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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险，五溪水急。偏于一隅的化外之地——湘西，历来都闪烁着诗性光华。她孕育了屈原的浪漫之思，寄寓着陶渊明的桃源梦想，在沈从文笔下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生发土壤……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的苗族作家蒲钰，他真诚而热烈地拥抱着这块热土的同时，也用《我还活着——一个湘西土匪的自述》思考与书写着湘西山民的独特命运，唱出了一曲坚毅深情的生命之歌。 作品以狗娃曲折变化的命运为线索，展示了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与时代巨变。在时代与命运的巨手中，狗娃犹如洪流裹挟的孤叶，在一种无法预料更难以掌控的命运中悲怆向前。从一个淳厚朴实的山民，到只身砍杀美国大兵的通缉犯；从一个生活贫困的流民，到啸聚山林的土匪；从社会解放的“毒瘤”到抗美援朝的英雄；从必须清除的“四类分子”到与老伴相依为命的“没脑壳”的伤残老人……社会政治史与个体命运史的纠结中，个体无法明了自我的社会身份，更遑论生命的意义与尊严。审美情感冲突激荡，人生境遇起落无常，爱恨情仇混沌交错，无不让人感慨良深。或许，狗娃这一边地山民身上没有新锐的现代理念，也没有深沉崇高的传统信条，但就在他那言行与思想深处却潜藏着一种坚韧质朴、怆然深沉的生命意志，简单说来就是“活着”。这种意志，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是超越性的信念，它简单而丰富、质朴而坚实，它是源自生命自我保存的本能，是连接广袤乡野与博大民间的精神血脉。在老年狗娃以“我还活着”的姿态面对既往的苦难与血泪时，在他“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土匪，也没有英雄，只有一些纯粹的人”的人生感悟中，在他艰辛曲折的人生命运中所听到的是一曲悲怆深沉、坚毅雄浑的生命之歌，是一种深藏民间连接大地的浩荡前行的磅礴精神。 从作品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蕴来看，它与余华的《活着》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但与《活着》中福贵所采取的“忍受”立场不同，狗娃在各种人生境遇中都勇于抗争、无畏前行。虽缺乏现代理念的引导，也不是自觉自为的抉择，但却处处体现出湘西蛮地强悍的生命气息与血性精神。非但如此，狗娃内心比福贵更为丰富与温柔，有着刻骨铭心与执著坚贞的爱恋。对梅花的爱，是引导他穿透苦难人生的光，也是其生命深处“活下去”的精神源泉。“回到梅花身边”，与自己心爱的人相守相依的意向，牵引着狗娃离开蚂蚱洞的银杏，让他大胆无畏地走向芷江城头报仇，让他在冥冥中冒险前往飞云寨，让他在沉重的伤痛中有着幸福的想念，让他在荒谬的时代与非人的折磨中得到温柔的慰藉。这种简朴而单纯的爱，是民间底层最为原初的生活渴念，是人间至为简单而永恒的真情……正如弗洛姆所说：“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但爱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正是这种单纯而执著的爱，让狗娃的粗拙简朴的生命变得丰富而细腻，获得了充溢的价值与尊严，也让作品在沉浊与悲怆中增添了盎然深情和无比温柔的旋律。 《我还活着》不仅有着深沉复杂的审美意蕴，更氤氲着浪漫的审美情调与灵动的诗性之光。这种浪漫诗性首先来自狗娃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追踪红色山羊时坠落悬崖而绝处逢生，飞云寨中与梅花的意外重逢，朝鲜战场和菊花的惊喜相认，以及朝鲜战场上的大难不死……扑朔迷离的身世、曲折变化的命运、悬念迭出的情节，让人在叹服于作者悬念设置、曲折叙事的高超艺术时，更让人在大起大落的情感张力与命运转折中体会作者在表现“活着”的悲怆与坚毅上的良苦用心。作品中的浪漫诗意还来自其鲜明的地方色彩与独特的民俗风情。湘西那蛮荒苍莽的山野、美丽神奇的传说、粗犷质朴的山歌、三瓜四柱的吊脚楼，还有下套子捕猎、坐板凳招亲、贵人水洗澡、吃阴米饭、喝黑油茶、饮糯米酒，无不向读者展示出了湘西独特的生活形态与民俗风情，也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神奇浪漫的艺术国度。 还值得称道的是作品流畅优美、清新自然而又诗意充盈的语言。整体来看，作品的语言是以湘西生活语言为基础，但其对生活语言的运用并不只是方言的展示，更在于凸显山野边地人生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同时，作者在广泛吸收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又熔铸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诗性感悟。从而，其文字既不失生活的质感，又有着灵动的韵律；既酣畅淋漓，又意味隽永；既质朴清新，又诗意丰盈…… 原载：《文艺报》2012年09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