梢就分开五个叉，犹如须根。荒芜了，一切都荒芜了”。生命的孤寂、荒芜是《白夜》的基本情绪，这与《废都》颓废的文化心态同出一辙，城市文化以及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有关幸福生活乐观的廉价的承诺，文明背后掩藏着茫茫的危机和深深的陷阱。《土门》仁厚村村民展开保卫村庄的绝望战斗，带领村民战斗的村长成义的尸首被肢解为七零八落的碎片，而梅梅一直梦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去寻求安慰，严酷的现实使作家感到希望渺茫，那安置村民的“神禾村”仅仅成为贾平凹幻想世界的乌托邦。涉及“废都”文化景观描写的还有小说《黄色》、《倾斜的黄土地》、《月亮的环形山》、《冻日》、《痉挛》、《困窘的小号》、《白天鹅》、《幸存者》、《命运峡谷》、《古城岁月》、《热爱生命》、《人格破碎》等小说，这些小说尽情展示灵魂在苦难重压下扭曲的无奈。麦甲的《黄色》从忧世伤时的文化角度对古都(西安)知识分子的懦弱性格给予解剖，主人公于庆甫意欲摆脱浸染浓重传统文化的旧我以迎接现代社会，却堕入乱伦的尴尬境况，精神分裂近于崩溃，整部作品的颓废况味相当浓厚。颓废不单单是一种颓唐、没落、残废的情绪，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文学意象、文化选择及文化策略耐人寻味。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颓废总是与进步、新生联系在一起，是动态的哲学概念，颓废是“一种方向或趋势”，“进步即是颓废，颓废即进步。就其生物学含义而言，颓废的真正对立面也许是再生”。马泰·卡林内斯库对于颓废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于废都心态、废都文学、废都文化的把握。穿越颓废，就会跨向进步，不在颓废中沉默，就在颓废中醒觉。贾平凹废都意象的营造，意在收拾灵魂碎片，不妨理解为一种写作的策略，不乏对颓废现象的厌倦、抵抗。庄之蝶游走于女性之间的行为动机，期盼借助原始的性行为达到自救解脱，然而此路不通，倒在了废都车站。车站是人生驿站的象征，他可能醒来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其实，他算不上什么有力量的人物，但这种不甘被城市吞没的挣扎劲头，显示出逆流而上对现实的叛逆精神。《白夜》中再生人的自焚、留下的那把钥匙、夜郎的梦游，寄托着作家对生命存在神秘意义的执著探寻。 事实上从《浮躁》开始，贾平凹就渴望“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渐渐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相疏离，放弃那种大我的“社会化写作”，走人发掘自我的个人式书写，以富有策略的手法表达着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形而上哲理思考。如果说，80年代的《浮躁》是作家对于70年代作品的否定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作品是对80年代作品以及自我精神更为深切的超越。当然由于知识结构、个人才力以及时代的限制，《废都》并没有最终成为贾平凹“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他那“生于忧患”之心态一直在深化、延宕，心灵河流的幽暗处流泻着困惑、迷茫、颓败、荒芜和犹疑的“意识流”，他寻求着对于自我、世界、宇宙的精神超越或解脱，这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小说中均有昭示。这一系列颓废文学意象犹如沉沉暗夜里隐约可见的一线星光，这一线星光渺茫不及、似有似无，然则由于执著和期待，缕缕曙光必将呈现于黎明的天际。令人欣慰的是贾平凹近作《高兴》(发表于《当代》2007年第5期；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眼光、直面现实的勇气书写商州乡民刘高兴打拼西安的奋斗经历，作家赋予拾破烂的刘高兴达观平和、从容忍耐的文化内涵，这样的文化内涵与传统道家文化暗中契合。《高兴》的面世，表明作家文化心态发生了突转：由上个世纪末的浮躁、迷茫、颓废跨跳到新的层面，淘洗掉凌厉浮躁之气，少了颓废低迷的晦气，多了历练风霜的平和与宽容。然而这种突转似乎缺乏必要的过渡以及合理的现实依据，略有突兀之嫌。尽管忍耐苦难、达观生活是普通人民长期信奉的生存信念和准则，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也正是源于这种对苦难的坚守与忍耐。对此我们做出这样的理解，作家借助文学的想象传达一种审美意识与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意识与追求穿越颓废迷茫，以颇有策略、张弛有度的平和心态适应现实社会。也就是说，作家力求走近平和心态，而现实并没有提供给刘高兴等底层人民真正平和心态的社会基础，这种心态的最终完成需要物态层面、制度层面乃至于思想意识诸多层面的有机综合作用的保障，当然这有待于整个时代的全面进步和人的主体意识的高度觉悟，作家在思想艺术上需要更为自觉、更为深切的不懈追求。 与上边提到的贾平凹逼近现实不同，激情四射的红柯从遥远的草原、茫茫的戈壁滩，从太阳升起、雄鹰飞过的苍天，骑着骏马奔驰而来，带着关于英雄的传说《西去的骑手》闯向陕西(西安)文坛。作品一扫文坛“颓废”之风，流露出强烈的英雄崇拜心态。红柯从新疆异域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元素，塑造出英雄马仲英，给虚脱疲软的现代生活注入了热血沸腾的力量之美。《西去的骑手》着意渲染英雄身上独特的剽悍、野性，并将这种彪悍、野性提炼升华为小说的一种文化精神，借助诗意化的渲染表明作家对衰弱文明决然的否定，寄托出对健全本真生命的追求。红柯眼中，马仲英生命中激荡的英雄气质恰是摆脱当下虚脱、疲软生活的回春之药。崇尚硬汉精神近乎英雄崇拜的心态在《丝路摇滚》(文兰著)、《丝路之父》(权海帆、孟长勇合著)、《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著)、《正气歌》(炳煌著)等小说中均有流露。的确，当颓废成为“一种方向或趋势”时，那么颓废就会演绎出更生和复兴。西北汉子狼娃(《丝路摇滚》)、张骞(《丝路之父》)、文天祥(《正气歌》)或以强悍蓬勃的生命活力，或以“虽九死而未悔”的人格力量谱写各自英雄的篇章。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现实叙事，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中短篇小说，都在历史沧桑与人生曲折中表达着不懈的生命追求，那确是一种贯通古今的坚韧和顽强的精神力量! 从这里可以看出，英雄崇拜心态是对废都废土心态的一种突破和超越，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怀旧情绪，一些作品明显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又如韦昕的《大唐纪事》、《吹落黄尘》等)。多年居住陕西，创作有《采桑子》、《青木川》等长篇小说的著名女作家叶广芩，带着对北京满族贵族文化的深切记忆和对西安古都历史文化的深切体认，力图进行文化融会，坚守文化转型中的道德立场。她的信念是：“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自然，腐朽可化神奇，堕落意味反叛的情形或可与追求超越的心灵相通。由此也可看出，这种力求有所超越的积极心态与上述的颓废文化心态共同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杂万端的文化心态。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恐惧，诸如地震、海啸、瘟疫、战争、沙尘暴等接踵而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气候反常，乱象丛生，不安与恐惧吞噬着人类的心灵，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个真正的‘世纪末’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深深地刺激着作家，加之今日“废都”的荒凉与昔日古都的辉煌形成的巨大落差，更加牢牢地纠缠着陕西(西安)作家，这样危机感愈强，幻灭感愈深，艺术创造力似乎愈是华丽，这是奇特的吊诡。无可奈何的颓废心态与竭力振作的超越心态是世纪末情绪的映照，颓废心态是世纪末情绪的具体化，超越心态是颓废心态翻转后的别样形态，是颓废心态嬗变后必然的升华，两者相依相生而又互为补充。 总的看来，西安作家的文化心态目前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混沌及迷乱，精神危机仍未解除。笔者看来，他们要冲出精神的危机必经的路径主要有三： 其一，立足地域文化，弘扬“汉唐气魄”。积极继承陕西(西安)审美文化的优良的传统，立足于西安文化，以西安文化中优秀文化因子为根本元素，以此增强西安人的自信心和“汉唐气魄”。从文化心态层面看，西安是中国人的尤其是西安人的“内心城市”，在心灵体验和历史记忆中西安(长安)是伟大、神圣的，它在环太平洋区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样伟大的城市也当有伟大的文学与它相称!西安作家也当充满信心，像2006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那样，尽心尽力书写自己的“内心城市”。这位获奖者获奖的理由主要是：“在他土生土长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中挖掘出忧郁的精神气质，发现了文化冲突和交融的新象征。”帕穆克的一部代表作就叫做《伊斯坦布尔：城市的记忆》。我们自然也热切期待着古都西安能产生类似的世界著名作家，甚至是更伟大的大师级的西安作家!因为西安的历史、文化在任何意义上都堪与世界任何城市或古都相比，至少不比伊斯坦布尔更少历史文化积淀和悲壮意味。 其二，坚持“文化习语”，实行“拿来主义”。努力放眼世界，开拓视野，突破保守、封闭观念，在与多元文化“对话”中汲取异质文化的有机营养，以现代的、开放的文化因素为重构的必要因素，借助异质文化的力量重构西安文化。要产生伟大的西安文学，作家必然要在西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转化、包容进现代开放的元素，综合创新，和而不同，建构更具魅力与活力的西安文化。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对古都西安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一定要有非常强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切不可醉人其中，搞盲目的顶礼膜拜。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整体超越而非简单顺应，才勉强建立了属于现代的精神文明与人文品格，培植了能够走出颓废衰落之境的超越、奋进的积极心态。当今的西安作家要目光如炬，大气磅礴，海纳百川，方能在文学创作、文化创造上真正大有作为。 其三，增强“流派意识”，创造文学流派。2006年11月在西安曾召开由哈佛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发起的“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著名学者王德威强调指出：西安仍是国际都会的所在地，不断挖掘西安文化底蕴是其一个大的心愿。与会学者集中讨论了类似于希腊学(Hellenic Studies)、“罗马学”的“西安学”的国学价值及人类学意义。西安文学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有这样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上述“文化习语”的广阔空间，要进行卓越的文化创造当是必然的历史要求。而从文学发展角度看，就是要努力增强文学流派意识，创造特色鲜明的文学流派。西安作家应该积极借鉴当年诞生于北京、上海的“京派”、“海派”等文学流派的经验，从本土生活体验出发，整合力量，振奋精神，综合创新，努力创造出堪与“京派”、“海派”相媲美的文学流派——“安派”。“安派”源于一定语境，根据“京派”、“海派”术语粘连而来，于此提出供学术界同仁讨论。有学者认为擅长表现诗意乡土的京派和擅长表达商城人生的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那么“安派”也许应该是二者的综合与超越。京派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等，海派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而初显流派风情的“安派”也拥有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等文学健将。当西安作家群的流派意识趋于成熟之时，必然会更加凸显属于“大西安”的“安派”风格。对此，我们有理由给予期待，但详细的论说却只能有待另文探讨了。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３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