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城市背景下深圳小说特征及突破
    （一）新的价值参照体系
    身份认同的焦虑、边缘叙事的彷徨苦闷、都市生存的艰辛和观念蜕变的阵痛等现象，伴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成为典型的“城市病”。然而，在面临新的发展起点和新城市崛起的背景下，它们从深圳小说的视野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主动融入城市，积极改变主—客间身份标志，彰显个体价值，努力建立追求生活质量、权利自由和人生幸福的新价值参照体系，顺应了转型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
    海明威在西方文学史上塑造的硬汉子家喻户晓，硬汉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小说《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与他的儿子乌力天扬两代人用生命诠释乌力家族精神，他们虽经历坎坷艰辛的人生遭遇与磨难，仍然顽强与命运抗争，追寻信念，寻找精神家园，这既是对于个体生命的磨砺，也是对于一个时代和人生的展示。小说推崇的是生命张扬与独立精神的积极价值观，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硬汉精神。钟二毛的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重塑阳光积极的现代都市形象。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既有永不向生活低头，不向社会妥协，坚持个人信仰的摇滚歌手；又有敢于承担，在物性和人性之间做出源自内心真实抉择的都市现代年轻人。钟二毛试图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寻找现代青年人在城市精神追求中主—客关系的坐标。厚圃在小说试图建立地域空间参照体系，他的长篇小说《结发》与作者目前生活的城市——深圳即相互区别，又有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在这部现实主义鸿篇巨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壮阔的情怀，历史的阔度，情节的跌宕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可以感受到那种勇往直前、无所顾忌的冲劲和激情，一如深圳当年千千万万拓荒牛的孺子牛的精神写照。卫鸦的作品也拥有新的价值参照体系，新体系中的参数淡化物质、金钱、身份等世俗元素，强化了幸福、信仰、理想等人文元素，树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积极主动性与参与性，以另一种角度看待深圳这座城市。他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既然底层人民无法改变生活，那么是否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对待生活的方法，比如让自己去适应生活？青年作家庄昌平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价值获取方式——寻找。他的小说《寻人启事》在深圳小说文本当中极为少见，可以说是一种现代都市中的“寻根文学”。繁华大都市中不少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原始积累的物质财富，他们衣食无忧、纵情享受，却缺乏生活斗志，方向迷惘，一度濒临堕落，这种社会现象在转型期的深圳较为普遍，小说警示生活中另类的缺失与寻找，由此而建立新的精神参照体系。
    深圳小说正悄悄形成不同的、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参照体系，为深圳小说注入新的活力，拥有了这样一些健康、积极、多元的参照体系，深圳小说就有了新的创作力量和人文美学。
     （二）精神冲突与矛盾对峙更加白热化
    短时间内“造就”的城市，城市化加速推进，压缩了城市发展进程，解构并重构了人文生态，从而堆积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方面来说，第一代、第二代打工文学给予了深刻揭示。新城市的发展历史河流中，作为个体存在带有浓重的悲剧意识，这种存在更多属于“破灭的存在”，与之相反，这种消失常常沦为卡夫卡笔下“土地测量员K式的消失”。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种种新的问题与矛盾，比如城市化背景下人的不确定性发展、产业调整导致落后产业工人的生存焦虑、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心理抗争等等，反映在文学层面，就是变化的文学语境与对峙的思想矛盾。在这个背景之下，个人意识不断崛起，自我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存在愈加丰富多彩，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趋于多样化与白热化，与此形成的深圳文学面貌，个体特征突显。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中为我们提供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更是一份真实可靠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人文档案。深圳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各个阶层大量出现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巨大的阵痛和代价。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抑郁症源自于个体在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源于道德与信仰的深刻考验，源于渺小的个体与庞大的物质世界间的紧张对峙，甚至是现实与虚无之间的矛盾。丁力笔下游走于大房东与二房东之间，用自己的全部包括爱情、婚姻、真心、亲情与龌龊的经济利益的交易的女人刘春天（见《房东》），她的道德变化源于一个人面对诱惑、多变、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常常变得迷茫，无所适从，从而打碎社会既定的道德规约，重新建立一套人生观与价值观。吴君在《岗厦14号》中塑造的在认同与被认同、失去与得到的矛盾中扮演一个滑稽可笑“两面派”和金钱的走狗的城市小市民，周思明归结为“完全丧失个人的自我”。这种被生活或者生存的名义阉割的精神样本——巨大的人性矛盾和悖论，正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强烈表现。同样，吴亚丁的《我们的追逐》也呈现了现代城市中的介于财富欲望与生活梦想的心灵挣扎以及由此造成的价值的迷失和自我毁灭的底层百姓。卫鸦的《天籁之音》笔下的城市建筑工石岩在恶劣危险的现实环境中，听见千里之外的“天籁之音”，仿佛回归到美好的精神家园中。与其说这是回归，毋宁说这是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直接导致石岩的生命悲剧，展现当代都市中浩浩荡荡的底层生活和近乎于家园破碎、信仰崩裂的矛盾。
    深圳新移民的精神状态衍生出新的样本，仍不可小觑。他们获得生存条件，却在空寂孤独中迷路了，他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忍受孤独的煎熬，比原先更加彷徨不定，常常陷入存在的焦虑。《丝袜》（徐东）中的主人公李更坦言“我有一种对一切人说话的冲动”，他极力想挣脱孤独，一次次做出令人惊诧之举，变得无比自我。他尝试与外界表达、体验、交流，他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他用一双丝袜结成一个圈套，挂在树上，这个圈套正是“存在的圈套”——徐东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庞大的精神迷宫之中，那儿交织着绝对孤独与相对存在的巨大矛盾。如果把这种矛盾放到深圳城市转型的大背景中，我们发现，城市和人彼此依存，互相存在，人的孤独就是城市的孤独，城市的孤独也就是人的孤独。
    由此可见，深圳作家已经注意到精神困惑与焦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深圳小说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追问现实、拷问灵魂的文学功能。
     （三）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与突破
    深圳聚集着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是深圳小说创作的主力军。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是深圳小说独特现象，是年轻城市中应有的文学创作人文生态。这些作家的崛起首先表现在于全国知名专业杂志发表或出版的小说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引起广泛的关注。吴亚丁、吴君、厚圃、徐东、毕亮、萧相风、卫鸦、钟二毛、凌春杰、秦锦屏、俞莉、宋唯唯、阿北、庄昌平等作家都拥有数量不菲的小说的作品在全国各知名文学刊物发表，各种选刊与年选中入选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其次这些作家的创作旺盛，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各异。再次，连续考察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不难发现大部分人都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式，试图取得创新与突破等等。
    深圳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的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一些优秀作家贴近城市地表，接通生活地气的同时，找到并发扬自己的小说创作美学，取得突破。现实生活中疯狂物质性的渗透下，如何评判底层人物的价值观念受混乱的社会现象、情欲诱惑、时尚享受、生活品质的影响而蜕变，汤奇云认为是个体生存的孤寂感与荒寒感彰显了我们当前都市物质繁荣所掩盖的精神文化危机的存在。作为一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作者，吴亚丁“对当下都市人的内心生活过程与转变的真实揭示，对正处于开放时代人们的精神真相的深层探寻”。（汤奇云语）吴亚丁的小说是基于对深圳城市变革与文化演变的一种深刻认知，他践行了一种新的写作立场，这种立场较之潮汕写作、岭南写作等具有明显地理标签的写作范式，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厚圃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坚持母语写作，追摩潮汕历史人文风情，是领南写作的生力军。同时，他的小说突破了都市文化的限制，多以深圳为背景，通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灵与肉、爱情与欲望、伦理与意志的矛盾与困惑，在这些情感的曲曲折折中闪现人性的辉光。他努力抒写“看不见的城市”，一个隐匿着的城市。梳理这座城市的身世，包括深圳意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城中村和城中村改造、深港两地的生活、农村城市化进程等等。徐东对叙事伦理的突破成为其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主体。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比较少，注重人物的内在精神性，在小说叙事伦理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与尝试。他深喑米兰•昆德拉关于孤独和存在的叙事话语，执着地抒写人的存在，城市的存在，深圳的存在，乃至现代化城市的存在，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城市至少弥漫着一种精神危机即孤独与存在的危机。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命题，徐东小说叙事伦理中的孤独与存在，应该引起重视。
    在最近几年比较推崇的非虚构文学领域，《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成为执牛耳者。之前既有泛滥的打工文学、白领文学、底层写作，也有《打工词典》《马桥词典》等类似的题材样式，但该作品没有拾前人牙慧落入文学俗套，融合多种独特的思考与感悟，构成一部可以作为南方工业生活的标本集，是宏大的现实主义抒写。萧相风通过细致的观察、全面的思考和发自内心的体悟，把创作与自身生活结合起来描绘现实生活，但并非要置换现实生活，而是将真实的生活与个人多维的感知有效融合在非虚构叙事手法中，追求立体的现场感，试图创造另一种叙事权威（Narrative Authority）。《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突破了作者自己和时人的创作套路，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作风，凸显了作家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深圳青年小说作家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而该创作群体的整体崛起，为深圳小说的奠定夯实的基础。
     三、深圳小说发展面临的难题
    （一）深圳小说现代性滞后于社会现代性
    通俗地讲，现代性首先的标志是历史的转折，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从社会维度来说，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深圳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发展，物质生活空前繁荣，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年轻群体崇尚青春、自我、自由文化精神，加之先进科技的运用，全媒体潮流的到来，人们实现文学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与多元化。深圳不仅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且被誉为“设计之都”和“钢琴之都”，提倡文化立市，创意设计，全民阅读，现代性复杂而多变，深圳小说没有呈现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性。
    首先深圳小说一直缺乏史诗性的厚重作品，一些作家对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社会不够重视，对深圳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缺乏感同深受，因而无法掌握特区生活的脉搏，也无法深入了解城市人的真实心态，作品无论内容还是人物都显得苍白无力。纵然有一些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但置于深圳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宏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显得薄弱，缺乏抒写的深度、宽度、广度，缺乏深沉、厚重、浓厚的人文气息。其次文学与社会现实脱节，形成虚假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特别是针对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后继乏力，老套的打工故事充斥文本，语言粗粝，经不起玩味与推敲，作者依赖“伪现实”，对真正的现实缺乏理解力与感悟力；第三，文学作品中人性不够深刻和张扬，叙事单一化、平面化、公式化。文学即是人文，人性是文学永恒的焦点，而当下深圳文学特别是小说局限性较大，叙事美学有待提升，文学创作过于谨慎，缺乏探索创新的勇气。
    深圳小说的现代性，我认为可以向毗邻的香港借鉴经验。曾几何时，国际化、西方思潮以及内地乡土文化、保守文化相继涌入香港，香港文学在众多文化交叉的路径中掩盖，在众多十字路口前迷失。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与反思，现在香港文学更多的是“求异”而不是“求同”，作家追求鲜活的独立个体价值，在长期文学实践中随着历史逐步沉淀而成的一种地域风格。他们掌握双语，遍览多国文化，周游世界，书写旅行游记；他们对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话题均能找到建言发声的切入点，运用自己的睿智乐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掘墓人”的角色。他们在国际文化领域中找到属于自己地域的一席之地，把视角抛向更广阔的国际空间，反而更能体现现代性的价值和特色。
    （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深圳在经济上长期充当领头羊和先锋号的角色，但近年来深圳文学渐渐变得保守，程式化、内地化、官僚化现象较为严重，作家们在赶超内地文学的征程中艰难前行。深圳小说遭遇“转型期综合症”，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像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与新城市的面貌，崛起的特征并不协调。打工文学似乎能完成这一困境的担当，但打工文学能否匹配高速变迁的城市，适应新的文坛发展，对城市化、都市化的进程予以抑郁伤感和痛斥批判的态度，能否与深圳的城市文化相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学格局中，曾一度向乡村、历史转向，吴亚丁称为陈旧的“古董”、“做旧”。实际上，文学应当是有时效性和前沿性的，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同时代现状相契合，才能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深圳小说作家不能只是缅怀、感伤，而是要关注城市的新貌、人们当下的精神状况、新时期的冲突和矛盾等。白领、金领渐渐成为深圳城市生活的主角，他们所面对的职场、官场、小资生活理应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与精神同样值得关注。为此，深圳小说应把视角更多地投向新时代的城市文学，应该多关注城市热点，写城市的文学、都市的文学。深圳作家的社会角色需要转型，应当“直面当下”，以“现在进行时”取代“过去完成时”，把城市的新近热点纳入创作素材，比如让文学作品介入紧张的医患关系、高涨的房价、拥堵的交通等基层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
    深圳是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二线城市或农村移民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情感意识、西方国际化思潮未必能完全有效融合，和其他内地城市如上海、重庆、天津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深圳文学也必须审视自己，在不断摸索中找到自己的DNA，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应重新修正“打工文学”、“乡土文学”一类的陈旧标签，在左右摇摆中努力寻求新的写作方向。
    我们欣喜地看到，基于现场与在场的现实主义的“南方写作”正在初露端倪。这种写作理论是拒绝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地生产作品，而是用先锋、现代、新奇的笔触描写社会热点，与城市进行深度互动。他们笔下的小说创作，越来越有新时代“城市寓言”的味道，一批70后中生代深圳小说作家已开始对城市各个方面深入叙事，将文学的社会性、都市性重新拾起。
     （三）深圳小说存在叙事危机
    1990年，戴木胜在《特区文学》撰文指出“特区作品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不少作品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真正反映特区生活、能够引起人们心灵震撼的重头作品太少，更遑论全景式、史诗般反映特区生活的作品。”这个观点在今天深圳的小说创作中同样适用。新城市崛起背景下的深圳文学同样存在故事与叙事的悖论。深圳作家从全国各地而来，既有童年的记忆经验，又有都市的生活体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都市建设，耳闻目睹城市的巨大变化，因此他们不缺乏故事，但这些故事只作为组成小说的机械构件，停留在运动关系的起承转合，作者止步于讲完某个故事，往往造成典型性不强，读者过目而忘，他们没有找到有效的叙述伦理，换句话说，关注故事本身多于故事的叙述方式，导致文本的无力。这是深圳小说的短板，也是小说作家要克服的尤为迫切的问题。
    叙述技巧与叙事伦理的不成熟，是造成故事单薄的主要原因。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以其自己的言说方式和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异质，它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深圳小说作家的叙事方式大同小异，公式化严重。小说是以虚构的语言发现暗藏在普遍世界的真相和道德准则，小说家的理解力决定了作品的高度，缺乏深度理解力的小说始终是平庸的小说。深圳小说没有把故事的语境置于深圳乃到全国的显在与潜在的变化当中，没有从同质的现象中发现异质的东西，对人物或事件的剖析过于简单或急促，导致小说的发现力与理解力相对不足。可以说，深圳小说面临巨大的叙事危机。
    （四）小说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待构建
    深圳的产业升级催生了新生代工人，他们是90年代后第二代新生劳务工，家庭身份、教育程度、社会观和价值观、心理认同等都与第一代劳务工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同时也极富挑战性。
    深圳城市更新进程中，新的未知的生活方式与旧的既定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偏差或落差；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与未得利益者的激进斗争形成新的社会人文结构；作为城市的主人，对城市归属感、自然人、社会人等复杂的心理关系演变……这也是文学创作面临重大的课题，是最为复杂的语境。
    随着与港、澳、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异质的新文化与深圳文化短兵相接，必然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带来更广阔的叙事题材，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多元化对话考验着深圳作家。
    总之如前文所述，深圳面临多重叙事语境，社会变化巨大，诸多矛盾逐渐凸显，深圳小说虽然有一些反映，但总体看来，认知还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有些作家仍然沿袭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思路；有的人急于求成，眼光狭隘，局限于深圳区域内的文学标本，缺乏高远的情怀与抱负；面对转型时期复杂社会现象缺乏探索的勇气与信心，无从下笔；干脆置之不理，与现实割裂开来，玩弄西方写作技巧，钻进叙述的死胡同。张军认为，深圳至今缺乏对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理解力的作品；缺乏反映深圳改革开放宏阔历程、千百万深圳人艰难拼搏的“宏大叙事”；特别缺乏颇具思想穿透力、震撼心灵、充满人文气息的时代扛鼎之作。
    深圳的崛起发展，是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历史叙事的机遇，深圳小说应充分挖掘城市特质，深入社会现实，体验当下生活，以崇高的人文情怀和多元化的叙事维度，构建小说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相信深圳小说会出现横阖历史、感慰人心、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
    1．于晓峰.现代性视域下的边缘叙事——八九十年代深圳小说的一种解读[j].《阴山学刊》，2007．10．
    2．汤奇云.南方叙事：资本化时代的精神肖像——吴亚丁小说印象[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2）．
    3．白烨.命运与时运的交响回旋——2009年度长篇小说概评[N].光明日报，2010.1.18．
    4．雷达.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N].《人民日报》，2009．
    5．刘学强等.文艺评论选[M].海天出版社，1992．
    6．林雯.厚圃：对乡土的眷恋，就像重返精神家园[N].晶报，2011.4.10．
    7．张军.呼唤反映改革开放宏阔历程的力作——“改革开放与深圳文学发展”学术沙龙综述[N].深圳特区报，2009 .3 .24．
    8．病根相似，症状不同，深港文坛患转型期综合症[N].南方都市报.2011-9-28，SA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