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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年来河北长篇小说创作，我觉得整体质量有所提升，原因是许多作者开始在写人物上下工夫了，并且创造出了一些有内涵、有时代特点的新的人物形象。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辛家湾》(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这部长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在“文革”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种种荒谬现象，从人和人性的角度，揭示出极左路线脱离实际、违背民意、无视人权的实质。而所有这一切，则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体现出来的。作品中的人物不是被作者所掌控或任意指挥，而是自己在行动和表现自己。这部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而且所写的都是一些比较枯燥的事件诸如打井、会战、养猪等，然而作者恰恰善于通过这些“事件”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一些微妙的心理，甚至能够将笔触伸向人物的情感、精神、心灵的隐秘之处。其中，主人公辛寿长和羊倌猪剩子的性格尤其鲜明，并具有人性的深度。 辛寿长是作者着墨最多也是写得最丰满、并具有时代特征和人性深度的崭新的人物形象。辛寿长的确是辛家湾的“一霸”，他在村东跺一跺脚，村西就会有响动，是辛家湾说一不二的人物。他贪权但不贪财，也从不仗势欺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辛家湾的当家人，敢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给毛主席写信，要求把自留地分给各户并解散食堂，所以在“文革”中受到群众的保护；他与辛胜娘和田瑾两个女人同时暗中保持着关系，但又认为这是“丑事”，对自己的女人和辛寿石感到愧疚。但他的确又是专权的，并且要在辛家湾树立他的绝对权威，为此，他打拉结合、恩威并用，表现出十足的霸道。自留地分户耕种，本来是他当年致信毛主席时提出的要求，但为了自己的私生子辛胜的前途，而支持辛胜强行收回自留地这一违背民意的决定，后来，又是为了保护辛胜，竟然狠心而又果断地拆散辛胜和田莹这对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的恋人。 曹明霞的《呼兰儿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两位母亲的形象，这就是母亲和姥姥。小说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写姥姥一家的衰败史，其中以描述姥姥黄爱荷和其妹黄爱莲的悲苦经历为主；另一条线写母亲结婚后生儿育女的农家日常生活。母亲处于历史和现实的交接点上：前面连着历史，后面连着现实；上面连着姥姥，下面连着她的十个儿女。 姥姥生长于军阀、土匪、日军入侵、国民党、八路军之间你来我往的乱世之中。她原本是富家小姐，却因土匪的抢劫而败家，后来在逃往关外的途中，一家人被乱军冲散，姥姥和妹妹爱莲在奉天被一大汉卖到日军的慰安所，解放后才得以从良。但富家小姐的出身和妓女的人生经历，又使得她积习难改。一方面，她想继续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裕生活，一方面，她又没有自食其力的打算和能力，于是就频频地结婚，不断地轮换男人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从物质需求的角度看，是她在选择和左右着男人，但从精神的角度说，则表现出她对男人的依赖性和寄生性。 如果说姥姥是一个被损害被扭曲却又爱心未泯的旧式女人的话，那么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的母亲，应该说是一位既萌发了现代女性意识又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母亲的形象。说她萌发了现代女性意识，是因为在她身上让我看到的，是对姥姥那种依赖性、寄生性婚姻观及其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反感，她所向往和追求的是女人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并且有一种要活出一个“自己”、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的决心。为此，她宁可选择“贫穷和爱情”，舍弃在大城市的生活而义无反顾地嫁给一个农民。瘦小的母亲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先后十六次怀孕，生下十八个儿女，存活下来的是五儿五女。可以想见，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农村，将这十个儿女养育成人，其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作者笔下的母亲，一个自强自立自尊的母亲，一个具有勤劳、智慧、乐观、坚忍不拔传统美德的母亲。 总之，《呼兰儿女》通过两位母亲的不同经历和人生态度，揭示了中国妇女从被主宰走向自主自立的精神解放的诉求及其艰难历程。这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张中吉在《三十年河东》(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展现了河北平原上一个村庄———河东村从土改到改革开放三四十年间的历史变迁，记述了刘、冯两个家族半个世纪以来的爱恨情仇。刘姓大多贫穷，土改后翻了身，刘老万从此当上村支书，直至文革期间被免职。刘老万当支书多年，不贪不占，办事公道，因此受到村民的拥戴，连公社和县里的领导也高看他一眼。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个人物，必须要弄清文革期间他在“抓阶级斗争”方面为什么会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文革开始阶段，虽然上面一再强调抓阶级斗争，但刘老万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他还听取女儿的建议，让地主出身的冯云生到学校当老师(这在当时是犯忌的)，致使河东村成了全县“不抓阶级斗争”的反面典型，后来却一反常态又“大抓”、“狠抓”起来，一下子又成了先进典型。 刘老万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和做法，其实同出一源，这就是主宰他一切行动的是所谓的“阶级意识”和“阶级之情”。他开始不抓阶级斗争，是因为他觉得多年来河东村的四类分子表现得都很安分守己，因此不存在阶级斗争；后来“狠抓”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的干儿子傻贵子被打而激起了他的阶级意识和阶级之情。土改时傻贵子的父亲带着年幼的他流浪到河东村，并成为土改的积极分子，与刘老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傻贵子的父亲死后，刘老万认他做干儿子，傻贵子的吃穿住行，都由刘老万照管，不允许任何人歧视他、欺负他。这一次，有人竟敢暗中向傻贵子下手，而且从地主冯满仓的院子里发现打人者的一双鞋，被激怒了的刘老万觉得河东村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相当严重，于是把怀疑当作事实，认定冯满仓就是打人凶手，立即给他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反复进行批斗，致使冯满仓产生了放火烧死傻贵子并自焚的报复性举动，致使冯满仓一家死的死、入狱的入狱、外逃的外逃。刘老万这种事与愿违的举动，暴露出单讲“阶级情”的狭隘性，以及“大抓阶级斗争”的虚妄和不切实际。 长篇小说不能只讲故事，必须要以站得起来的人物做支撑。而写好人物的前提是熟悉人物，尤其要善于发现和把握人物的精神特征及其与时代的关系。 原载：河北日报2010年06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