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特色的淡化和隐失
    

    评论陕西长篇小说，文学的乡土性和地域性文化阐释是个绕不开的视角。这一思路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学研究热潮而一度成为流行，却也切近和吻合了陕西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从柳青、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的长篇创作中，典型地体现出陕西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流的鲜明地域文化色彩，从乡土题材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进入，很大程度实现了对陕西文学的总体观照，也相当有效地把握到了这一文学群落的文化审美特征。
    

    乡土写作曾经是陕西长篇创作的立足点和传统优势，而近年来除了贾平凹《秦腔》引起人们对“后乡土”叙事的关注外，其他乡土题材的长篇作品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影响，或者说，乡土叙事本身已经汇入了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艺术表现之中，不再占领陕西地域文学中的首席位置了。
    

    陕西文学的乡村乡土式单色调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改变，到后来，作家涉足生活的领域越加宽泛，小说题材五花八门。越来越多的长篇新作，难以用农耕生活和地域文化来框定。比如说，叶广芩的《采桑子》动用的是与中国历史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满族贵胄家族生活题材，且京味浓郁。红柯一直沉醉于边疆民族自然与人生状态的意象描画，长篇《西去的旗手》和《生命树》更为宏阔地展现了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杜文娟近期热衷书写旅行西藏的体验，纪实性长篇《阿里 阿里》给读者的不只是西藏的神秘，而是阿里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方英文的《落红》和《后花园》表现都市世态人情和知识分子破碎零落的精神状态。马玉琛的《金石记》写长安城里古董界的奇人异事，流溢着古往今来的传统文人气韵。李春平的《步步高》和《领导生活》涉笔“官场”，写出了“政治生活”的新气象。
    

    在当代文学从“乡土”到“都市”的转移中，陕西文学算是比较滞后的，而一旦突破“写什么”的自我限制，对文学世界的全景展示就表现得相当出色。比如，陕西新锐女作家周瑄璞、唐卡、王晓云等，几乎都擅长都市题材，她们笔下的“欲望都市”和深陷其中的女性形象，让读者完全看不到所谓的地域特色。超越陕西文学既成的高度，可能首先要面对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随之改变的人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发展新的生长点上出现的这些长篇小说，可能还没有抵达艺术自足的理想境地，但从中可以看到地域性文学新变的巨大潜力。小说创作在淡化和隐去地域性标识时，也正努力走向更为壮阔的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怀，更加深刻地揭示人的灵魂奥秘。
    

    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
    

    与“去地域性”相联系的另一重挑战，是长篇小说对“厚重”的“史诗性”艺术使命的卸除。“史诗性”追求是陕西文学引以为豪的传统，“去史诗化”意味着要比前一代作家更加彻底地摆脱文学宗师的影响，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
    

    叶广芩的《青木川》试图拨开主流话语构建的“大写的历史”而寻找存活于民间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她没有刻意于小说的“史诗性”营造，却在接近和走入历史现场的努力中，讲述那些纷繁杂乱而又意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发现其中人性的美好与幽暗。方英文和马玉琛的小说用不同的笔墨展示了当下文人普遍存在的回归古典、民间与故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取向，反拨了长久形成的知识分子以承载政治道德理想为文学诉求的小说传统。擅长写老西安的作家鹤坪创作的《民乐园》，满篇的市井男女与古旧风烟，他用百年西安的风俗民情构筑的“文学历史”，显然是更远离宏大叙事传统的。
    

    长篇小说的简约化和轻灵化是易引起文坛批评的一种创作倾向，对简与繁、轻与重和俗与雅的不同价值认定，反映的还是一个文学思想和小说观念问题。小说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在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生成，负载民族国家复兴和社会政治变革使命的小说观念，长久地影响乃至决定着作家的艺术创造和读者的价值评判。事实上，很多小说家离开传统而毅然转身，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重大变革的力量推助而致。当你我身处于自由、松散和满地文化碎片的多元化世界，小说为实现多种功能意义而选择不同的创作路向，也是一种必然。有意思的是，当小说背离了近传统，开始亲近民间、认同世俗乃至走上市场化的道路时，却续接了中国小说传播“街谈巷谈”、意在娱乐消闲的远传统。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当然不可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了。
    

    甩开无形的手，走自己的路
    

    “地域性”和“史诗化”中隐含着集约和趋同的意思，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即使以地域特色和史诗品格为标记，也一定要将不可复制的创造个性体现在作品当中。在陕西地域写作中，贾平凹是最出格、最另类，也引起最多争议的小说家，他的求新求变不仅表现在抗拒外在潮流力量的制约，也表现在他对自我的突破，对既成的小说创作模式的不断颠覆。贾平凹的创新常常是试验也是冒险，他有“胡作非为”的勇气，也敢于付出失败的代价。贾平凹较早地意识到传统的史性框架和写实方法对自己的束缚，长篇《浮躁》完成后开始新的艺术突围，从《废都》、《白夜》，一直到《秦腔》、《古炉》、《带灯》，他在自认为适合自己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来，文学潮流不断更迭变迁，争议乃至批判持续存在，贾平凹不为所动的坚持，成就了他自己的文学风景。
    

    “贾平凹现象”表明，文学的问题不是作家的年龄问题，至少首先不是作家群的代际传递问题。贾平凹成名时也不过30岁左右，迄今依然是陕西作家中的领军人物。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被认为是作家的大器晚成、后发制人之作。可见一个作家可能在他成长以后的任何年龄段写出优秀作品，况且，时间和读者最终选择哪一个作家和哪一部作品留给后世，也非人为的策划和单一的因素可以决定的。换一种思路，“断代”也可能意味着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正带来文学新的生长点，新一季收获的希望正潜藏在新一代作家蓄积力量和勤勉耕耘之中。
    

    正如陈忠实所言：“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陕西新世纪十多年来出现的大批长篇小说，容纳了不止一代作家在各自创作道路上取得的坚实成果。所谓文学整体上表现出的突破地域文化和解构宏大叙事的新面貌，具体落实在了长篇小说不同的艺术创新上，若以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为角度，粗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现实主义仍然是陕西作家构筑长篇小说的首选方法，并且通过他们的个性化创造，焕发了现实主义文学新的艺术生命力。除了贾平凹不断刷新陕军长篇小说新的记录，一批实力派小说家如叶广芩、杨争光、冯积歧、马玉琛，新近崛起的吴克敬、李春平、安黎、鹤坪等，都推出了文坛普遍叫好的现实主义力作。他们的创作，让那种涵盖性的时代社会性内容逐渐淡化或成为背景，显露出的是作家主体的真实和审美化的叙述方式，即使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每个作家也都要执著地发出独特的声音。
    

    在长篇小说个人化的艺术追求中，作家们越来越自觉地进行着小说文体的探索和实验，策动小说观念和叙述方式的全方位新变，有些也将局部的主观变形手法融入到整体的写实文本中。寇挥是陕西文坛上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新锐作家，他那种色调沉暗却犀利冷峻的笔法，贯彻到了他的长篇《想象一个部落湮灭》之中；女作家冷梦推出风格突变之作《西榴城》，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这些另类写作可能不尽成熟，但对写实传统积淀深厚的陕西有着特殊的冲击意义。
    

    高建群和红柯一贯以诗意浪漫的风格享誉文坛，高建群的《大平原》书写关中平原上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作品氤氲在磅礴大气、炽热多情的主体气韵中，再一次凸显了作家的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秦巴子《身体课》的艺术格调轻灵秀美，蕴含着诗性情致和智性思考，小说主体精神形象超拔脱俗，这与作家的诗人身份有关。
    

    是作家“去地域性”和“去史诗化”的自觉努力造成了陕西长篇小说的意趣各异，还是时代赋予的自由文化选择，塑造出作家群体全新的个体形象，让陕西文学辉煌的传统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多向促进和全面生成应该是更客观更公允的答案。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衡量和作出怎样的评判。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长篇小说的繁荣时代，但萦绕于耳际的，充斥于各类报刊的，更多的是质疑和批评，是失望的乃至悲观的声音。走出共名时代、难以找到主色调，乃至无法完成全面阅读的长篇小说发展现状，本身就形成了对批评家新的考验。
    

    就陕西文学，评论界曾经热衷并自信的地域文化性把握和史诗性评判，对于已经挣脱了地域限制的自我行走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有效？当年几部轰动性的长篇巨制就可以证明一个繁荣时代来临的评判标准，可否依然切合于当下的创作实际？当小说回到小说艺术自身，回到每个爱小说和写小说者的身边，小说世界却变得和以往如此不同。一面是长篇小说海量增加汹涌而至的现实景况，一面是小说艺术全面衰退、沉沦。是我们对小说的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真的需要重新思考小说观念以及价值认识系统？
    

    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曾经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强有力的一脉，今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也还是中国长篇小说时代变化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表现。无论数量上的逐年成倍上升和质量上的雅俗互见参差共存，陕西文坛都可以折射到全国。地域性问题放大了讲就是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对于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的反思，也是回返中国百年文学和重估传统价值观念时难以回避的核心艺术命题。这样看，考察陕西地域的长篇小说创作群体，其意义就宽阔了。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02月26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