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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就文学的地域色彩、民俗审美这一层面而言，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这恐怕不仅在文学界都是尽人皆知的；或者说，就作家的地方群落的约定俗成而言，河北有“三驾马车”，广西有“三剑客”，部队也曾有“三剑客”……这在文学界自然也是无人不晓的。但是，倘要说“桂西北作家群”，那即便是在文学界，想必也是所知寥寥。如此说来，笔者能不涉嫌牵强附会？ 然而，如果按界说“三驾马车”之类的运作方式，对于桂西北作家群落的事实存在，对于桂西北作家现象的浮出海面，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置之不理，熟视无睹。 一 这就在于，迄今为止，曾经活跃于，正在活跃于八桂大地的作家，仅就卓有建树者而言，竟大多与神奇孤高的桂西北有着或是血脉的或是精神的生生不息的关联。换言之，例如，文坛中人或许都知道××、××……为广西籍作家，但是，他们都源自于广袤的八桂大地的哪一片土地？这当然就不被人所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必要去关注了。其实不然。因此，我们不妨择其要者而列之： 当今在文坛上锋芒毕露，名声赫赫的“广西三剑客”中的两剑客，东西、鬼子为桂西北籍；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曾以小说集《长乐》入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系》，并摘取首届“庄重文文学奖”桂冠的聂震宁为桂西北籍；现任广西文联主席，著名瑶族作家蓝怀昌为桂西北籍；现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著名仫佬族作家，有着“部长作家”美誉的潘琦为桂西北籍……。倘还要列，我们仍然是择其要者，如有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广西首任文联主席周钢鸣；有对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交流和发展不遗余力的前辈，现任香港作家联谊会主席曾敏之；有在开国之初，便以《歌唱我的民族》等一首首民族的颂歌享誉共和国的诗坛的歌手包玉堂；有以作家的身份主掌在全国出版界正风声水起的漓江出版社帅印的“老总”宋安群；还有在新时期之后的八九十年代或者活跃于当代诗坛，或者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或者摘取全国各类文学奖项的，如杨克、凡一平、黄佩华、常剑钧……，他们都无一不是桂西北籍。倘还要列？也不再囿于择其要者？显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如果说，往往在一个大的行政区域(不具备地理学的意义)出现一批作家，诸如陕军、晋军、湘军……，便是一道文学的风景，便是一个文学的话题；那么，桂西北作家群落，桂西北作家现象更是一道奇异的文学风景，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话题。 毕竟，一方面，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区域，它显然是权力话语对地域分割的结果，因此，活跃于其间的作家，当然更多的是在权力话语下的集结，如此说来，“军”之说倒是相当准确的。而桂西北，它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必须承受权力话语的分割，但它显然表现出了积极意义的超越，它更松散，更空灵，是一个更自然的地理存在。当然也就包含了更自在的文化的文学的本意。另一方面，就整个八桂大地，最具话语权的自治区首府南宁，最有国际声望的山水名城桂林，最受世人瞩目的桂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其他较发达较现代的城镇……，较之于桂西北，它们具有更充分的现代文明的元素，承载着更多的主流话语的理念，同样，也获得更多的市场经济的拂照，有着更明确的文化(文学)目标，但是，它们却未能给我们推出预想中的文学重镇、作家群落，尽管不乏优秀作家，如首府南宁之于“三剑客”之一的李冯，甲天下的桂林之于沈东子……。事实的真相却是：文学桂军帅、最具实力的作家，包括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甚至在份额上也占了整个文学桂军的三分之一强，竟都是出自看似在八桂大地中“无足轻重”的桂西北! 或许，对于东西，对于鬼子，对于聂震宁，对于……，文坛中人都能耳熟能详。但是，在这里，吸引我们的并非是作家个案。我们以为，或许“桂西北作家群”仍然未广为人知，仍然未广为人所关注，但它早已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应该是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便是引发了我们的文化思索的根本所在。 二 那么，“桂西北”究竟是一片怎样奇谲的土地？ 按惯常的透析方式，与桂西北作家唇齿相依的这一片土地当然首先就进入我们审视的目光，尽管我们认为这远不是问题的根本。 就自然的地理位置而言，桂西北是广西的“西伯利亚”，因此，在地域组成上又被戏称为“边角废料”。在这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峰丛林立，石山连绵，所谓“石山王国”；耕地贫瘠稀少，干旱严重，俗称七山一水二分田；交通也关山阻隔，极为不便，人人皆知“河池南丹(桂西北的主要城镇)，有钱难返”；而如果广西仍然被不少保守封闭的人认为是落后地区的话，实际上很大程度正是桂西北在“拖后腿”，这里曾有十数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数百个国家级的特困屯，贫困人口达到了80%以上。 这样的自然环境完全是亘古如一的客观存在。 对于一个地域的文化产生的动因、文化特征、地域性格及其文化移动，自然环境决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是，自然环境毕竟给人类的文化、给一个地域的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历史舞台，它为塑造一个地域的文化类型及其性格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其作用的重要和明显，我们从北方的刚健和南方的阴柔中就可见一斑。因此，桂西北这样的自然环境，必然会影响着桂西北地域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性格，更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 我们以为，桂西北自然环境的险恶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存条件的艰难，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对桂西北人的精神系统实际上完全构成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营养——祖祖辈辈的桂西北人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频仍的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灾难的磨砺中，锻造和形成了坚韧顽强，达观自信的本质特征。而桂西北作家毫无疑问是桂西北人的优秀代表。现代以降，他们以梯队的阵容，风樯阵马般地走出了大山——精神层面的，文本意义的，作为自然的身体形态栖息何处实际上已不重要。这正是桂西北人坚韧顽强，达观自信品格的薪尽火传，是对桂西北人坚韧顽强，达观自信品格的昭示。否则，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小镇人家的后生，山地的子民，铁匠的儿子，是如何“走出”这一片万里关山的。 或许，这正应了“愤怒出作家”之说。东西就是在一个封闭贫困乃至于“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走出来的；而据鬼子说，他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干一天的活才得到二分钱，除了冬天的另外三个季节他都得光着脚丫走路，过年能吃上一碗白米饭一块豆腐乳那已经是“幸福时光”了。聂震宁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过：“少时家境贫寒，脱贫致富的愿望自是十分强烈。”处于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把从事文学创作当成谋求出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这已经是不少作家共同的成长之路，由此却也呈示出了“愤怒出作家”的普遍意义。但是，“愤怒”是否可以出作家群落？进言之，我们中华民族曾是一个灾难最为深重的民族，那么中国理当成为一个作家大国？因此，我们不会俗套而牵强地以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自觉。或许前述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应了“愤怒”之说，但是却不能完全概说整个桂西北作家群。事实上，那种大山的品格，对他们而言，是与生俱来的。粗糙贫瘠的桂西北，或许从盘古开天地始，就构成了生活于其间的桂西北人能够在其中直观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从而成为独特的精神载体。乃至于使得他们彼此间的依存，彼此间的呼应，彼此间的渗透，是悄无声息的，是无从意识从而也是无法抵御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桂西北作家并非完全具备理性的“走出”，才有了不期而遇；同样，他们是在并非完全具备理性的突围过程中，才逐渐走向了真正意义的文学。 三 更何况，上帝并非对这一片土地特别的苛刻。 就文化的地理环境而言，桂西北地区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处于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点，也是黔桂文化的交合处。多维文化的交汇，经过日久年深的磨砺，交流，融合，已经形态化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桂西北文化格局。 桂西北境内，繁衍生息着壮、汉、苗、瑶、仫佬、毛南、水等十多个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多民族的共生共荣，丰富了桂西北人坚韧顽强，达观自信的品格。 ——面对顽劣的生态环境，它表现为对力量的崇尚，并非是在大自然面前显出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而是一种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的群体力量。而相对于在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下，有着明确的功利主义意识的“团结”，它更原始更自然也就更纯粹。这恰恰与桂西北作家构成群落而并非散兵游勇及其内在气质，存在着一种深刻而又不言而喻的遇合。 ——面对彼此间必然存在的民俗风情、道德规范的差异，它则如光风霁月，坦诚率真，多情多义，休戚与共。同样，相对于现代文明背景下的功利主义意识的“友好”，它则是更本真的古道热肠，不分畛域。东西就这样说过：“我本来生活在汉族地区，但汉族地区在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其实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是肯定的，那种无形中的影响肯定有。”①这恰恰说明了，尽管在意识中有着对本民族的认肯，但是，由于生活在桂西北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同和消解了。同样是汉族作家的聂震宁，也由于生活在这一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他的作品几乎写遍了生活在桂西北的壮、瑶、侗、毛南等多个民族。其叙事行为当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猎奇，也全然没有采风般的隔岸观火。不论是直接写明是某一少数民族还是未点明是哪一少数民族，读者都能从其文本中感受到作者与其文本世界在情感上、精神上、灵魂上的浑然一体，包括对不同民俗的稔熟于心，不同民情的挖掘和点化，乃至于常常让人怀疑他的汉族身份。 显然，融通重于一己，道德超越了历史。多民族的共生共荣，恰恰形成了锻造桂西北人融圆质朴，豪爽洒脱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源泉。 不否认，桂西北的峰峦叠嶂，又以它顽固的一面，对这一地域的文化造成了封存，使得这种更原始的“团队精神”，这种更本真的古道热肠，有时候又表现为狭隘保守，安贫乐道。有意义的是，作为桂西北人的优秀代表的桂西北作家，他们以“走出”的姿态，很好地把握了审美距离，努力追寻人类的终极关怀。鬼子便如是说：“对我来说——形而上是最重要的东西”。②而聂震宁的《长乐》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的审视，从而成为了桂西北人的一面“镜子”。 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汇、多民族的不同历史积淀和文化习俗的渗透、杂糅，使桂西北文化格局形成了一个多元有机的整体。 处于多维文化交汇地带的地缘因素，桂西北地域文化的呈示不是在单层面上进行的，而是一个多层迭加的同构。这里，固然是古今皆知的“南蛮之地”，深山峻岭，远非雄阔深远，由此也造成了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历史连贯性较为稀薄。但它又先天固有岭南文化的鲜活、丰富和生动，使得异域文化能够较快地向本土文化转移，并被本土文化所吸纳，从而使多地域、多流派的文化熔铸为本地区的精神传统。 如秦统一中国以后，历代统治者多派谴汉人或外籍官吏来此担任地方长官，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外来文化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古代，尤有影响的首推北宋大文学家黄庭坚。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身为中书省起居舍人的黄庭坚因事被贬而羁管宜州(今桂西北中心城市)。期间，他日夜写作，兴馆办学，从者甚众。对推动桂西北地方文化的发展以及营造地方文化氛围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此，后人在宜州建山谷祠和黄庭坚衣冠墓，还在祠后建“龙溪书院”，弘扬史学，进行陶冶人格精神的文化传递。近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时曾带兵驻扎于宜州，并留下与部将唱和，至今仍显劲骨丰肌的诗刻，开一时吟诗诵词之风。现代抗战时期，北方及华东地区很多大城市相继沦陷，不少著名高校被迫内迁。1938年，以竺可桢先生为校长的浙江大学西迁至宜州，不少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如苏步青、丰子恺、梅光迪等也随浙大西来宜州，而随浙大西迁，辗转千里来此求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则数以千计……。 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会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承纳着来自各种不同质地的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桂西北地域的源源渗透，其意义就在于，不仅丰富了桂西北地域文化的历史沿革，而且还促成桂西北地域文化具有了动态的开放性，更为桂西北人提供了一种崇尚文明，积极而为的思维结构，并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凝结为一种极富亮色的地域文化心理。桂西北作家彼此间当然不可能有过什么样的盟约，但是，在整个八桂大地仅只是一隅的西北，竟能不经意的走出梯队式的作家群落，除了各自的才情，不能不是这块土地的滋养。经年累月地依偎着这片土地，经年累月地与这片土地亲密而深刻的交融，使桂西北人，桂西北作家对这母亲般的大山的精神内涵，对丰富的生命体验具有了强烈的启悟和感应能力，文学，便成为了他们殊途同归的选择。 当然，是浓郁的风俗民情弥漫着桂西北地域的氛围，构成了桂西北多元文化格局中最为易于感觉的一个层面，有时甚至被指认为最主要的地域文化的表征。 在这里，壮族文化自然成为整个地域民族文化的主导，但是，和整个广西的民族文化都是以壮族为主不同的是，多民族源远流长的以沫相濡，使桂西北的民族文化又是多姿多彩的。壮族的山歌、铜鼓、瑶族的“叙密”(即口传“密洛陀”。“密洛陀”是瑶族的一部口传创世史诗)、仫佬族的神话传说、毛南族的民间故事、苗族的舞蹈……，彼此在绵长的历史汰选、和谐同化中达到了胶着难解，尽善尽美，而“刘三姐”则成为了最为集中最为典范的地域民族文化的载体、精神的化身——善良美丽、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爱恨分明。有说“广西无处不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而这里，恰恰就是桂西北人引以为骄傲的“刘三姐”的故乡!如此富有才情的浪漫，如此富有聪慧的气质，无不在暗示着：桂西北人、桂西北作家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无论是文化血脉还是地域气象上都是属己本质的艺术思维方式。所以，在这里，季季都有“歌墟”(每到节假日，人们相聚对歌，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如同赶墟赶集，故称)，岁岁都有铜鼓山歌会。从本质上说，这无不是桂西北人多情善感的山野气质，鲜活灵动的生命气韵与桂西北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优势高度契合的最生动最纯美的表达方式。所以，桂西北多出才情四溢、情感浪漫的艺人文人，桂西北作家的精妙篇章多丰富灵动，艺术审美自由无羁。 四 往往被现代文明进程的视线所忽略的桂西北，竟并非突兀地“走出”了一茬茬的作家，让我们实在不能不叩问这块虽冷峻却如此灵动的土地。但是，很显然，这块土地并非给了我们最完整的答案。 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是受到同一地域文化的熏陶，同是吸吮着同一地域的精神养分，桂西北作家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审美个性。尽管我们并不有意于作家个案的解读。 其实，这并非超乎常理。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历史的任务是把人类表现为个人、个性，并且成为理想个性的传记。”文学无疑是以审美的方式承载着“历史的任务”。要完成“理想个性的传记”，它必然是一种极富个性的审美创造，其审美主体也必然是具体单个的性质。源于同一地域文化背景，同在一个社区生活，并不具备相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个性，这就显示了主体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但这也并非完全与地域无关，并非与文化背景无关。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作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彼此所依附的生存境遇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包括了家庭的、族群的以及经济文化背景的所有这些生存的客观条件；进而，彼此生命的延展形式也肯定截然不同，这里包括了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生活驿站的变动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阅历积淀，所有这些另一层面的客观因素。这就造成了彼此不同的心智、才情、主体性格、情感状态、精神旨趣、生命记忆等所有这些内在的、主观层面的生命构成。而这一切又无不投射着社会的主流话语的印记，只是，不同的主体状态表现出不同的“拒绝”程度罢了。另一方面，一个地域文化的构成，具体而言，桂西北地域文化是一个多元有机的构成，就它自身来说，原生文化、历史文化、外来文化、民族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元素、不同的文化层面常常是互为表里的，但是往往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它的某一元素则特别活跃，它的某一层面则特别突显。而这一多元有机的文化构成又与大山的丰富的精神内涵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作为审美主体，由于不同的主体状态，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启悟能力，不同的感应情态，不同的灵感撞击，或者对同一层面表现出不同的“诠释”，或者对某一层面特别对应，甚至是生命体验中可遇不可求的冥合。这就形成了审美个性的必然差异。 譬如，四十年代作家如潘琦、蓝怀昌等。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开国之初清新的社会风气，给他们带来了极为美好而深刻的童年记忆。尤其是，他们因此而具有了“叛逆”其父辈深重而原始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和可能。所以，当他们以“说言”的方式来传达生命体验的时候，与社会的主流话语就表现出了自觉地使命意义地弥合，审美个性则是涵纳着民俗气息的明朗和生动。五十年代作家如聂震宁、杨克等。诚如聂震宁所言，“我所经历的很长一个时期的社会主流生活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本来也无可厚非，糟糕的是，我们过去那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极左的、扭曲的、浅薄的、愚昧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那时候的文学，经常在真诚地撒谎。今天写来，仍觉往事不堪回首。”③如此沉重的生命记忆，便促使他们以反思的目光面对“长乐”，以拷问的姿态“走向花山”，生命启悟对应着冷峻而开放的地域品格。新生代如东西、鬼子、凡一平等。“苦难”似乎成了他们生命的直接对应物。这并不表明前辈作家所体昧的“苦难”要比他们少得多，相反，更有甚者。只是或者在新旧对比中，苦难被稀释了，或者在“真诚地撒谎”中，苦难被漠视了。可是，对于他们——不错，改革开放就在于消灭“苦难”，但，恰恰又是改革开放，不再回避、不再掩饰现代与保守、文明与愚昧、富裕与贫穷的巨大。因此，“苦难”则成为他们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所不同的是，东西在“一种苦涩的荒诞感”中保持着与“苦难”的距离，鬼子则把“苦难”书写到了极限，无不投射出大山般的奇谲和冷醒。凡一平表现的则是企图遗忘“苦难”，以获得现代都市容纳的生存焦虑。…… 我们还注意到了，桂西北作家共同以“言说”生命的方式“走出”了大山，却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色彩的宏大文本。这其实是前述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极目整个文学大地，譬如，属大北方的陕西文学。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的审美个性无疑是极其鲜明独特和丰富的。但是，倘若把他们各自不同的文本叠加在一起，一股强烈的地域文化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很显然，其主导倾向就是深厚的民族传统所造成的史诗般的历史感，凝重深远的中华文化源头积淀所造成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社会人生责任所造成的古朴率直。文学风范则是以刚美为主的多种审美形态的结合。又譬如，在大南方范围内的吴越文学，源于湿润温柔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衍生出来的繁荣发达的经济，从而形成了崇尚情感抒发的文化氛围。陆文夫、高晓声、范小青、余华、苏童……，无论是一直生于斯长于斯，还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与北方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极其鲜明独特的审美个性，但是，很显然，他们各不相同的文本却在深层结构中呈示出了根本的文化气质。那是一种从容淡泊、率真自然的叙述氛围，那是一种伤感的情调，儒雅的气韵，并因此而形成充满了性灵意味的阴柔风范。 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厚的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必然在潜移默化中从气质上造就出世代相承的文学心理品格，这已经是一般的文学“定理”。但是，桂西北作家的审美风格，概而论之，虽因地缘南方而灵动凄美，但却又未见出整体的阴柔之气；虽因血脉系于粗糙顽劣的“南蛮之地”而奇谲冷峻，却又未形成整体的阳刚之美。这就对我们的文化思索给出了另一深意的文化暗示。从某种意义上说，桂西北地域文化处于多源文化的交汇地带，同时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尤其是地缘“南蛮”而往往被传统文化所忽略，往往被文化中心所“遗忘”，因此，相对而言，文化的历史积淀的稀薄，文化的历史连贯性的脆弱，文化的传统个性的驳杂，也就在所难免。但，恰恰又是多源文化的交汇，多民族的杂居，甚至是远离权力话语中心，这无疑也是一种得天独厚，从而形成了开放的动态性气质，“容异”便成为了它的自觉。而这不能不是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种品格。诚如鬼子所说“如果换在别的地方，《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也会这样写下去”(这不仅仅是形而上的超越)。④由此说来，未能见出整体的审美风格，未能形成一个“宏大”的叙事文本，完全不能构成我们文化生存的焦虑。 重要的是，桂西北这一多元有机而又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在汩汩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了任何一个别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重复的精神秉性、都不可能再造的“文化场”。因而，桂西北作家群落的迭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在这里，是必然要出作家，要出好作家的!桂西北以外的其他八桂大地所缺乏的绝不是个人的才华，也不会不产出优秀作家，但是，它们所不具备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场”，就是这样一股强烈的不可重复、也不可再造的内在驱力。 因此，桂西北不会因为一时的文化阻隔而被中断地域的文化气脉，不会因为已有作家的“出走”而造成作家的后继无人。一个地域文化的血脉便是一种境界。它所要面对的，不应该是一时的作家队伍的中落、一时的叙事行为的低谷的焦虑。而应该是： 在今天这样的全球文化语境下，地域文化已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桂西北地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的动态性品格也正是以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为必要条件的。它继续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否，交流碰撞的程度激烈与否，便成为它是否能进一步校正因远离文化中心而不可避免的某种褊狭的文化心态的必要条件，便成为它是否能进一步激活本土文化，从而进入新的境界的重要前提；进而便是，在对地域文化的开掘和阐释的同时，如何实现从人类文明，人的终极关怀的层面上进行提炼、升华和超越。唯此，桂西北作家才真正形成方兴未艾。 注释： 【1】【2】【4】《南方文坛》，2000年2期，第28页。 【3】《河池师专报》，2000年12月28日，第三版。 参考文献： 【1】《多维交汇的西部文化与两极震荡的西部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6. 【2】《论吴越小说的文体特征》《浙江社会科学》1998·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