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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等地自六朝始就是文学世家的聚集区，经唐宋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既有其地域的自足性，又有其地域的外联性。就其内部而言，浙东与浙西无论是文学世家数量、类型还是世家文学传承，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时又呈现出文化的一体性，有着独特的地域特征。 浙东重“醇雅”浙西尚“博雅”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共225家，基本上聚集在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和宁波府，这五府共有186家，占全省的80%以上；浙西地区又远多于浙东地区，浙西共有135家，浙东则有90家，两者所占比例分别约为60%和40%。可见，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浙东与浙西两个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类型看，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可分为文学主导型、艺术主导型和学术主导型，其中文学主导型占绝大多数。在类型上，浙东与浙西的文学世家有鲜明的地区差异。浙东文学世家多为学术主导型，如余姚黄宗羲家族、会稽章学诚家族、鄞县万泰家族和全祖望家族、定海黄式三家族、瑞安孙诒让家族等。对浙东文学世家来说，文学是经史学术的余事，强调文学对经史的依附性。浙西文学世家则多为文学主导型，兼有艺术主导型。前者如海宁查慎行家族，秀水朱彝尊家族、钱载家族、李良年家族等；后者如钱塘潘庭筠家族、仁和钱树家族等。浙西文学世家以文学或艺术为本位，以学术为余事。 浙东与浙西的世家在文学传承上也有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浙西尚“博雅”，文化观念更具开放性，而浙东重“醇雅”，文化观念更具正统性。最典型的就是章学诚与袁枚的对立。袁枚主性灵说，并且广收女弟子，此举遭到章学诚的激烈批判。章学诚认为：“从来诗贵风雅。即唐、宋诗话，论诗虽至浅近，不过较论工拙，比拟字句，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这体现了浙东“醇雅”与浙西“博雅”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观念在个体家学中的对立。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呈现出东西差异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理环境。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基本上集中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然而浙西的杭嘉湖又处于江南的最核心区域——环太湖地带，处于多省交界处，且杭州为省府所在地，这不仅使浙西更为宜居，而且有助于浙西世家的外向联动和交流，形成包容型文化。二是经济发展。两浙的平原经济都较为发达，但浙西经济更具独特性，以蚕桑业为基础的工商业异常发达，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豪商巨贾。商业经济发达不仅有利于家族生存，而且促进了家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三是文化传统。从科举和藏书两项主要文化指标看，浙西都强于浙东。据《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统计，清代浙江省共有进士2808名，杭嘉湖绍宁五府共2553名，占总数的90.9%；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是62.9%和37.1%。而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清代浙江私人藏书超万卷以上者共有137人，杭嘉湖绍宁五府共有101人，占全省的73.7%；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是62%和38%。四是学术渊源。自宋代以来，“浙学”就表现出“东”强“西”弱的特点，章学诚对两浙学术特点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而他自己也强调“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学术上的“东”强“西”弱恰好与文学上的“东”弱“西”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东西差异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化一体性 尽管清代浙东与浙西文学世家的次生地域特色相当鲜明，但两者又不完全是对立的，相反，浙东与浙西文学世家在文化整体上有着水乳交融的一体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化源头上具有同源性，家学传承上具有趋同性。 从文化源头看，黄宗羲无疑是清代两浙文化理论重构和阐释的先驱，为两浙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哲学思想上，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学脉绵延不断。在文学观念上，他一方面提出“史亡而后诗作”，认为诗歌具有“保存‘心史’即精神史”的重要功能，重史的基础上凸显了文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宋代诗文的价值作出全新的估量，突出了宋代诗文的独特文学意义。这种文化观念十分易于被曾处于抗清前沿阵地的清代两浙地区及其文学世家个体所接受和传播，有着广阔的文化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黄宗羲又辗转讲学，广授门徒。不仅宣传了其学术文化思想，而且通过其学生门徒的接受消化，直接成为两浙文学世家个体家学的文化源头。此外，黄宗羲的家族联姻也为其学术思想的传播拓展了新途径。 从家学传承上来看，两浙许多世家在乾隆以后具有由文学主导型走向学术主导或艺术主导型的特点。这种走向与两浙特定的地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浙江是反清的前沿阵地，浙江成了清代文字狱的重灾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秀水李氏世家，清初的李良年、李绳远、李符等人承其家学以文学名世，称为“前三李”；进入乾隆时期，李良年曾孙李集开始以经学名世；此后，李集子李旦华亦留心经术，而李旦华子李遇孙、从子李超孙、李富孙皆以经学著称，称为“后三李”。李氏家族也由文学世家走上了学术世家。这种家学趋同性发展，除了外在因素外，还有其内在因素，即两浙普遍重经史的文化传统。张仲谋指出清代浙派诗学具有“宗宋、主性情、重学问”的特点，这正是两浙文化传统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显然，两浙家学由文学走向学术不是无源之水，在特定的外在条件刺激下，自然是水到渠成。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化一体性是其地域文化自足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两浙文学世家作为整体而区别于江南其他区域文学世家的重要特征。同时，由于浙西地区处于环太湖流域，两浙文学世家除了有其自足性地域文化外，还能广泛沟通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交流。这样，清代两浙文学世家拥有自足性与开放性的双重文化特征，有着独特的地域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