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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江苏新世纪诗歌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评论家陈仲义、罗振亚、梁平、沈奇、蔡天新、林建法、张燕玲、王明韵、杨志学、霍俊明、邹汉明，以及江苏的张王飞、黄蓓佳、王朔、叶橹、汪政、子川、徐明德、何言宏、何平、傅元峰、陈义海、张宗刚、马永波、黄梵、何同彬、于奎潮等人参加会议。在讨论中，与会者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江苏诗歌创作队伍的整体实力，也指出了江苏诗歌在当下语境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编者 正方: 客观地说，当下的江苏诗坛已形成一种相对理想、健康的生态格局。多数诗人都能严肃而有尊严地写作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客观地说，当下的江苏诗坛已形成一种相对理想、健康的生态格局。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诗人辈出，抒情阵营壮观。可喜的是多数诗人都能视诗为神圣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意义的寄托形式，严肃而有尊严地写作，整体上做到了题材阔达，手法繁复，时代与个人谐和，传统与浪漫兼有，质朴与空灵并存，相互间“和平共处”，姚黄魏紫，各臻其态，众语喧腾。 具体说新世纪的江苏诗歌至少有几个清晰的审美流向:一是诗人们有策略地全方位“及物”。他们普遍认为诗歌不能做空载的列车，所以基本上都能注意协调诗和现实的关系，从内视点出发，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和感受，用“此在”处境和经验，规避乌托邦和宏大叙事。 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的打造。江苏诗人与诗歌本质相一致的生活、写作方式，是令人非常认可的。新世纪后，他们更多的是参悟写诗、读诗乃寂寞的个人化行为本质，淡化打旗称派的狂热，钟情于艺术自身品位的经营和提升。尤其是那些优秀者更意识到，不论到什么时候诗歌创作都必须靠文本说话，因此努力使写作日趋沉潜，在诗的本位上专注于写作自身，沉稳内在地多方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这种方式和状态使江苏诗坛没有轰动性的大举措，也少速荣的诗人和诗作，但却沉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风度，保证了诗歌和诗人不会速朽，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文本。 三是通过多元化的探索，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一般说来，和北方的理性粗犷相比，江苏诗歌虽然不无吴野《孙中山》似的大气磅礴之作，但更多的时候则满溢着浪漫和才情；只是每个诗人又不在风格上求同，而有着自己个性追求的“太阳”。我个人以为，看一个地域、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的标志，应该视其有无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检视当下的江苏诗坛，可谓群星闪烁，十分红火；但艾青、穆旦一样的拳头诗人还未闪现，在常态中前行的江苏诗坛离真正的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将三十年来的“江苏诗歌”纳入一个“江南诗歌”的理念去考察，或许较易于辨识其不同于其他诗歌板块的“地缘气质” 沈奇(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以行政区划来谈论一个诗歌板块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免有违诗学本义，但如果将新世纪以来并上溯三十年的“江苏诗歌”纳入一个“江南诗歌”的理念去考察，或许较易于辨识其不同于其他诗歌板块的“地缘气质”——我认为，正是这一“地缘气质”上的不同、决定着“江苏诗歌”在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版图上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所在——我是说，在“时代性”的当代语境中，江苏一批坚持纯正写作的诗人们，因了这种气质使然，暗自超越性地进入了为时间而写作的境界，整体呈现出水静流深，沛然自丰的景况。 新世纪当代中国诗歌，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缺乏更高远的理想情怀，二是缺乏更深广的文化意识，三是缺乏更精微的诗体意识。这三点中，至少在后两个问题上，在江苏的优秀诗人们的写作中，不但没有身陷其中，而且还有相当的弥补与修正作用。 另外，在一个充满了散文化、娱乐化和表演意味的时代语境中，当代诗歌如何保持自己的文体边界和精神尊严，更是一个需要时时提醒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江苏坚持纯正写作的优秀诗人们，从来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尤其在诗歌文体意识及语言意识方面，显示了他们可称之为“江南形态”的非凡才情和特立独行的专业风度。 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突出的精神紧张。认真寻绎、发掘和评价这种精神紧张，将是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的重要任务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这几年来，我们的诗歌创作在非常活跃的同时，呈现出多元、丰富而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的可贵局面。这种多元、丰富与差异，既表现在代际方面，也表现在个体的、地域的和精神特征、诗歌观念及美学追求等方面。其中我以为最有意义的，就是江苏诗歌中之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方面的差异。江苏省的诗歌创作存在着典型的北方精神，这在胡弦、张尔客、杨春生和刘蕴慧等“北籍”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南方精神属于江苏诗歌的主流，比如像车前子、子川、朱朱、庞培、黄梵、马铃薯兄弟、小海、长岛、代薇和海波的很多作品，属于典型的“南方诗歌”。“南方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日常诗学”外，它们的“吴声之美”、“水国气息”，还有内敛的、颓废的和把玩性的精神特征与诗歌意趣，都是非常突出的。当然这方面的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至于其意义，我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的文章中曾经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突出的精神紧张。认真寻绎、发掘和评价这种丰富的精神紧张，并且在对我们的现代性进程予以反思的意义上从这些紧张中寻求资源，将是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的重要任务。” 反方: 江苏诗歌创作还缺乏“重金属的声音”，缺乏旗帜性人物或领军人物 梁平(《星星》诗刊主编):江苏诗歌在我的视野里，大致有这样几个印象:诗人队伍庞大，实力显而易见。诗人创作姿态安静。还有是关于江苏诗歌的气象。尽管每个业已成熟的诗人都有创作个体差异，但是其呈现出来的精致、恬淡、平和已经构成了江苏诗歌有别于其他省份的气象，这是江苏诗歌的一种特殊品质。尽管近年来也出现更年轻一代比如丁成他们与之反向生成的尖锐和粗粝，这虽然是对整个南方诗歌阴柔、温润的一种反动，但就整个江苏诗歌来讲，也许并非坏事，还可能使江苏诗歌朝着多元格局发展寻找更为广阔的路径。 然而，在这三个印象之后，我们同时看到江苏诗歌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就是江苏诗歌毕竟在中国诗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公正的确认。这是江苏诗歌发展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能够想到的是，第一，我极赞同有批评家提出的“缺乏旗帜性人物”或者领军人物。我要补充的是江苏诗歌创作还缺乏“重金属的声音”。第二，江苏诗歌似乎还存在“散兵游勇”式的各自为阵，就单个而言，江苏诗人不乏优秀者，倘若有措施整体推出或者集团式的出击，概念就大不一样了。第三，江苏不乏优秀的诗歌批评家，针对江苏诗歌现状无论从整体或者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这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对江苏诗歌的认知应该不无好处。 探讨诗歌的地方性特征，可能最终将诗歌地域风格的探询引领到某种虚妄的公共性探询上 傅元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阐述江苏诗歌发展的地域特征时，诸位多次提到了“江南诗歌”、“南方诗学”、“南方精神”等概念。这些探询能够表现出的诗歌理想并不切合汉诗实际，比较虚妄。因为讨论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类似讨论，是在当代汉诗具有话语清洗需求的区域进行的。在这样一类汉语区域，诗语并未从上世纪中期至今捆缚诗歌的话语中完成语义更换。因此，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探讨诗歌的地方性特征，可能最终将诗歌地域风格的探询引领到某种虚妄的公共性探询上来。比如，对“南方精神”的探询，现阶段能够从文本中确切归纳的，只是诗歌的某种自由姿态或自由精神。这种诗歌本质的获得，和地理方位以及地域并没有直接关系。其他诸如江南风格的研究、方言区(或仅仅剩下概念的地域文化)与诗歌特色关系的研究，都只能在粗浅的修辞意义上在诗歌中求得某种文化符号。 我认为，这种探询并不能归纳出地域特色，恰恰悖离了诗歌本质。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地域风格诉求在理论与文本界都有所体现，但80年代文学没有在文学的地方性方面获得美学突破，恰恰是强化了文学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特征。今天，不能重复80年代文学的教训，在诗语的话语清洗未完成之前，将诗歌过早引领到地域风格的探询上来。 正因为如此，诗歌也许并不需要寻找一些诗人作为地标，以确立当代大陆汉诗版图。我们并不需要寻找伟大诗人，因为他们并不存在。但好诗人是有的。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说，在现阶段，寻找好诗比寻找好诗人更现实一些。当代大陆诗歌的话语局限使诗歌的元素存在于多位好诗人写成的一个并不存在的“复合文本”之中，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去淘洗和提纯。也就是说，本省和外省诗人的话题意义不大，“著名诗人”对诗歌版图描绘的地理意义也不大。现阶段的诗歌研究，要从历史和政治地缘的沉痛注意力中转移出来，要多关注诗歌本质的研究。 将生长、变化中的写作人为安放到一种古典、古旧的“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中，这种所谓精神的逃逸，一定程度上是诗人对他所处时代的不作为，也是批评的懒惰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用“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来描述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事实上，经过仔细的梳理、辨识和抽离也是能够找到地域的、政治的和诗学的“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而随着现代白话文运动所确立和奠定的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权威性”，中国文学，特别诗歌中的“南北之分”经由诸种南方地方性的语言被更尖锐地呈现出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世纪生活在南方包括江苏在内的诗人写作中，“南方”和“北方”是不是必然构成一种对抗，“南方”和“北方”是不是还有近现代以及以前那样的强大张力，值得我们思考。 事实上，按照我的观察，当下文学，特别是诗歌写作中的“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更多不是和“北方”的现实性的对抗，而是一种拟想中的文化或者文学江南的崇古、慕古的认祖归宗。在南与北越来越暧昧和纠缠，彼此渗透、改写的现实面前，现实的江南或者南方正在消失的背景下，国未破，山河已经不在，南方诗人何为？是成为一个仿古的假隐士，还是成为一个灵魂焦灼、痛苦的“新南方”或者“新江南”的命名者，他们面临着新的抉择。基于此，如果我们还要用“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来描述中国诗歌的一部分，必须关注时代和诗人书写的复杂性。无视“新南方”或者“新江南”的现实存在，将生长、变化中的写作人为安放到一种古典、古旧的“南方性”或者“南方精神”中，这种所谓精神的逃逸，一定程度上是诗人对他所处时代的不作为，也是批评的懒惰。 原载：《文学报》2010-07-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