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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东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被“问题化”，被作为一个问题，被作为一个难题讨论。这个难题在于，中国文论已成为世界文论的边缘地带，已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边缘地带。可悲的是，人们很少将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走向世界”、“看世界”、“与世界接轨”、“中国与世界”等，这些看法从某种程度上都说明了中国的边缘化处境。可以说，没有比“在边缘”更能反映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当前境况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论从“自给自足”到“疯狂引进”，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不断“刷新”，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中国文学理论成为西方文论的“集散地”，于是惊呼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文学理论从本体论降解为方法论，又从方法论降解为材料论，中国文论只能提供解答问题的材料，而不能提供解答问题的方法，不能提供解答问题的最高原则。因此，“在边缘”和“材料化”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悲剧命运。 但是，身处这一环境当中，中国文论尤其需要强调自己的身份。因为，中国文论一是无身份，即在不断刷新和改写的过程中，中国文论的面目不清，或没有得到及时更新。[1]二是无地位，即在中国经济逐渐崛起之时，中国文论不能对中国文学发声，不能对世界文学发声，也不能和西方文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文论的模糊面目、卑微地位与中国国家的崛起并不相称。因此，中国文论在明白自己处境的同时，也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即力图获得较为清晰的文论身份和较高的文论影响力。 人们意识到，在国际文学理论界，不可缺少中国的声音。但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人们往往遗忘了东亚。放眼西方，为什么西方文论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地影响世界文论？正是由于西方文论是由数十个国家文论所组成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波兰、瑞士、荷兰、挪威、加拿大等，其中文论大国就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而中国为了扭转自己的处境始终都是单打独斗，以一对十，失败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西方文论的优势之一就是地缘优势，更具体说就是地缘文明的优势。在大体相近的信仰基础上，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现实语境中，经过民族与文化的差异性过滤，不断形成新的文论形态，从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西方文论。“地缘文论”这一视角将有助于中国文论寻找到自己的伙伴，并以整体的力量通过东亚文论声音的共振从而促进东亚文论和中国文论的世界化。 因此，细致梳理这一东亚的集体声音将有助于中国文论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中国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日本、韩国的文化迅速崛起将中国文化甩在后面的种种危险。所以，东亚由原来的一方独大、双方对立到现在的多国互动，正预示着东亚有可能在竞争与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整体性的异彩纷呈的东亚当代文论生态。 一、文学理论的地缘文明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弱化，“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逐渐成为一个分析东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关系的重要方法。这一时期，与被较多谈论的地缘政治、地缘军事不同，地缘文明则相对较少地被谈及，或者说还未引起全面讨论。地缘文明是一种文明研究的视角，是“对特定民族、国家或‘文明’之间存在的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逃避的毗邻关系进行描述，进而对古往今来人类共同体之间因先天性毗邻关系而发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互动或这种互动的可能性加以讨论”[2]。具有这种地缘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统称为某一区域性的地缘文明，东亚就是一个典型的地缘文明。对中国而言，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这些都是地缘文明的领域。对东亚本身而言，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构成相对完整的东亚地缘文明。 以上是狭义的地缘文明，广义的地缘文明则从陆(地)、海、空三个方面阐释地缘文明。东亚在古代是一个地缘文明，近代以后是一个地缘-海缘文明。地缘文明时期，陆地交往方式对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更加明显，包括军事、经济、行政、交流等。进入海缘文明时期，海洋交通方式对社会的重要影响，近代航海线对一个国家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中国自1840年以来遭遇来自海外的入侵越来越多(英、法、日、美等)。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这就是太空文明，或者说是空缘文明。空缘文明时期，信息交通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变化，卫星通讯、天气预报、卫星定位等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 地缘文明产生了“区域化”，海缘文明产生了“全球化”，空缘文明产生了“太空化”。空缘文明时期，人类对外层空间的拓展、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地球卫星轨道、地月空间站、行星移民开发计划等，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将越来越大。就目前而言，空缘文明并不是独存的，而是和地缘、海缘密切结合的。比如，今天的美国有强大的地缘文明，囊括整个北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整个美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也有强大的海缘文明，整个海洋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下，海洋地带的印度、西亚、东亚、澳洲等都是美国军事力量所及。为了保障美国的地缘、海缘优势，美国又发展其强大的空缘文明，以期有效遏制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地缘文明、海缘文明、空缘文明受到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的启发[3]，但又有所不同。前者的侧重点不是要分析一国文明，而是分析在相同或相近地理环境下的文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如对东亚的地缘文明分析，就是指同一地缘内部的文明关系，中日、中韩、韩日等。同样，海缘文明并不是对整个海洋文明进行分析，而是侧重对具有相同海洋地理环境的文明间关系的分析，比如，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日本、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当然，地缘与海缘有交叉。随着中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海洋交通线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生命线。在古代，东南亚属于中国传统地缘文明，因为中南半岛历来是中国传统势力范围，中国的“大三角”疆域空间想像就基于此。[4]同样，空缘文明虽然还没有被太多人熟悉，但基于空间技术的发展，地月空间站、地火空间站、卫星轨道系统等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地缘、海缘、空缘文明的交接点上。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缘关系，与中国接壤和隔海相望的国家有19个之多，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区域之中。从文化信仰来说，中国又处在儒家(东亚)、伊斯兰(中亚、东南亚)、佛教(南亚、东南亚)、基督教(美国、俄罗斯)的交叉地带。尽管如此，从地缘文明着眼，东亚是相对完整的一体，将成为中国地缘文明的突破口。东亚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和相似的文化信仰，可以说，经营东亚地缘文明将成为中国走向海缘文明和进一步拓展空缘文明的重要桥梁。 二、东亚地缘文明的历史继承与当代选择 在古代，东亚的板块是相对孤立的。到了近代，海洋交通日益扩大，随着天空和太空技术的发展，东亚日益融入世界。中国和日本都是被海洋国家改变了历史命运的，这也成为东亚地缘文明转向地缘-海缘文明的一个有力的说明。但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东亚各国地区之间在文化上却有着不同的路向。在核心/边缘、传统/现代、西方/东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华性/民族性等方面，东亚陷入了严重的纠葛与冲突之中，其所提供的丰富的文化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审理。 东亚地缘文明本身有其历史的渊源，在东亚，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以汉儒文化为核心的地缘文明及其周边的半边缘区、边缘区，而且随着世界文明的嬗变而变化。由于中国的世界观是一元论，而日本的世界观是多元论，所以在西方进入东亚之后，日本较能适应，从而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想。日本的亚洲观或者说东亚观的此消彼长是日本文化世界观的晴雨表。江户时代的日本也有这种思想，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实》中就称日本为“中华”“中朝”。 东亚各国之间的历史化冲突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日益明显。首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更大力度地挑战和颠覆东亚旧的一元国际体系，通过“脱亚入欧”(实为“以欧侵亚”)方式书写自己的文化世界观，但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东亚的崛起使得日本的定位显得尴尬，中日角逐东亚国际秩序在所难免。其二，韩国(及朝鲜)与日本存在历史积怨，曾被日本殖民长达50年。其三，韩国与中国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韩国不能正视历史事实。其四，台湾地区在本地区的关系较为特殊，可以说，台湾是中国海缘文明的关键。其五，香港澳门的被割让使其身份出现了认同危机，但随着中国的崛起，香港澳门已回归中国。受苏联影响与历史原因，蒙古的独立性意识也比较强，并且在未来，蒙古将是东亚各大国文化角逐的试验场。 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各国各区选择了不同的政治观和意识形态，中国、朝鲜、蒙古属于社会主义，日本、韩国等属于资本主义。195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受到外界误解。[5]在当代，加强文化沟通成为东亚地缘文明健康发展的积极道路之一。 在文化上，近代以来的东亚文化秩序遭到不断的改写。在文化序列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属于大中华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属于汉文化影响区。目前对中华正统文明强调比较厉害的是韩国，从最近几年韩国对端午节、韩医等传统文化的重视就可见一斑。在文化价值层级上，中国具有核心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价值观的输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却出现空场，流行、消费、后现代成为对价值的无情调侃者和摧毁者。韩国输出儒家文化形态的文艺作品不仅大大改善了经济，而且对中国文化构成一种挑战。日本同样保持其较为浓厚传统价值观，但其过于现代的历史经历也成为未来中国价值观的一个挑战。这样中国的挑战就是一前一后，因此，中国急需完善自己的价值体系，确保文化大国价值威信。就目前文化关系而言，韩国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包袱太重，民族主义情绪较浓，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平等焦虑”，而日本由于大国地位的沉浮不定，文化心态上则呈现一种“大国焦虑”，“正常国家”、“入常”等则是“大国焦虑”的具体表现。 从文化交流史进行动态考察，最近一个半世纪，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具体的体现是东亚文化中心的变迁。明治维新之前，东亚的文化中心是中国，明治维新之后，东亚的文化中心是日本(当然主要还是西方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但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文化“二传手”地位等原因，中国留学生的大潮遂转向了西方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东亚由于被意识形态分割，几乎没什么文化中心，或者东亚的文化中心不明显，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东亚的文化被美国、苏联所影响甚至主导。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东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中心，比如北京、上海、香港、东京、汉城等。文化中心变迁的一个标志就是留学。据统计，中、日、韩三国之间彼此是最重要的留学国家，中、日、韩接受的除三国之外的留学生人数非常少，说明东亚的中、日、韩依然是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从总体上说，东亚作为东方文化远远没有世界化，更多的是区域内的世界化，中、日、韩已经成为相互间的留学输出大国和留学进口大国，但还没有超越区域文化之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国。 文化和经济实力密不可分。中国经济的崛起必将带动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在地区综合实力上，日本第一，中国第二，韩国第三。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中国是蒙古的最大投资国。韩国的投资最多投向中国。虽然中国接受的海外投资第一是美国，但紧随其后的就是日本，而且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中最多投向中国。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具有地缘优势，日本、韩国的对华投资，中国对蒙古的投资，都说明东亚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性。经济实力成为文化推进的重要保证，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数据表明，目前东亚的头号文化产业大国是日本，其次是韩国，第三是中国。[6]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强盛，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因大众文化的浮泛性使得经典文化和传统文化一直疲软。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一定非得走文化产业之路，但必须加强文化自身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生产”。 东亚地缘文明实际上也是古、今、东、西的一种交融，蒙古苏式现代化、日本和魂洋才式现代化、香港“一国两制”现代化、韩国儒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交叠在一起。在现代化的经验上，保留传统与文化创新成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使命。 最后，民族是文化经验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东亚地缘文明中唯一一个具有多民族经验的区域，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都是单一民族区。多民族的文化经验将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三、苏、美因素对当代东亚的文化影响 海缘文明崛起以来，东亚逐渐全方位地遭遇西方。在最近的500年中，东亚先后身处“天下体系”(止于1896年)、“全球殖民体系”(止于1945年)、“冷战体系”(止于1989年)和“多极化体系”之中。作为相对封闭的区域，5个世纪以来东亚日益“被世界化”。英国、法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改道，美国对日本发展方向的改道，其影响都是巨大的。进入当代，“天下体系”、“全球殖民体系”和“冷战体系”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若隐若现。“多极化体系”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东亚在政治上处于“雅尔塔体系”之中，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冷战体系”到“多极化体系”过渡阶段，在文化上处于“后殖民体系”之中。如此复杂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的构造力量是苏联和美国，而当代则主要是美国。 美、苏是广义东亚的重要成员，它们对东亚的文化渗透和影响值得探讨。虽然二者在文化上由于缺乏直接的地缘因素，影响主要靠行政力量。苏联和美国对东亚的直接控制，一方面东方文化接受苏式和美式的改造，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也为苏联特别是美国直接所感受。比如美国占领日本，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进入日本，日本与西方文化发生近距离的接触，日本的书法(主要是吸取西方抽象艺术之后的日本现代书法)就通过美国人而被西方人所了解、认识和认可。[7]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了东亚东部(韩国、日本、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的艺术品更容易地进入美国，而美国的文化也相应成为该地区的强势文化，由此东亚与美国构成一种并不平等的文化互动，客观上有利于东亚文化的世界化和美国化。[8] 美国进驻韩国的最大的文化事件就是韩国的废除汉字，但汉字在韩国并没有彻底消失，从而表征了韩国在中华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徘徊和力求平衡的努力。直到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这说明汉字是东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的事实。与此同时的朝鲜废除汉字则同样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韩国的废除汉字是西方意识形态与东方意识形态的斗争的结果，朝鲜的废除汉字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胜封建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措施(此时中国大陆的简化字改革也出于同一原因)。并且至今朝鲜也没有因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恢复汉字，这比韩国更彻底。这种出于意识形态的简单化的文化政策是有一定的偏颇的。 蒙文虽然本来没有汉字，但也受到苏联的影响，蒙古仿照斯拉夫文字改写了原来的蒙古文，这就是西里尔蒙文(新蒙文)，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1990年以来，蒙古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化，并折射到文字上。2003年，蒙古政府出台了《拉丁文字国家计划》，计划放弃正在使用的西里尔文字，改用世界通用的拉丁文字，而拉丁化就意味着英语化、西方化、美国化。俄罗斯文化退潮之后，蒙古文化的真空又被美国文化所填充。[9]可以说，蒙古近100年来都未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第一外语是俄语(1960年代中期以后是英语)；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苏式改造；中国的文学理论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有“前苏联体系”之说，等等，这些影响有的至今犹存。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台湾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美国在东亚的对手从苏联转移到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变动不定。 最近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引起人们的重视，即将中国的定位从“远东”转到“近西”。[10]但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似乎都可以称为“近西”，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近西”的？可以说，是在美日、美韩同盟这一立场，或者说，美国从来就把日本、韩国看作自己的前沿阵地。但日本、韩国民族情绪和正常化进程的进展，美国遭受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而是中、日、韩三国的挑战。美国压制日、韩的独立性价值，必将引起日本、韩国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对中国和东亚而言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反思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把美国看作“远西”(比欧洲还靠西的区域)，而是把美国看作美好的国家，这一点从中国对“美国”国名的翻译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一向以礼待人，其所译国名者均显示文雅之意，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此可见，中国融入世界本就是以一个谦恭的姿态出现，但日本不同，时时贬低他国。比如，把中国称为“支那”，把美国称为“米国”，把俄罗斯称为“露西亚”(露国)，把德国称为“独国”，岛国心态可见一斑。当然，译名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世界观的某种情感印记。 四、熟悉的陌生人：当代东亚文学理论 地缘文明构成地缘文论的基础。[11]如果东亚文论不清醒意识到地缘文明对文学理论的积极作用，东方文论的世界化就会大打折扣。 就目前而言，世界文学理论的组织平台并没有完善起来，“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仅仅是一个挂名的机构，没有实质性影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仅仅局限在中国，影响有限。“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与文学理论关系并不是最紧密的，但设有文学理论组，而且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研究都可能属于广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诗学)。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9届会议几乎未讨论东方文学。1982年以后，东方文学与文学理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始被讨论，但没有一届是专门讨论东方文学的。就东亚地缘文论而言，虽然举办过一些涉及文学的会议，但迄今为止没有成立“东亚文学理论学会”之类的联系组织、机构，也没有举办过一次“东亚文学理论研讨会”，致使当代东亚文学理论最新信息和动态得不到及时的传布。值得一提的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在韩国文论家赵钟业倡导下，成立了国际东方诗话学会，以韩、中、日三国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为中心，该学会先后举行了六次东方诗话国际学术大会，“开辟了东方诗话研究的国际化时代”。[12]这一学会的意义是明显的，第一它是国际化的，第二它是文化性的，这必然促进东方文论研究的发展。当代韩国的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对中国涉及较多，翻译了大量的当代中国美学与文艺学著作，但中国却较少涉及韩国方面的研究。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对东亚文学理论颇为陌生。通过CNKI(1979年到2008年)数据库，对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论文加以搜索统计，其结果如下： 涉及日本文艺理论的论文有十余篇，可以看出，对日本文学理论的总体研究数量偏少，而且这些论文关注的或为中日比较文论，或为日本古典文论，很少涉及当代5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的文学理论。倒是一些非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文章点到了一些日本文学理论的基本情况。如姚继中认为，“纵观日本文学史，由于哲学根基的匮乏，日本人并不十分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一概括基本符合日本文学的状况。因此，“文学理论对日本人来说，不是分析性话语，而是指导性话语。换言之，文学理论不是用以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而是用于指导作品的创作，衡量作品结构的合理性”。就目前情况来说，日本学者不太能接受的，就是用某个西方的文学理论去硬套某个文学作品。[13]这些只言片语可以说对日本文学理论是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庄焰也有相近的说明，他说“日本的文学批评界不单纯热衷于研究各种系统的文学理论(按，指西方的文学理论流派)本身，而是执著地钟情于文学作品以及细读作品后的(运用理论进行的)赏析式批评；多见文学批评家而几乎不见文学理论家”[14]在中国、日本学者所著文学史著作中，也有部分涉及文学批评，惜多止于80年代。对日本当代文学理论，孟庆枢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超文本论做了描述，展示了日本当代文学理论的部分风貌。孟庆枢引日本学者的看法，战后日本文学理论主要也是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在当代则逐渐寻找自己的理论创新。[15]这说明，包括日本文论在内的东亚文论都面临着自身文论创新的重大历史问题。 涉及蒙古文学理论的论文没有一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蒙古文学理论批评一无所知，史习成在其《蒙古国现代文学》一书中提到90年代以来蒙古文学批评的某些变化，他说，“自1990年以来，文学评论限于沉闷，许多评论家没了声音”[16]。这说明蒙古国政治变化带来文化和文学上的变化，蒙古文学理论批评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据此书介绍，1995年S.Baigalsaikhan出版了《文学导论》一书，是蒙古新形势下的文学理论的反应。另，王满特嘎的《蒙古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对蒙古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做了系统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蒙古当代文论的背景与源头。[17]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题系统研究蒙古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具有较高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论著，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18] 与蒙古类似，很少有论文涉及韩国和朝鲜文学理论。但有一些专著则涉及朝鲜的“主体文艺理论”，但阐发的并不充分。[19]另外，作为朝鲜、韩国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文学背景知识，《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亦有参考价值。韩国出版的并已译成中文的《韩国现代文学史》描述了1900年代到1980年代的韩国文学，其中每一年代均设有“批评”一章，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充分的“韩国现代文学批评”。[20]由此可窥文学理论之一斑。 涉及大中华地区的文论显然数量较多，如涉及台湾文学理论的论文为20余篇，其中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比例相当。对澳门文学理论和香港文学理论涉及不多，但都属宏观总体的研究。[21] 在除中国大陆以外，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理论中，中国台湾地区最多，日本次之，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又次之，朝鲜、韩国、蒙古乏人问津。对台湾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推古远清(20余篇中有一多半是古远清所写，或评论古远清)，另有一位则是古继堂。 与论文情况相似，关于东亚文学理论的专著也是台湾最多，均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检索系统，关于台湾文学理论的专著有三部，古继堂和古远清各一部[22]，另一部则由台湾学者撰写[23]。另，黄曼君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用了两章来分析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理论批评[24]。在资料汇编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有《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1：文学理论》(简政珍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93)。根据这份资料汇编可看出， 文学理论研究者出身几乎全部为英文系或外文系，并且多数为比较文学博士，中文系出身的文学理论家很少，这同大陆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总体情况看，对台湾文学理论的研究最为充分，主要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语言，其他地区均有所欠缺。当然，关注作品层次的东方文学或东亚文学的教材、专著并不少见，遗憾的是多数都未能将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纳入其中，即便有也是点到即止，未能深入讨论。东亚的文学理论资料编选亦不如西方文学理论之繁荣，迄今为止只有一本《东方文论选》[25]，而且不涉及当代东亚文学理论。中国第一本《东亚比较文学导论》[26]把篇幅给了古代和文学，对当代文论几乎未做任何说明。总之，中国对东亚文学理论整体性的忽视，使得东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风貌模糊不清。 五、东亚文学世界化努力与文学理论批评逆差 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初，政府就拨出专项资金，请来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翻译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一流作家的作品。这些西方专家被安排住在日本，让他们了解日本生活，观摩相扑、茶道等各种日本特色的东西。由此，日本将本国作家推向了世界，可以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一氛围的结果。今天，日本仍然继续资助外国人的出版，只要是和日本文化相关的，都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韩国也紧随其后，1973年，韩国成立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2001年，韩国成立韩国文学翻译院，大力推出韩国作家。目前韩国文学的“世界化”成为韩国文学的国家政策。[27]进入21世纪，中国也在转变思路，开始大力推出本国的作家到世界上去。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力求通过5年时间，向世界译介100部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一活动名为“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作协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近5年来共派出81个代表团406位作家访问了美、英、法、俄、德、日、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同时接待了俄、日、美等20多个国家的407位作家来访。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日本在60至70年代、韩国在70至80年代、中国在90年代以后)，东亚各大国都在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此时包括文学和批评在内的图书输出则不足。据国家版权局统计数据，1995~2003年中国引进版权58077项，输出版权5362项，比例是11∶1。[28]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则是4000∶24。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日本、韩国。扭转东亚图书输出长期逆差就成为东亚各国的重要文化任务。 图书输出之外的现实“话语输出”也不足。文学理论界、文学研究界铺天盖地的是“引进西方文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等，可以说一旦遇到西方文学理论，不是拿古代文论来招架，就是被动迎战。中国在古今错位与对象错位中，无法找到自己坚实的文论地基。2000年美国文学理论家米勒向中国发出文学研究的终结的死亡之音，迅速引起中国文学研究的反应。2002年美国文学理论家詹姆逊发出现代性的一元性的声音(《独一无二的现代性》)，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反应。2006年到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先后数次对中国文学做出颇具刺激性的评论，又引起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轩然大波，而中国对东亚、亚洲、世界文学所做的评论几乎毫无影响，更遑论中国文学理论了。没有一位中国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对美国或西方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中国的思想界、文学评论界依然处于“刺激-反应”模式当中。国际文学理论批评所出现巨大的逆差就是中国和东亚被边缘化、矮化的最好注脚。 六、东亚文论整体力量重建之构想 20世纪西方国别文论波澜壮阔，精神分析(奥地利、瑞士)、法兰克福学派(德国)、现象学文论(波兰)、解释学(德国)、新批评(英国、美国)、形式主义(俄国、捷克)、符号学(意大利)、存在主义(德国、法国)、后结构主义(法国)、后现代主义(法国、德国、美国)、新历史主义(美国)、后殖民主义(美国)、文化研究(英国、法国、美国)、女权主义(法国、美国、挪威)，等等，接二连三地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国别文论(或者地缘文论)构成了西方文学理论此起彼伏的基本形态，但是至今东方、东亚文学理论没有呈现应有的学派性和整体性。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文学理论缺乏必要的本国特色。因此，世界文论生态的东西方失衡是东方(东亚)文论疲弱的结果，也必然由东方(东亚)文论自身来弥补和重建这一文论生态。 首先，中国对整个东亚的文学理论不熟悉，与此相关的也是东亚相互间的不熟悉，至少在文学理论领域，东亚各地区未能进行有效的沟通，未能整合原有的文化资源，未能提升共同的文学理论经验。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几乎没有市场。实际上，日本今天的文学和阅读正在不自然地远离亚洲，大书店的“外国文学栏”书架80%的比例为欧美书籍，这80%中大半是美国书籍。剩下的不到20%由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平均分占、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欧美信仰”丝毫没有改变。[29]原因还在于地缘文明(包括语言、文化、经济、制度等)的问题，或者说东亚地缘文明还不成熟，尤其在文学理论、学术思想领域往往试图一下子进入国际，而遗忘了东亚的桥梁。由于日本、韩国历史上消极的汉字政策，也导致中、日、韩交往起来会存在一些障碍。而中国大陆对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理论研究则有一定的成果，说明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便利作用。 第二，东亚文论具有整体性意义，这不仅因为历史，也因为文化。东亚文论的整体性重建在于增进相互的了解，建立互动机制，比如互访、互译以及召开东亚文论会议等。最后形成东方文学理论的整体性力量，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不再单打独斗。当然，东亚的中、日、韩之间也将在不断的竞争中推进东亚文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未来东亚文论研究面临诸多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大国都面临国家文化形象问题。东亚的一元机制(中)让位于二元机制(中、日)，现在是三元机制(中、日、韩)，那么，中、日、韩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国家文化定位上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中、日、韩一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西化，导致东方成为一个没有原创性思想的区域。尽管日本经济很强大，但日本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根基，对西方影响较大的日裔学者福山其东方特色已不甚明显。因此，原创性思想与东方特色对日本、韩国、中国而言都是重大的问题。 第四，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与西欧地缘文论相比东亚地缘文论尚未成熟。就当代东亚文论而言，第一，原创文论国没有；第二，继任文论国也没有；第三，东亚文论国数量偏少；第四，东亚文论国的一元传统，主要受中国影响多，未能形成较独立的民族文论传统。但尽管如此，地缘文论是东亚各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个可资利用的话语平台，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文论没有得到韩国、日本的呼应，那么走向世界可能就会有一些障碍。 东亚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性影响，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东方文学精神如何世界化也是一个问题。文学价值观的取向如何成为世界性的，这才是比诺贝尔情结更为根本的事情。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文化殖民浪潮，东方文化精神面临失衡的危机。因此，建立东亚文学理论整体性的生态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东亚文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能够对外形成比较清晰的东方理论思维整体性。如果东亚文学理论之间是单维的、孤立的和陌生的，那么，它要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文学理论就遥遥无期。 参考注释： [1]西方的中国文论形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参见(荷兰)佛克马、易布思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77，北京：三联书店，1988)。作为30年前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中国文论的身份大抵不错。可惜，佛克马之后，西方似再无兴趣去写《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国当代30年的文学理论对西方而言缺乏一个整体的印象。 [2]阮伟：《地缘文明》，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 [3]王岳川：《太空文明时代与中国文化身份》，载《学术月刊》，2006(7)。 [4]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载《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5]严绍璗：《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粤海风》，2006(5)。 [6]日本文化产业占世界份额10%，韩国占5%，中国仅占2%左右。 [7]战后，森田子龙、筱田桃红、比田井南谷是日本书法冲向西方的先导。他们在国外持续举办巡回展和国际展，日本书法也开始受到欧美的注目。1954年纽约现代美术馆即专门展出了日本书法作品近40件；1956年，从巴黎现代美术馆开始，日本书法在欧洲巡回展出；此外，以美国尤金美术馆为第一站，日本书法也开始在美国全国各地巡展，日本的禅画展也同时展出。 [8]沃伦·科恩：《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英文版1992年)“第五章：战争的财富：美国的东亚”，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9]在政治上，蒙古被美国认为是“亚洲各国实行民主的楷模”，在经济上，美国哈佛大学Jeffrey Sachs教授主持了蒙古9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在文化上，蒙古实行激进的西化政策，以至于蒙古被认为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1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北亚政策研究主任季北慈(BatesGill)在《迎接中国崛起的挑战与机遇———扩大和改善政策界的互动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13/content_5198180.htm)明确提出这一看法。 [11]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后，不久便传入法国并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这种学术上的地缘关系值得研究。[参见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1965)，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2]任培松：《当代韩国的美学研究》，载《美与时代》，2008(7)。 [13]姚继中：《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载《东北亚论坛》，2006(3)。 [14]庄焰：《和魂洋才——日本的文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11日。 [15]松原新一等：《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战后文艺评论”、“战后文艺评论的曲折与多样性”两章；平献明著：《当代日本文学史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五章“评论”。 [16]孟庆枢：《全球化语境下的日本当代文学理论——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超文本论》，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3)。 [17]史习成：《蒙古国现代文学》，286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18]王满特嘎：《蒙古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9]包都伦：《蒙古文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蒙古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0]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东方现代文学史》，433~434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21]金允植、金宇钟等：《韩国现代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2]古远清：《香港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特征》，载《嘉应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计红芳：《相容、温和与传统——澳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4期；计红芳：《从大陆性到香港性——香港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3]古继堂：《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24]周庆华：《台湾当代文学理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25]黄曼君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第五章“台湾的文学理论批评”；第六章“香港、澳门的文学理论批评”，作者为古远清。 [26]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7]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8]朴宰雨：《韩国文学全球化与中国化的现状与展望——韩国文学翻译院尹志宽院长访谈录》，载《当代韩国》，2006(2)。 [29]王博闻：《中国图书版权输出问题分析及对策》，第十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ht-tp：//link.clubol.com/link/res/other/2005bibf/049.doc。 [作者简介]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 博士研究生 邮编：100871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