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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平，一位湘西土家族的边地作家，在湘西酉水的孕育下，以心灵去叩问与探求湘西的风土人情，以笔尖去触摸湘西神奇而沉朴乡土之美。张心平正是坚守湘西酉水流域的文化身份，书写着土家民族的民浴之奇和人性之美，侧也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乡兰持性之美。 而张心平最近出版的小说集《草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6月版)，无疑是他边地书写的极致。作品表现了酉水土家山寨和小镇的各式人物，抒写了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开掘了土家民族善良和质朴的人性品格。韩少功说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张心平的《草民》就是对土家民族之根进行了最深层的追问，通过深沉而洗炼的笔调，张心平还原了湘西酉水流域的文化之根，从而使得他的边地书写在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浸染之下，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美学风格。 一 张心平，作为一个从边地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酉水流域的文化定势和生命气息已凝化为一种强固的心理认同，内化为他绵绵不绝的乡情。所以，张心平虽然现在栖居于城市，但他的灵魂依然游离于都市，漂泊于乡野。城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精神还乡，强固的乡土文化合理积淀，使张心平竭力去营构一种自己的心理上的乡土，来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酉水与山寨，成为张心平永恒的诱惑。 周作人在1923年所作的《地方与文艺》一文中说:“尼采在《察拉图斯式拉》中说:‘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升也’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2]张心平始终立足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酉水土地，在张心平看来，现代城市喧哗的生活，无法与土家山寨中质朴沉静的生活相比，现代生活太夸饰，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所以，他急是逃离现代都市的繁华，沉潜到乡间那充满着本性的世界中去。 在张心平的小说中，浸透着那原汁原味的土家民族生存状态，真实的土家文化的描绘常常为我们带来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使我们深深地陶醉于他笔下的土家风情。在张心平的小说里，有土家少男少女们张狂而含蓄、激烈而细腻的自由爱情;有年长的老人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智慧处理邻家纠葛的乡情民俗;有喝“戴花酒”、插花戴花、拦桥、“摸米”、拜堂热闹而隆重的婚嫁习俗;有娘女、亲眷姐妹为出嫁的女儿所唱《哭嫁歌》的神奇韵律;更有“下阴人”下到阴间问人世事这种植根于土家民族生命意识深处的古老习俗，正如《西门坝子》里所说的那样:“城墙坚牢也多么有限，远不如西门坝子上那神奇的下阴来得坚韧缠绵。”张心平，用他智睿的眼睛观察着土家人的乡野生活，用他善于发掘的眼光洞悉到了土家人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意识，在描绘着土家人各式各样的人生图景时，张心平就是把他的脉搏放到了酉水流域的泥土中，并以此来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 如果说，张心平的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充满野性和质纯的土家风情，并深深吸引了读者的话，那么这一些，并不能体现张心平小说的全部。茅盾在1936年2月1日的《文学》第6卷第2号写道:“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3]张心平无疑是具有一种对社会和人生有着自己思考的作家，正如他自己在《草民》的后记里所说的那样:“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我想所指应该有二:一是对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关切、理解、同情的人道之心;二是对国家民族之兴衰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正因为张心平秉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写作，使得他的小说不只是呈现了酉水流域土家山寨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他透过这种风土人情，表现了茅盾所说的那种对于命运的挣扎土家人的真实生活。 在张心平的小说中，主要通过土家人对爱情和生命的态度来表现土家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土家人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又顽强地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生命哲学。 在小说集的第一篇《幸福的人》里，张心平写了土家小篾匠与田家么姐姐纯朴的爱情故事，小蔑匠和么姐姐的爱是张心平刻意要体现的一种纯朴的乡村恋歌，作品写道: 月亮在慢慢地走，小篾匠剥离出来的篾条过了匀刀又过利刀，谁也不知道小篾匠为什么勤奋到这种田地，只有吊脚楼上一双眼睛越来越痴迷地望着月亮又望着他。 而这样的纯真爱情的描写在小说集《草民》中随处可见，如《花桥》里写到小木匠对山寨娇娇妹的爱恋: 女子脸一红，转身逃走了。那逃去的身影把他一双眼光拉得长长的，仿佛要把一颗心从喉咙里扯出来。 可以说，张心平对于土家人的爱情，都写得如此美丽而传神，这是对土家乡村最含蓄、也最执着的爱情的诗意礼赞。小说展示了土家青年男女原生态气息的爱情生活，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张心平才能如此细腻而传神地表达了土家少男少女们之间纯真而意重的情感，也才显得如此的真实而动人。 其实，在小说集《草民》，通过爱情来表现土家民族的人性美是张心平的一个叙述策略，围绕爱情故事，集中体现了土家民族真诚、善良、坚韧、宽容的民族性格。 在《花桥》里，讲述了在“那个年代一件荒唐的本事”，养蜂小伙梦乔来到土家寨子的花桥上，他的独特的养蜂方法，他的诚实和聪明让木匠女儿巧云的“心里有一种又怕又痒又新鲜的感觉”，但民兵营长和武装部长，同时看上了巧云，在武装部长强奸巧云之际，梦乔救走巧云，当他们深吻着准备跳崖时，岩包子大伯带他们逃出悬崖。小说不仅仅描写了梦乔和巧云真诚而艰难的爱情，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爱情，表现了土家人既热爱生命又平淡生死的可贵气质。养蜂人梦乔的父亲当年跳下了万丈悬崖，梦乔与巧云为了爱情和生命的尊严，又准备让悲剧重演一次:“巧云一下抱住他的颈项，贴着他的脸，久久地吻着他的嘴唇，然后紧紧依偎着他站了起来，两人对着不远处的火把望了一眼，从容转身向顶峰绝壁走去”。岩包子大伯冒死带他们逃走，木匠伯娘无畏承担放走年轻人的罪名，都是土家民族不畏生死的品格写照。而岩包大伯对梦乔和巧云说:“你们轻，好日子还长得很，不能走绝路。”又表现了土家民族尊重生命、勇于生存的顽强性格。 张心平的写作扎根于酉水这块神奇的乡土，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山寨和土家人常常只是一种寓体。他的心理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之中。作为土家民族之子的身份宣告，张心平无疑彰明了他的思想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张心平的心中，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业已成为不可放弃的文化维度。 二 在小说的叙述上，张心平自觉地选择了最富乡土气息的行文方式，他刻意营造了一种酉水流域土家山寨的话语体系。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的文化蕴意的语言形式。这种关系和这个过程说明，社会历史及其文化蕴涵是话语得以形成的深层结构，话语本身包含着特定的文化蕴意，也就是说，话语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张心平的小说，在话语的追求上，已超出语言技巧层面，他的语言，已成为土家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成为张心平对艺术观和世界观的理解方式。对于张心平来说，他选择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不是单纯追求一种新奇，而是对乡土诗胜的一种守护。根据福柯的理论，我们认为，语言、文化和乡土是合而为一的，张心平对语言的守护，即是对文化的守护，对文化的守护也正体现了真正的“乡土精神”。张心平的小说，语言的整体风格是质朴平实的，同时又是耐人寻味的，这正如土家民族的朴实无华而又生生不息。如《花桥》中的一句话:“师傅，我把她舞了……” 这是小木匠从窗户进入到娇娇妹房间，并用他的力量征服了她的第二天对师傅说的一句话。一个“舞”字把土家人崇尚自由和力量的民族秉性勾勒出来了，在土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既可以由父母做主进行婚配，也可以一见钟情自由恋爱，他们赠手帕、唱山歌，当有了情意，就可以在密林深处幽会，就可以在少女闺房中私订终身。当小木匠从娇娇妹的第一声“小师傅”中感觉到她的情意后，就不顾一切地用他的力量征服了少女，这里有少女羞涩的抵抗，也有少女甜蜜的依顺。在土家人的眼中，爱情是神圣的，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罪恶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哪怕是在男方带有武力的情形下，也能得到女方的认可和喜欢，所以，小木匠的“舞”，充分体现了土家男女在性爱上的自由和带有原始冲动的那种彪野之美，舞，既表现了小木匠在激情时刻身心飞舞的快乐感觉，也表现了土家人对于性爱含蓄而内敛的提及方式，只着一字，而境界俱备。 另外，在张心平的小说中，山歌始终贯穿在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场景之中，当山歌婉转地从小说里的人物口中唱出之时，或有对爱情的憧憬，或有对爱情的誓言，或有对艰难生活的倾诉，或有对不公命运的愤怨，一切一切，土家民族的喜怒哀乐都通过山歌得以表达出来了。山歌在张心平的小说中，不仅是作为一种点缀，而且是被作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揭示着人物的性格，承载着民族的传统。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方式，世界是通过语言才得以显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由语言来规定。酉水流域的土家人的山歌，表明了他们与世界的全部看法，规定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全部认识，当我们在张心平的小说中读到或哭、或喜、或欢快、或忧愁的山歌时，我们对于土家民族的理解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这个意义来说，当张心平在小说中穿插着那风格各异的山歌时，已不再是作为一个写作的技巧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 总之，在张心平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他以边地为基点，创造了一种诗意的乡土叙事。 海德格尔在他一生的哲学追求中，就是要摆脱那种“无根基状态”，所以他推崇了荷尔德林的乡愁。曾经，从湘西走出了沈从文，他以优美、健康、自然的乡土人性反衬了虚伪、残忍、丑恶的都市文明。当今，作为湘西的新一代文学代言人的张心平，从诗意的、带有宗教般的虔诚出发，再现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人物风情，抒写着怀想与眷恋，实践着一种精神还乡。他的价值固守具备了一种新的美质和价值自觉，是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与“隐现着乡愁”的文化情结。 陈晓明说:“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4]张心平对土家山寨的追忆、向往，是一种全球化思潮中的一个文化选择，曾被边缘化的乡土，要想摆脱它再次被遗忘的命运，只有用它沉淀的文化底蕴，来抵御来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所谓现代文明的侵蚀。张心平的小说旨在告诉人们，乡土，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是现实途程中的心灵休憩与理想烛照，是指向未来的无由及之而心向往之的理想情怀，从这一点来说，张心平对酉水流域土家山寨的发现，是当代中国文学超越“现代性”的体现之一。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3]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4]《众说纷纭谈<秦腔>》，《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禹建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